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大企業長期高速成長所依賴的基本條件正在改變
第一，勞動力價格上升趨勢不可逆轉。盡管我國還存在較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但總體上人口紅利的逐漸枯竭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我國傳統制造業所較多依賴的年輕勞動工人，無論在數量還是工作選擇傾向上都在變化。2012年上半年，我國多數省份的職工薪酬都有大幅上漲，在此背景下，以紡織服裝、制鞋、電子組裝等行業為代表，包括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在內的許多企業紛紛向勞動力價格更為便宜的東南亞各國轉移，也有企業越來越多地開始使用機器人代替人工勞動。但對于絕大多數企業來說，向國外遷移和使用機器人未必是合適的選擇。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漲使我國制造業原本微薄的利潤更加微薄。
第二，在現有金融體制下資金成本越來越高。從2012中國企業500強可以看出，上榜的14家商業銀行的利潤總額占比遠高于272家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總額占比。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的巨額利潤，很大程度上成為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從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看，1849家上市公司營業總收入同比增長23.5%，凈利潤同比增長14.1%，財務費用同比增長32%。財務費用增幅遠高于凈利潤和營業收入增幅。如果我國的金融體制不改變，短期內我國企業的資金成本壓力會越來越大。
第三，國內勞工關系出現顯著變化。多項調查顯示，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我國企業的勞工關系維護成本大幅上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勞動合同法對勞資雙方的約束不對等，近兩年企業出現了裁員難現象，包括許多國有企業和部分民營企業，裁員成本很高，還可能造成群體性事件，影響企業發展活力。
第四，碳排放成為硬約束。2009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在國際上，各國的碳排放政策也日益收緊。這對重化工業特征十分突出的中國大企業是巨大挑戰。
第五，利益相關方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增強。長期以來，我國重化工企業的高速成長，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環境或居民個人權利為代價的。但隨著我國利益相關方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的逐漸覺醒，近年來多地出現抗議企業投資的群體性事件，我國企業特別是重化工企業的投資和擴張可能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壓力。
二、我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發展難度很大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出現的下行態勢，不同于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的經濟下滑。此次經濟下行，既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美國經濟復蘇緩慢、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國內經濟風險驟增等外來因素影響，也有國內房地產限購、控制高速公路和鐵路投資規模等國內原因。國內國外因素對于我國企業最大的影響是需求減少。就目前這兩方面的實際效果看，世界經濟可能陷入長期的低迷。我國經濟在國內外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系統性風險，不能不防。就目前看，影響系統性風險爆發的因素可能有四個方面：
第一，我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房地產泡沫化的危害十分嚴重，主要是阻礙城市化的深層次進行、嚴重干擾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行、積聚金融風險等。由于房地產業與金融業、地方政府財政的高度相關性，2011年以來我國實施的以擠壓投機泡沫、穩定房價為目標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首先已經對地方財政產生了直接影響，也對部分房地產企業產生了較大影響，將來還可能會危及金融業。
第二，我國經濟轉型和企業轉型效果不如預期。我國從十五計劃以來就提出了經濟轉型的目標，但從目前實際效果看，經濟轉型的效果并不顯著，我國經濟結構仍然以粗放增長的重化工業為主導，技術創新和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并沒有改善。隨著我國制造業利潤率的不斷降低，我國大企業也在不斷探索轉型升級的路徑，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海外并購、技術創新都是部分企業的選擇。從實際效果看，少數企業是成功的，但多數企業特別是重化工業企業的轉型仍然在探索，許多企業不容樂觀。
第三，擴大內需效果不佳。每當經濟下滑就想起擴大內需，但由于我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推進停滯不前，我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加上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問題，我國擴大內需的這個戰略基點還很不牢固。
第四，地方政府債務不能有效化解。隨著2011年以來房地產調控直接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經濟下行影響了部分縣市的支柱企業的經濟效益，2012年上半年就出現了一些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加劇的現象。
三、我國大企業仍然習慣于粗放式高速增長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大企業的高速增長，總體上是粗放式的。現在，我國大企業整體上習慣于在這種高速增長的粗放發展模式下生存發展。當外部條件發生根本變化時，我國許多大企業并沒有做好準備。
第一，應對外部經濟條件變化的能力不足。此次經濟下行態勢，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大企業的正常運行和發展。這也突顯出我國大企業應對經濟下行態勢的能力不足。國外大企業在應對宏觀經濟及政策變化方面，許多都建立了長期跟蹤研究宏觀經濟形勢、產業發展規律、競爭對手動態、產業技術更新、產業鏈上下游動態、全球市場變化等研究機構。相對來講，我國絕大多數500強企業在這方面十分欠缺。
第二，管理粗放，不重視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我國大企業多數過度依賴資源、土地、勞動力低成本。科技創新力量薄弱，在基礎材料、重大裝備制造和關鍵核心技術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許多重要產業對外技術依存度高，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第三，缺少對消費需求和消費規律的科學研究。我國大企業在高速擴張的市場背景下，過于依賴政府資源和政府政策，過于依賴大規模固定投資拉動，對消費者的心理和消費規律研究得比較少。
第四，過度依賴房地產。近幾年，房地產市場的高速發展和高利潤率的確讓我國大企業找到了一條“捷徑”。許多制造業大企業紛紛將資本投入房地產。據調查，我國500強企業有超過60%的企業都不同程度介入房地產業。隨著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落實，一些企業的房地產業務受到了較大影響。
第五，以投資傳統產業的思維模式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一些大企業在多種約束條件下主動或被動地開始轉型。許多企業認為，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企業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馬上就可以成功快速轉型、可以更高速增長。其實，在找準轉型方向和正確決策的同時，轉型的心態也很重要。
四、中小企業遇到的困難正向大企業傳導
近兩年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小微企業之間的分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但是，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我國中小微型企業遇到的危機可能正在向大企業傳導。
第一，中小微型企業的融資環境惡化。廣大中小微型企業所依賴的民間融資危機四伏。民間借貸是中小微型企業重要的融資渠道。但在近年來實業資本“脫實向虛”以及貨幣政策急劇調整之下，民間借貸市場出現了嚴重混亂。
第二，中小微型企業的困難正在向大企業傳導。2011年，我國大企業的整體經濟效益要顯著好于小微型企業，同一行業中許多小微型企業停產、半停產或倒閉，也造成我國大企業的配套生產能力減弱，影響了企業整體競爭力。
大企業與中小微型企業之間并非割裂存在的，而是產業鏈上的共同體。中小微型企業相對于大企業來說，相當于人體的血肉、神經末梢、微循環系統，大企業相當于神經骨骼。中小微型企業遇到危機，出現大面積的停產、半停產、破產倒閉，大企業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五、我國大企業的管控水平是否能更有效地配置內外資源
大企業規模巨大、分支機構眾多、組織機構復雜，在多元化、跨地域經營、跨管理模式的情況下，如何建立集分權適當的管控，保證內部信息通暢、經營靈活，保證總部的駕馭能力，我國大企業也在不斷探索新的管控模式來有效配置企業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但就目前而言，我國大企業的整體管控水平還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跨區域、跨產業、跨文化背景的并購后整合的管控能力。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共有154家進行了兼并重組活動，共并購重組了1111家企業，說明2011年的并購重組活動仍然十分活躍，也有一些企業進行了海外并購。不少企業在完成并購重組之后，對并購重組后的企業的管控在產權整合上仍然缺乏有效手段。
第二，對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機構的跨境管控能力。我國企業近年來“走出去”的步伐不斷加快，境外經營的規模不斷擴大。如何對大企業的跨境管控模式進行整體設計，正成為我國大企業國際化進程迫切需要加以研究和解決的重要課題。
第三，核心業務多元化的管控能力。多元化是企業規模擴張的重要途徑，如何駕馭多元化是對大企業管控能力的挑戰。
第四，對產業鏈利益相關者的管控能力。我國大企業在產業鏈中通常占據龍頭、核心角色。如何通過契約和監控機制、聲譽機制、激勵機制等各種措施，來提高大企業在產業鏈內部的信任度，強化產業鏈整合，提升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將成為大企業未來產業鏈整合與管控所需要考慮的課題。
六、我國大企業的國際化步伐仍處初級階段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大企業的國際化步伐迅速加快。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海外資產估值較以往偏低，海外“抄底”機會來臨，我國進入大規模海外投資階段。截止到2011年底，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在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8萬家，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3220億美元。其中，成功的案例自然可供借鑒，但眾多失敗案例的教訓十分深刻。主要表現在：對跨國投資環境缺乏深入了解，缺乏駕馭國際化經營的能力，另外對于與所在社區的關系問題尚缺乏足夠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