要實現第三類品牌消費的狀況,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個歷史過程,一個人由初富但行為習慣未變,或者初變但不能適度掌握分寸,到因為有了較多的經驗教訓而進行了適當的調整,這是一個行動嘗試與反思調整的流程。而如果具體到今天的中國社會精英中,我們已經看到品牌影響的四個基本類型:一是公務精英,以黨政官員為主,他們的品牌基本表現以中檔為核心,但在家居家裝家具家電品牌的中高檔化,與相對外化的服飾、汽車、首飾品牌的中檔化形成一個有趣的組合;二是高管精英,他們在外化品牌上的高檔化與私人空間品牌的中檔化形成一個與第一類人群相反的組合;三是知識精英,呈現在內外化品牌選擇中的普遍中檔化與偶然高檔化組合的模式;四是財富精英,在內外化品牌選擇中的普遍高檔化、多樣化與變動化的傾向,但在個人用品品牌中也有中檔化組合,多樣高端品牌的匹配合適性也常有問題,而富二代的品牌檔次提升與匹配水平更為全面健全、徹底、內行。
當人們生活水平進入到有剩余購買力與剩余時間的階段,生活方式化的消費就會發育,而這一消費方式的典型樣式,就是人們已經有可能實現想的與實際購買的產品品牌一致;產品樣式與品牌地位的重要性超過了功能;生活系列中各產品與品牌之間的匹配重要性超過了一般的所謂功能品質的重要性。這時,人們會越來越重視不同的產品的符號資源水平將自己與他差異化、特色化與價值外化的作用。換言之,我看起來怎么樣的作用,或者我們以往所謂的面子作用居于更為有限的位置。有人曾經以中國人好面子消費作為反對奢侈與時尚消費的理由,其實對中產人群或者說是這個社會相對精英的群體而言,面子消費或者說樣子消費或者說派頭消費或者說符號消費,已經成為消費的核心。是的,我們依然存在著大眾消費,我們也沒必要貶低大眾品牌,但是我們只會用超低成本生產超多數量的大眾品牌的時代,要為低成本大眾品牌、中附加值的時尚品牌與高附加值的奢侈品牌構成的品牌結構替代,并因之而重視包括產品設計、終端設計與服務設計在內的新的需求表達機制與積極開發與匯集相關符號資源而形成新的市場供應能力,否則精英的購買力資源就會外流與變異,人們的符號性消費需求就只能借助于更多的外來品牌得以實現。事實上,中國目前的消費精英階層的發育已經大大超過了設計進步、市場反應能力與政策對應框架,因此我們到了一個對于所有這些元素進行重新設計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