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說來，本次通脹其實在兩三年前就已形成預期了。世人焦急地等待著的，只不過是這一預期的實現而已。既然通脹早有預期，是遲早的事情，那么對于擴張型政策的退出，以及緊縮型政策的出臺，也該是早有心理預期。時間不是重點，重點是早知擴張型政策會退出。那樣，面臨央行如今一系列的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應會很淡定。再進一步看，如果早就預期到擴張型政策會退出，那么除非我們撞大運，正巧趕上退出時經濟復蘇，退出后通脹很快得以解決，于是整個宏觀經濟都處在良好的軌道當中。可這畢竟是一廂情愿的想法。當政府開始考慮退出擴張型政策時，總會顧及退出的后果，即原本可能衰退的經濟是否會因為退出而真的衰退？或者原本就已衰退的經濟是否因退出而復蘇無望？這種擔憂會導致退出決策的拖延，從而使得退出的時機變得無法把握。
什么時候政府會選擇退出？當然是不得不退的時候。而這個時點，恰恰是通脹可能開始要大踏步往前走的時候。結果，當政府真的開始退出，此時的通脹已形成一種趨勢。緊縮型的貨幣政策會降低流通中的貨幣量，卻無法降低人們心中的通脹預期。家庭的通脹預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眾多國家和地區已讓各自的印鈔機印刷了太多貨幣，這些貨幣在經濟系統中流通，只能緩慢地被抽走。而考慮到現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經濟復蘇緩慢，這種抽貨幣的過程也是小心翼翼，因此，在一定時期內，貨幣還在泛濫著。二是當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央行開始提高利率的時候，意味著資金成本在上升，加上原先通脹所帶來的其他成本因素增加，迫使企業不得不設法向下游轉嫁成本壓力。這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家庭不但不會因緊縮政策而削弱未來的通脹預期，恰恰相反，家庭可能會加劇未來通脹的憂慮。
更嚴重的是，家庭在央行普遍采取緊縮政策的時候，又會產生一種新的擔心，那就是，如果各種成本都上升了，擔心企業因此會普遍提高產品價格。比如現在超市里的方便面、餅干等都開始提價了，于是希望自己的收入能夠應對這種生活費用的上升，而這就意味著人工成本上升。連鎖反應是，企業的要素成本持續上漲，除非企業能夠向下游轉嫁成本負擔，否則企業要么無法支撐這種成本上升而關門，要么降低產量。無論出現哪種情況，反過來又會傷害到家庭消費。如果產品提價成功，則家庭生活費用將更高，進而又進一步產生提高收入的要求，如此循環，變成了物價、工資的螺旋式上升。如果是企業減產或者關門，那么意味著宏觀上總產出會下降，從而經濟增長變緩，相應的對勞動力的需求會下降，進而失業率上升。
一旦家庭上述擔心開始形成，并且普遍化，那就意味著在預期未來通脹的同時，也在預期未來的經濟增長率放緩和失業率上升，也意味著家庭在退出政策開始實施時就開始形成了滯脹預期。這恐怕才是當下宏觀經濟的重大隱患。按休斯等人在《美國經濟史》一書中所給出的數據，美國1976年時的失業率是5.8%，到1980年是13.5%，而同期的通脹率，1975年是8.5%，中間略有波動，但到了1980年還是7.2%，這段時期的CPI平均達到了8.8%。這是典型的滯脹。而帶領美國走出滯脹困境的經濟政策，究竟是貨幣主義的政策獲勝還是里根的供給學派的想法獲勝，直到今天還存在爭議。就經濟史的視角而言，比如休斯等人的著作，都無一例外給出了一些關鍵的共同信息，而這些信息似乎被許多宏觀經濟學家所忽略了，大家都糾結于需求管理、貨幣規則，抑或減稅等問題，而真正對走出滯脹做出貢獻的，很可能是家庭和企業預期的變化！也就是說，很可能是央行和政府相關部門把握了預期的有效管理，才使得宏觀經濟走出了滯脹。而史料也反映出，當時美聯儲和相關部門的確在著手重點管理家庭和企業的預期。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線索，值得細細思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