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里常常有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那就是管理者不會用管理語言描述管理問題,不會用管理思維思考管理問題。一些本來非常簡單的問題,在經過管理者云里霧里一番描述之后,卻變得十分復雜,讓下屬無從著手。一些本來屬于簡單的管理問題,卻被員工理解為勞資矛盾。一些本來屬于業務問題,卻被理解為人事問題,甚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更為可怕的是,一些企業管理者還自以為是,以為坐在了管理職位上,自然就是管理者了,所用的語言自然就是管理語言了。殊不知,管理者常常使用的并不是管理語言,而因為不會運用管理語言,使管理變得效率低下。
管理語言首先應該是對管理問題準確界定的基礎上展開的,也就是管理語言首先要談論的管理問題,運用管理思維來進行。一些企業管理者談公司發展戰略,動轍喜歡用什么諸如“我們有了一定成績,還有一定的差距”、“希望能夠繼續保持優良作風,努力克服不足”、“爭取更上層樓”,甚至再用一些“戒驕戒躁”之類的藝術性語言。那么什么叫一定,是不足,什么又叫更上層樓?怎樣界定?界定到什么層面上?講話者不知,聽講者也未知。結果只能有一個,講者只是完成講的任務,聽者只是完成了聽的任務,回頭來企業一切照舊。更令人惋惜的是,太多的企業是,領導講了三個小時,中層傳達時只有十分鐘,到了基層根本只剩下了一個概念“領導又開會了”而已。如果領導的指令如此分流,到了最后無法落實到業務運作層面,那么一切只能是領導在玩一種自我陶醉的語言游戲而已。我們常常有一種共識,企業里太多太多的會議,真正有效的沒有幾個;企業有太多的決策,真正落實的沒有幾個。于是,似乎執行力又成了流行的話題,其實執行力常常首先是我們管理者本身的原因。試想,如果我們清楚地說明,企業過去的戰略目標實現程度如何,企業存在成績是在業務領域,還是管理領域,是在人力資源領域,還是運營流程方面,整個企業用一種非常準確的語言體系對話,結果又會是什么樣?
當我們習慣于用哲學語言、藝術語言、文學語言而非管理語言描述問題時,又常常使我們不能準確界定管理問題。我們在從事管理咨詢中發現,一些中層及基層管理者常常抱怨員工素質低,甚至用一些諸如“拖都拖不走”之類的詞描述。一些民營老板與員工談業務問題,談著談著就談成了員工能力的問題;談人力資源問題,談著談著就談成了員工積極性的問題。與此同時,員工聽著聽著就聽成了老板想克扣自己的問題,聽成了老板想炒自己的問題。普通的管理問題不經意間上升到了勞資矛盾。于是,民營老板感嘆現在招一個人真難,員工感嘆跟一個好老板真難。當我們無法用管理語言描述管理問題時,又怎么能解決管理問題呢?常常只能亂上添亂而已。
用管理語言描述管理問題,需要基于事實基礎上展開。曾經在企業里遇到這樣的一個場景,幾位企業高層討論提拔干部。一位高層在評價候選人時,這樣講“A這幾年成長非常迅速,而且小伙子潛力巨大,前途不可限量”,另一位反駁“我看A不行,這幾年雖然有些成長,但是缺點也還是有的,而且缺乏可塑性”。兩位圍繞A是否可行展開辯論,結果不歡而散。那么,什么叫成長非常迅速?什么又叫可塑性?如果我們用崗位職責和所需能力素質為準繩,用事實去論證和支持,這種討論將會從感性走向理性,不會如此虛不可言了。
基于感覺而非基于事實的語言,將會使某些所謂的管理者鉆了管理的空子。一些管理者根本不愿管理,也不懂管理,更不會管理。
管理語言首先應該是對管理問題準確界定的基礎上展開的,也就是管理語言首先要談論的管理問題,運用管理思維來進行。一些企業管理者談公司發展戰略,動轍喜歡用什么諸如“我們有了一定成績,還有一定的差距”、“希望能夠繼續保持優良作風,努力克服不足”、“爭取更上層樓”,甚至再用一些“戒驕戒躁”之類的藝術性語言。那么什么叫一定,是不足,什么又叫更上層樓?怎樣界定?界定到什么層面上?講話者不知,聽講者也未知。結果只能有一個,講者只是完成講的任務,聽者只是完成了聽的任務,回頭來企業一切照舊。更令人惋惜的是,太多的企業是,領導講了三個小時,中層傳達時只有十分鐘,到了基層根本只剩下了一個概念“領導又開會了”而已。如果領導的指令如此分流,到了最后無法落實到業務運作層面,那么一切只能是領導在玩一種自我陶醉的語言游戲而已。我們常常有一種共識,企業里太多太多的會議,真正有效的沒有幾個;企業有太多的決策,真正落實的沒有幾個。于是,似乎執行力又成了流行的話題,其實執行力常常首先是我們管理者本身的原因。試想,如果我們清楚地說明,企業過去的戰略目標實現程度如何,企業存在成績是在業務領域,還是管理領域,是在人力資源領域,還是運營流程方面,整個企業用一種非常準確的語言體系對話,結果又會是什么樣?
當我們習慣于用哲學語言、藝術語言、文學語言而非管理語言描述問題時,又常常使我們不能準確界定管理問題。我們在從事管理咨詢中發現,一些中層及基層管理者常常抱怨員工素質低,甚至用一些諸如“拖都拖不走”之類的詞描述。一些民營老板與員工談業務問題,談著談著就談成了員工能力的問題;談人力資源問題,談著談著就談成了員工積極性的問題。與此同時,員工聽著聽著就聽成了老板想克扣自己的問題,聽成了老板想炒自己的問題。普通的管理問題不經意間上升到了勞資矛盾。于是,民營老板感嘆現在招一個人真難,員工感嘆跟一個好老板真難。當我們無法用管理語言描述管理問題時,又怎么能解決管理問題呢?常常只能亂上添亂而已。
用管理語言描述管理問題,需要基于事實基礎上展開。曾經在企業里遇到這樣的一個場景,幾位企業高層討論提拔干部。一位高層在評價候選人時,這樣講“A這幾年成長非常迅速,而且小伙子潛力巨大,前途不可限量”,另一位反駁“我看A不行,這幾年雖然有些成長,但是缺點也還是有的,而且缺乏可塑性”。兩位圍繞A是否可行展開辯論,結果不歡而散。那么,什么叫成長非常迅速?什么又叫可塑性?如果我們用崗位職責和所需能力素質為準繩,用事實去論證和支持,這種討論將會從感性走向理性,不會如此虛不可言了。
基于感覺而非基于事實的語言,將會使某些所謂的管理者鉆了管理的空子。一些管理者根本不愿管理,也不懂管理,更不會管理。
“該講的話,我講了;該說了的話,我說了;該罵的人,我罵了,一切就與我無關了”。該講的話,談的是感覺,用的哲學語言,似乎是辨證的,傳達的上級精神;該說的話,說的是形而上的,說與沒說一個樣,強調的是別人的責任;該罵的人罵了,罵完之后,下屬正摸不著頭腦,該錯還照樣錯,罵是為了推掉責任。我罵都罵了,還有什么責任?這種十足的本該屬于行政部門的官僚主義在企業里卻常常出現,連大企業都在克服的大企業病,卻常常出現在中小企業。實質上,許多企業管理者并不是企業里的管理者,倒象是企業的“官”理者,令人嘆息。為什么不能清清楚楚表達對基于事實的清晰的觀點呢?還是想保烏紗帽。當管理語言無法基于事實時,所有的管理語言對企業的價值也將會大大折扣。
用管理語言掃述管理問題,需要盡可能以量化的方式進行,對于一些定性的問題也盡可能定量處量。“差不多”,“大概”之類語言不應該在企業里出現,你問我什么時候這項工作能完成,我回答差不多了。他問你給客戶發貨了嗎,你回答應該發了吧。你再問他,負責部門的工作完成如何了,他回答大概沒問題吧。企業就在這樣的“應該吧”、“大概吧”一點點陷入到混亂之中,責任也在混亂中悄悄推給別人。企業不需要模糊的語言,需要的是清晰的回答。三天,三年,完成了百分之九十……當我們習慣于用定性語言描述問題時,企業運轉將會進入到有序的管理狀況。
用量化方式處理管理問題,的確有些難度。因為管理是科學,同時又是藝術。對于我們目前大多數企業來說,不是科學成份太多了,而是藝術成份太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藝術成份能夠占到百分九十以上。以為管理有藝術成份,就忽視一切科學成份,或者輕視量化。當你無法準確描述你想要的東西時,你根本不可能準確地得到它,量化應該成為管理者的思維習慣。
用管理語言描述管理問題,摒棄那些哲學的、政治的、藝術的語言,讓管理問題簡單的被界定,讓管理者的精神在企業里得到準確傳達。當我們整個企業習慣運用管理語言,進而形成企業內部使用的通用語言時,企業的管理會變得非常簡單,管理者也會變得輕松。
用管理語言掃述管理問題,需要盡可能以量化的方式進行,對于一些定性的問題也盡可能定量處量。“差不多”,“大概”之類語言不應該在企業里出現,你問我什么時候這項工作能完成,我回答差不多了。他問你給客戶發貨了嗎,你回答應該發了吧。你再問他,負責部門的工作完成如何了,他回答大概沒問題吧。企業就在這樣的“應該吧”、“大概吧”一點點陷入到混亂之中,責任也在混亂中悄悄推給別人。企業不需要模糊的語言,需要的是清晰的回答。三天,三年,完成了百分之九十……當我們習慣于用定性語言描述問題時,企業運轉將會進入到有序的管理狀況。
用量化方式處理管理問題,的確有些難度。因為管理是科學,同時又是藝術。對于我們目前大多數企業來說,不是科學成份太多了,而是藝術成份太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藝術成份能夠占到百分九十以上。以為管理有藝術成份,就忽視一切科學成份,或者輕視量化。當你無法準確描述你想要的東西時,你根本不可能準確地得到它,量化應該成為管理者的思維習慣。
用管理語言描述管理問題,摒棄那些哲學的、政治的、藝術的語言,讓管理問題簡單的被界定,讓管理者的精神在企業里得到準確傳達。當我們整個企業習慣運用管理語言,進而形成企業內部使用的通用語言時,企業的管理會變得非常簡單,管理者也會變得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