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以《莊子》內七篇為文本基礎的莊子哲學研究，得益于前輩學人的敏銳洞察和扎實考證，特別是劉笑敢教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卓越貢獻。對莊子本人著述的辨明，使我們有可能進探其思理所達之境。
隨著文本和思想闡發的次第深入，我們將會看到《莊子》內篇令人驚訝的整體性和完成度：思想與概念展開的高度一致，精巧到近乎無跡的結構安排，看似偶然實則必需的敘述方式。基于這樣的認識，以最莊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看似細小的文本起伏就成了當然的選擇。
關于莊子，我們所知甚少。所能做的，不過讀其書，“想見其為人”而已。莊子之文章漫無際涯，若戲為之者，然其根柢處沉潛深致，非端謹嚴肅之至者不能為也。
從夾雜在擬想的對話之間的論說看，莊子是完全可以于曉暢平易中見幽遠義蘊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寄微言于荒唐、托至理于謬悠呢？《天下》篇的作者明確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給出了解釋：“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天下》篇里的“卮言”“重言”“寓言”之說或出于《寓言》篇，然兩者義趣迥異。
《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
在《寓言》篇作者看來，莊子用“寓言”“重言”，旨在博取世人的信重。以莊子之超然自得，何致為取重于人而為此浮薄造作的修辭伎倆？《天下》篇作者取“寓言”“重言”之目而舍其臆解，概亦以為膚淺俗陋，不足道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于莊子的精神確有會心處，但同樣沒能揭示出莊子的敘述風格背后的不得已。
在莊子的世界里，能抵達至德之域的只有極少數“有圣人之才”的人。而見獨者之所見又在根本上無法進入言說和思想。言說不可言說者，是莊子不得不注目的深淵。莊子不是第一個面對哲學的語言困境的，然而只有他駐足不前，將目光沉入至深的黑暗。以無條件的真知為追求，就只能以各種形態的“嘗試言之”彰顯不可言說的靜默。
考慮到莊子的哲學指向，直接以作者身份出現的著述，會有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說話的這人到底是誰？如果是至德者，至德所知不可言說；如果不是，那他所言說的又怎么可能是真知呢？不同進境的問道者、聞道者和知道者間的虛構對話中，至德者及其所知雖隱在背景，卻是對話得以展開的樞紐和動力根源。如何理解至德者的真知之境，往往是對話的核心主題。即使是那些沒有談到至人的對話，對不可言說者的某種理解也潛藏在思理的根基處。莊子的敘述方式是真正誠實于自己思想處境的選擇。
莊子給人以超逸絕凡的印象，主要是因為鯤鵬、罔兩、渾沌等擬人化的寓言。其實，《莊子》內七篇里這一類的故事不過三數章而已。鵬之遠舉，喻示的大概是思致之遼遠無極。罔兩附景而有，是黯弱之至的存在，則極幽至微之處亦在所思的范圍。渾沌之死是歷史性遺忘的開始。莊子為文之用心處，豈徒然哉！
拒絕接受一切成見的思考者，其內心大概是冷的。然而莊子卻有極溫暖的一面。他對人間世的種種危險的警醒，更像是老到世故的忠告。可見其心底里的不忍。對父母的“不擇地而安之”，更是莊子不能置諸懷抱之外的。看著在“儒、墨之是非”中一天天沉落下去的世界，莊子觸摸到了某種歷史的必然。還是守在漆園吧，“與天地精神獨往來”，至少還可以有一個否定性的自主空間。但總得留下些什么吧，留給還妄想要“知其解”的后來者——終歸還是不忍。文本是歷史性思想主體的精神遺跡。透過種種思的努力的印痕，試圖在重現的過程中遇見曾經的偉大。本質上還是懷古——仰望中的憑吊。穿透歷史，在目光的盡頭，似乎真的看到了什么。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