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躲在美國駐東京大使館的衛生間里，不敢出門。遠處富麗堂皇的廳堂內，大使館正在舉辦每年一度的節日宴會。世界各國的外交人士、美國軍方的官員以及媒體記者們就著美食，把酒言歡。作為《時代周刊》東京分社的負責人，我應該現身其中，四處打探八卦或者挖掘潛在資源。
盡管像往常一樣緊張，我還是在最初的20分鐘左右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但在時髦的雞尾酒會上與面無表情的陌生人閑談，是這份工作中我最不喜歡的部分。派我去采訪饑荒或者洪災都沒問題，但在社交場合轉上幾圈就會讓我精疲力盡。所以我會時不時地躲進洗手間里，看著時間一分又一分地過去，直到自己能夠重新打起精神出門。
我叫布萊恩，是一個內向的人。如果這一幕讓你感覺似曾相識，那你很可能也跟我一樣。
我們并不孤單。據估計，30％的人在性格上都偏于內向，但這個標簽的真正涵義還需要解釋一番。一方面，內向與羞怯雖有相似之處，卻并不等同。羞怯是焦慮的一種表現形式，具備抑制行為特點。它也意味著對社會判斷的一種病態恐懼。因為恐懼的緣故，羞怯的人會主動逃避社交環境，即便是那些他們想參與的。內向的人避免社交環境，則是因為他們像葛麗泰·嘉寶一樣，喜歡離群索居的生活。
麥克馬斯特大學的兒童情緒實驗室主任斯密特（Louis Schmidt）說，“內向的人不會被社交環境困擾，他們只是不愿意去融入。”外向的人會從和一大群人的交際中汲取能量，而內向的人則會覺得這些社交活動費力傷神。
光是做個內向的人就挺累的，尤其是在美國這樣一片喋喋不休者的樂土。從圍繞集體學習來建設的課堂，到鼓勵無休止會議的開放式辦公室，有時候你的工作質量可能還沒有你的聲音大小那么有價值。
仿佛這個世界對外向的人迎合得還不夠似的，一份又一份的研究已經把社交能力跟低膽固醇和經常運動相提并論，視之為身體健康的必要條件。非常害羞和內向的人被證明在患上HIV等疾病之后會更快死亡，并且比外向的人更容易產生精神壓抑。在學校，膽大的孩子會得到老師的關注，沉默的孩子則消失在教室的角落里。“我們的文化期望人們性格開朗并善于交際，”《害羞：正常的行為是如何變成疾病》一書的作者、西 北大 學英文教授雷恩（Chrisopher Lane）說，“這是條不成文的規范。內向的人因為不符合這條規范而顯得格格不入。”
但是，這條不成文的規范忽視了內向性格對工作場所、個人關系以及整個社會的益處。內向的人交往的朋友可能屈指可數，但這種友誼通常是深厚和有價值的。內向的人比外向的人行事更加小心謹慎，這意味著他們考慮事情更加周密，通常也能作出更加明智的決策。內向的人更善于傾聽—你不說話的時候要做到這點自然容易得多，這反過來會使他們成為更好的商業領袖，尤其是當他們的員工感到自己有權采取主動行動時。僅僅憑借靜坐和專注的能力，內向的人也更容易長時間地獨立工作，這也是提出一個新想法或掌握一種技能的最佳途徑。
內向與外向并不是固定的分類，具備兩向性格的人不在少數，但它們對我們的性格至關重要。“我們的性格傾向跟我們的性別一樣，是我們個體身份的深層部分。”《安靜：大嘴的世界中，內向的力量》一書的作者凱恩（Susan Cain）稱，“但對內向的人的微妙偏見是存在的，它在揮霍著人們的才智、能力和幸福。”
天生如此
凱恩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做了七年律師之后，她才開始全職寫作。在法律界的大部分時間里，她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厭煩。雖然凱恩熱愛研究和寫作，但沒過多久，她就明白自己那種輕聲細語的內向性格并不適合律師事務所。“當我開始從事法律時，我認為一名理想的律師應該是能在大眾關注下果敢自如的，但我不是。”凱恩說，“我能偽裝這些，但那不是真實的我自己。”
偽裝正是很多內向的人從小就學會的行為，它掩蓋了某種原初和深層的東西?？茖W家們已經開始了解，內向或外向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它在我們離開子宮后不久就開始影響著我們的行為。
這是哈佛發展 心理學 家坎根（Jerome Kagan）通過一系列開拓性實驗得出的結論。在1989年的一個研究中，坎根和他的同事集合了500名四個月大的嬰兒，將他們放在布置了充氣球、五顏六色的手機和蘸了酒精的棉簽的環境中。20％左右的嬰兒對這些刺激作出了強烈反應，邊哭邊擺動手臂。40％左右則相對安靜，另外40％介于兩者之間。
坎根預測那些反應強烈的嬰兒進入青少年時期后將會變得內向，而那些反應溫和的嬰兒將變得外向。當他后來把長大了的實驗對象帶回到實驗室，他的假設得到了證實：反應強烈的嬰兒成長為更拘謹更內向的少年。
心理學家阿朗（Elaine Aron）解釋了這背后的原因。她表示，天生內向的人可能僅僅是因為刺激閾值比其他人低。用不了幾個充氣氣球就能讓他們學會保持低調，以保存有限的體力。確切地說，他人并不是內向者的地獄。但人群是刺激源，雞尾酒會或頭腦風暴足以讓他們精神崩潰。所以他們減少露面次數。而外向的人則會像上了癮一樣四處尋找社交刺激。
波士頓麻省總醫院的精神病學家斯瓦茨（Carl Schwartz）在運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進行的研究中發現，那些反應強烈的實驗對象在看到陌生人的頭像之后，大腦杏仁體更容易被激發。這種結果說得過去：杏仁體的功能中包括了恐懼刺激的處理機制，內向的人對新面孔或經驗的第一反應通常都是有所警覺的。斯瓦茨說，“這不是基因或者環境單方面造就的，這是環境與基因對話的結果。”
沉默的孩子，焦躁的父母
對容易受過度刺激的人來說，警覺、內斂甚至恐懼可能是健康的適應方式。但很多父母仍然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具備這些性格，尤其是在一個崇尚果敢的社會。所以，父母們普遍地驅使內向的孩子變得開朗，以免他們以后消失在課堂和社會的角落。但這可能是個錯誤。
內向的人對環境更加敏感，通常是因為他們完全意識到自己的表現不符合他人的預期，并且能輕易消化這種批評。幾乎每個內向的成人都記得小時候因為太沉默而被責備過。當老師對課堂參與進行評分時，內向的孩子就會處于劣勢。父母們想把害羞的孩子推向這個世界并沒有錯，但如果超出了“推”的程度則有問題。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家貝斯基（Jay Belsky）說，“你肯定不想摧毀孩子們的應對能力，適當的激勵才是關鍵。”
內向其實也是一種巨大的優勢。外向者渴望的環境充滿刺激，但也危機四伏。比如，外向的人比內向的人更容易受傷住院，更容易因為出軌或者頻繁更換交往對象而陷入麻煩。雖然所有人都希望獲得獎賞，外向的人則可能會饑渴過度。“外向的人會因為有利可圖而變得非常興奮，正因為此，他們不會一直留意警告信號。”凱恩說，“內向的人則慎重得多。”
當人們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無視隨之而來的災難，會出現什么情況？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就是明證，外向的人或許要承擔不少罪名。西北大學Kellogg管理學院的庫倫（Camelia Kuhnen）在研究中發現，與追求刺激相關的一種基因變體是承擔經濟風險行為的指示燈。攜帶與內向性格相關的基因變體的人群，跟其他人比起來，冒險的可能性要少28％。
研究還表明，內向的人能成為更好的賭徒，因為他們對風險的警覺性很高。“股神”巴菲特更喜歡讀讀年報，玩玩橋牌，而不是出去交際，這也不是偶然的。
內向的優勢不只是避免麻煩。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相信，在沒有隊友的情況下獨立訓練，是讓人鶴立雞群的關鍵，無論是體育、工作還是樂器領域。在一個研究中，埃里克森將音樂學院的小提琴手按照未來的職業志向分為三組，然后要求他們記錄每日 的練習情況。研究發現，這三組成員每周練習的時間都超過了50個小時，但其中兩組成員更接近能夠現場演奏的水準，而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獨自練習。
在后續的一些研究中，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在國際象棋大師、運動員，甚至備考的學生身上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獨自訓練提供了團隊環境中缺少的深入和專注的氛圍。
問題是，我們獨立沉思和練習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是由于電郵、手機和社交媒體的狂轟濫炸。美國的工作空間設計本身就在強迫人們在一起。從1970年至今，在增加協作的名義下，每名員工的活動空間從46平方米縮減到19平方米，但強制性的團隊會遏制創造性的思維。
群體集思往往會以嗓門最大的人為核心，對抗這種人是個難題。Emory大學的神經經濟學家伯恩斯（Gregory Berns）發現，當人們反對集體意見時，他們的杏仁體會被激發，發出擔心被拒絕的信號。
合格的領導者能夠改變這種狀況，而他們可能就是內向的人。內向的CEO們比你認為的更加普遍，有人估計，40％的美國權勢商業人物都偏內向性格，這里面包括了比爾·蓋茨和拉里·佩奇。權衡風險以及高瞻遠矚的能力在董事會里很重要，認真聽取員工建議的性格同樣如此。
有研究甚至認為內向的CEO們會是未來的商業領袖。沃頓商學院的心理學家格蘭特（Adam Grant）發現，內向的領導與獨立的職員合作無間，而外向的管理人員與循規蹈矩的員工更合得來。格蘭特表示，“在一個快節奏的服務與知識并重的經濟環境下，領導層要完全預見企業面臨的各種危機和機遇更加困難。對主動積極型員工的需求，給內向的領導帶來的明顯的優勢。”
事實上，美國人正被一個內向的人領導著。奧巴馬并不羞澀，但他表現出內向的特點。作為領導人，奧巴馬更像是一名協調員，而非支配者。在接受《時代》采訪時奧巴馬曾表示，他會在有限的業余時間內和家人相處，而不是在華盛頓參加聚會。
在這點上，他和他的前任們截然不同。小布什最大的賣點是他的性情，克林頓更是要被從人群中強行拖走。外向的性格對競選有利，但對政府管理并不總是有幫助?？肆诸D和小布什都因為錯估風險而危及了總統職位：一個跟實習生有關，另一個跟伊拉克有關。
盡管性格是與生俱來的，但在面臨利益攸關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能夠突破性格的約束。哈佛心理學家利托（Brian Little）是個很好的例子。他的性格課程一直是哈佛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他自己也是個非常內向的人，經常需要躲在洗手間緩解一下社交活動帶來的壓力。
但是授課和跟學生溝通的社交價值，讓利托戰勝了內向性格帶來的不安。利托稱這種現象為自由性格理論（Free Trait Theory）：雖然我們具備特定的性格，但我們能夠為了服務核心個體目標而超越自我。他解釋說，關鍵是平衡三種不同的身份。我們的天生性格（內向或外向）是生物化身份（biogenic identity）；文化、家庭和宗教的期望是社會化身份（sociogenic identity）；個人的追求和取向是觀念化身份（ideogenic identity）。
利托可以滿足他的生物化身份，永遠不離開圖書館，但那樣會傷害他的觀念化自我。“我是該逆來順受，還是奮起抗爭，改變自我？答案取決于我希望實現什么。”
這點適用于所有內向的人。從醒來到入眠，內向者生活在一個外向者的世界。我們經常想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雖然性格定義了我們是什么樣的人，但只要找到某件事情或某個人能讓我們提起勇氣，我們就不會被性格支配。我愿意做個內向的人，但那并非我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