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國有30個省市自治區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增幅大約在24%。進入今年以來，目前有6個省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今年還會有相當多的省區市要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這是 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對中國去年以來發生的薪酬整體上漲的闡述。
通過“行政手段”強制性提高勞工薪酬，其中既包含著政府對民生的關注，也不乏各地區政府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對越來越稀缺的人力資源的搶奪。尤其內地各省份、非一線城市對薪酬大刀闊斧的調整，早已連續多年將西部沿海省份和一線城市的平均薪酬增速甩在了身后。加薪正在成為新一輪資源分配調整的起點，在勞動者工資單數字的背后，展現的是區域競爭的博弈力量。
政府介入勞動者薪酬定價領域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希望通過“勞動力成本提升傳導壓力”來刺激產業升級的愿望。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原材料價格全面上漲，勞動力價格普遍上漲的浪潮亦同時涌現，毋庸諱言，對于沿海發達城市而言，“劉易斯拐點”確實已經來臨。
在教科書之中，“劉易斯拐點”論提供的是這樣一幅圖景，即勞動力要素在無限供應時，由于供過于求而毫無議價能力，而當其供求關系逆轉時，其議價權將大幅度提升。但是，與經典的教科書論述中只有城市-農村兩個經濟部門的模型不同，在中國，我們所見到的經濟結構是“國內市場-國外市場”，以及在國內市場中的“城市-農村”兩個層次的市場部門。在這一模型中，議價權的爭奪戰有著更為微妙的力量均衡和更為豐富的層次變化。
必須看到，在農村勞動人口無限供應的漫長城市化過程中，由于在城市經濟部門之外，還存在國外市場因素，這導致中國的沿海城市未必是農村勞動力價格被壓低的最大獲益者。恰恰相反，由于在國際垂直分工的經濟結構中，中國處于所在的低端制造環節往往處于利潤微薄、定價權旁落的不利地位，因此，很有可能在漫長的中國的外來工入城過程中，最大的獲益者是國際貿易部門和國外的消費者。
有數據顯示，1955?2009年，日本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占主營業務成本的比重平均為17.75%，而中國2009年 上市 公司中，所有制造業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占主營業務成本的比重僅為8.9%。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嚴重低估，即使按照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20%，至少還可以持續9.29年。
這就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疑問，即當中國的農村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轉為供不應求時，勞動力價格向合理回歸，中國的城市制造業和服務業，有沒有能力大幅度提高勞工的薪酬？要知道，作為定價權掌握者和最大受益者，當中國的勞工成本提升時，國際資本完全可以采取轉移的方式，來繼續實現勞工價格最低化。這就是說，中國的勞動力供求拐點未必是全球的勞動力供求拐點。
從本專題中的珠三角勞動力收支調研中，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力成本提升帶給制造業的壓力，正開始向貿易商和品牌廠商傳遞。如果說，前兩年制造企業還在憂慮如何爭取貿易商和品牌商的訂單，那么現在，則輪到了貿易商和品牌商主動找工廠幫忙生產。長期以來，它們都是整個產業鏈條中利潤最高的環節，當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每個中間商都面臨選擇，要么利用其品牌影響力說服客戶和消費者為增加的成本埋單，將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壓力傳遞到下游、甚至終端消費者，要么它便需要從自己的利潤空間中擠壓出一部分消化這部分成本。
那么，作為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10%左右的出口大國，中國是否有實力在全球 供應鏈 條上議價，以此系統性地提升中國貿易的競爭力？而另一方面，如果要實現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企業能力的升級，又應該如何處理薪酬手段所難以觸及的問題呢？
作者系《南方都市報》評論員、區域經濟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