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盡管有“雷布斯”、“陳布斯”等各色頭銜，但他們都不姓喬。一個被反復提及，苦苦追索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出不了喬布斯？

那么，反過來問，到底是什么樣的環境孕育了喬布斯這樣的創新大師、創業巨子呢？

一百多年前，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也問過一個相似的問題：為什么在實現了現代化的西方國家中，美英德法居于一流，而西班牙意大利等屈居二流？美英德法等國家信奉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不排斥世俗事務，提倡勤儉禁欲。這個觀點后來被他寫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而名揚天下。

眾所周知，喬布斯并不信奉基督教。在他年少的時候，因為在教堂得知全知全能的上帝對世間的貧困“全知”，卻未能展現其“全能”予以拯救而深感失望。后來，他轉而信奉禪修與佛教。但是，他到印度訪圣后感慨道：“也許愛迪生對改變世界的貢獻，比卡爾·馬克思和尼姆·卡洛里·巴巴（印度教大師）兩個人加在一起還要多吧。”顯然，韋伯所稱的“新教倫理”并不是喬布斯創新創業的激情之源。那么，韋伯一定弄錯了什么，或者是遺漏了什么。

《清教徒的禮物》這本書或多或少為我們揭開了答案的面紗，補上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所欠缺的拼圖一角。《清教徒的禮物》總結了四條清教徒精神，其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親力親為，注重技術與現場的“工匠氣質”。

喬布斯和他的創業搭檔沃茲尼亞克正是當年硅谷成千上萬個“電子小孩”之一。在成功推出蘋果個人電腦之前，他們早已無數次嘗試組裝不同的電子元件。后來，蘋果公司推出震驚世界的三大神器iPod、iPhone、iPad，無論是外形設計還是功能設置，處處都留下了喬布斯親臨一線親力親為的深刻印記。

正如禁欲主義的勤勉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一樣，清教主義的親歷親為必然打破等級制度的禁錮。而這才是真正至關重要的核心清教倫理。

19世紀晚期模仿英國工業的日本，繼承了至今都在困擾英國的兩個弱點。其一就是等級森嚴，造成溝通不暢，決策低效。這在制度層面上限制了親力親為。其二，管理者和工人都缺乏技術資質。這在技術層面上限制了親力親為。

后來，日本受到德國影響，矯正了第二個弱點，但一直未能有效克服等級森嚴這個制度層面的弱點。直到二戰戰敗，日本被美國占領，在麥克阿瑟的主導下進行了“經濟清洗”，將總共154家大型公司的1937名常務董事及其上級別的（等級意識極強的）企業高管趕下了領導寶座。同時，麥克阿瑟引入基于清教倫理的美式管理思想。正是這一場管理革命，在30年的時間里把日本從一個滿目瘡痍的落后戰敗國變成了延續幾十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國家——以色列來見證淡化等級制度的威力。

以色列是一個彈丸小國，人口只有710萬，建國時國土面積僅有1.49萬平方公里，大部分是沙漠，四周都是敵國。但是，以色列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興企業總數超過全歐洲的總和，也超過日本、韓國、中國、印度四國的總和。2008年，以色列人均創業投資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0倍、中國的80倍、印度的350倍。

以色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炫目的經濟成就，正是因為他們絕無等級制度的禁錮。以色列的軍隊的最大特點就是幾乎沒有等級之分。在以色列，每一個權力人物——包括總理和軍隊政要，都有一個綽號，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內，都可以用綽號來公開稱呼他們。更不可思議的是，以色列軍隊基層人員掌握了相當多的機密信息。他們甚至可以否決掉不稱職的上級！

因此，我們要真正認識到，森嚴的等級制度是創新創業的死敵。這也正是中國出不了喬布斯的實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