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與接班人：300萬民企的現實焦慮之10

富二代們集體登臺了。這次，他們沒有出現在敞篷跑車、豪宅陽臺上，而是站在企業巨艦的船頭 未來10到20年我國將有300萬民營企業面臨接班換代的問題。

我們需要擔心企業在年輕舵手掌控下命懸一線嗎？

“富不過三代”的流行說法似乎暗含著家族制是企業傳承毒瘤的意味。但理性分析，這是妖魔化家族制的一種說法。對于企業傳承、特別是東方企業的傳承，家族制未必是障礙，反倒有可能有助企業傳承“順產”。

家族血脈，本就是一種制度，而且是人類歷史中最長久、最堅實的一種制度，與維護家族后代權益與保障基業長青之間，并沒有天然的隔閡，甚至是一種相互促進的共生關系。課題在于如何進行更順暢的制度設計。

每當家族企業梟雄病重彌留之際，我們似乎就習慣性地繃緊神經，是因為我們擔心家族制無法完成如此規模財產的即時處置和長久運營，還是因為這個家族的財產實在值得大多數人關注一下？數不清位數的遺產，的確終于要有個交代。當然以豪門恩怨的邏輯來看，此時不僅有遺產浮出水面的盛景，亦有八卦浮出水面的妙景，而八卦也往往與遺產相關。

華人富豪尤其如此。原因毋需重復，無非是屢被提及的華人諱忌早立遺囑、華人企業家族制色彩濃厚、情理不分等等。

如果純粹以西方法律傳統的視角來看，華人家族企業遺產繼承確實太過復雜懸疑，而通過法律層面的繼承法與個人層面的完備律師服務，西方企業家相比之下能更清晰方便地處置自己的財富繼承，譬如被廣泛傳誦的蓋茨和巴菲特。

而華人家族企業的反面例證并不難列舉，譬如不久前的王永慶、龔如心遺產大戰，天知道從哪里冒出來的私生子或神秘外姓客可參與繼承。

不過，這種分析方法未免有八卦、不負責任的嫌疑。與此相伴的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好的”繼承制度是不是就該像剖腹產那樣，精確而可靠？

財產繼承 企業控制權更迭

這里，我們首先要區分財產繼承與企業控制權更迭，這完全是兩回事。個人財富的傳承，無非是一種小范圍的再分配，其結果也會局限在家庭內部，或維持，或發展，或揮霍。固然，將財富視為終將回歸社會是一種曠達的道德或一種現代社會的價值觀，但財富本身畢竟為現時的社會體制所推崇，以最寶貴的東西饋贈關系最密切的妻女子嗣密友，無可厚非。而在財產的繼承之外，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企業控制權的更迭，因為企業是現代社會經濟、文化與社會諸方面要素與利益的載體，企業的動蕩會引發更大范圍內的反應 家族內部的財富分割可以作為八卦在茶余飯后消費掉，家族企業的前程則要影響到很多人有茶有飯的生活。

我們關注的不單單是財富分配，而是在企業的財富維持與創造。企業是財富的結構化存在以及財富結構化的生產體制，特別是企業大到具有了社會屬性，比如“富可敵國”的賭王何鴻燊，其掌握著澳門乃至香港的經濟命脈。這樣，我們的視角就變得高遠和超然了 我們真的不是在虛擬的財富分割算度中獲得某種替代性滿足，而是擔心某種具有社會公器色彩的企業因為不清晰的家族繼承以及不稱職的家族繼承人而遭受損失。

那么，究竟什么是“好的”、或者說“適合”的企業傳承制度？如果將企業更迭與繼承看作人的新生的話，到底是應該“順產”還是“剖腹產”呢？非家族制企業管理，好處被說得那么多，那意思是說就像剖腹產那樣精確可靠還是像順產那樣自然而然？

以麥肯錫的調查數據  只有5%的家族企業可以在三代以上持續發展、順利傳承  來質疑華人家族企業繼承，似乎并不成立。第一個需要考慮的是，家族化的企業管理與傳承，遠比現代企業制度時間久遠，自然經受歷史考驗更多，且不說時下為人津津樂道的職業經理人制度蘊含的巨大道德隱患，職業經理亦不可保障企業可以在大的時代動蕩中基業長青。其次需要考慮的是，這個數據本來就表達的是一種現代企業制度與家族企業的雜糅，而不是討伐家族制本身或者若干敗家子，現時很多家族創制的企業，其實際控制權已經不在家族手中。

曾經的蟻族天堂、如今的拆遷重鎮 北京唐家嶺，幾乎每一座房屋之下都在發生著紛繁復雜的家族財產糾紛，我們也說這是家族制的歷史沉疴？

需要為賭王何鴻燊擔心嗎？

再讓我們來看看時下最受關注的賭王何鴻燊的個案，在數月前的病危傳聞之后，最近的幾次股權計劃 ，無疑是在為其龐大的商業帝國交接班鋪路。但我們需要為賭王家族制傳承和平穩過渡擔心嗎？

賭王三代叱咤港澳商界風云，從資助孫中山革命事業的香港首富何東爵士、到其弟何福(賭王何鴻燊的祖父，亦為華商五杰)，何氏家族很少離開商界的頂尖位置。

不僅如此，他們也多有子嗣，如何東十一子女，何福和何鴻燊的父親何世光皆為十三子女，均與何鴻燊的十七子女在一個數量級上，這種考驗智商的遺產分割完全沒有拖累家族的發展。而家族中最大的一次動蕩并不是發生在財富與財權的繼承上，而是源于何鴻燊叔叔何世亮一次投機失敗。

而所謂何鴻燊10港幣獨闖澳門的傳奇，也是得到叔父的鼎力照顧，而其身上表現出來的光宗耀祖的志向與反哺母親的孝道，相比職業經理人的制度，很難說不是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對各路富豪遺產繼承分割的熱衷，除了“目睹”財富轉移所達成的虛擬體驗與八卦心理外，也能從中獲取一種傳承的感受，畢竟我們相信代際間傳承的不僅僅只有遺產。香港著名作家、資深音樂人黃霑如此評價賭王：“他的風度，連我這個沒有什么同性戀傾向的男士也被迷倒。”我們似乎默許這樣出色的人物，是可以將優質的基因更廣泛、更有效地進行傳承，就像此前我們熱衷于討論成吉思汗如今有幾億后裔一樣。

就此，長期被詬病為壓迫婦女的妻妾制度，從這個角度看也是為了滿足選拔合適家庭繼承者。無可否認，財富催生了風流，而這背后其實也有制度性考慮。

在賭王的個案中，我們甚至看到了很多制度性的選擇，比如雖然四姨太有攀附的嫌疑，但畢竟進入了賭場這一核心產業，且通過了承包制的考驗，因為即便是賭王計劃 的人，達不到經營指標照樣要“下崗”。換言之，對那些精力充沛、眼界廣闊的企業家來說，他們有意從家族中選拔合適的繼任者，而且即便在創始人的光環之下，亦有元老組成的各類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管理措施。

社會資源對于個人奮斗的價值也不容否認，甚至是核心資源，而這樣的資源顯然更容易在家族內部流動。如何鴻燊獨闖澳門的豪情背后，其實也是得到一位叔公的舉薦。

所以，當我們在今日看到新的一批企業下一代出現在領導者的位置上時，難道我們還要下意識地、通過植物性神經反射去炒家族制的冷飯嗎？難道我們不要去深入考慮，是不是這些企業引入了可靠的現代企業制度，而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脫離對于企業領導者能力高下的依賴呢？如果說中國企業家逃脫不了地會期望自己的子女繼承產業，那么，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推動企業制度計劃 的動力嗎？

家族血脈，本就是一種制度，且是人類歷史中最長久、最堅實的一種制度，維護家族后代權益與保障基業長青之間，并沒有天然隔閡，甚至是相互促進的共生關系。課題在于如何進行更順暢的制度設計，無論如何，它們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企業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生命體的延續，不同的繼承法無非像順產與剖腹產的區別一樣，各有利弊。

作者：何博聞(文化地產投資公司城市創意港總裁、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