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在華爾街、倫敦也有很大作用，但在西方國家，“關系”僅限于融資“敲門磚”，之后借給你還是不借給你，依然公事公辦按規矩來，猶太人再抱團，也不會隨便把錢借給另外一個猶太人。送你錢是一回事，融資貸款那是另外一回事。解放前中國銀行業在業務上有愛國行為，但一般來說只能在不影響大局下，會有類似的借貸。我曾祖父程慕灝先生從1913年入中國銀行從業近80年，經歷了中國各個時期動蕩歲月，記得他曾經說過，銀行服務（指真正的市場化的商業銀行運作），很多時候是晴天打傘，未必能雪中送炭。
但在傳統中國鄉紳文化中，這樣做就顯得太沒有人情味。在鄉紳文化中，一個鄉中的領導者，不僅調理人和之事，也要協調鄉里經濟互助。這種經濟互助不少是“非盈利”，如集資給幾個有出息、但家境不好的孩子們去念書。鄉紳文化的人情關系決定了資金借貸融資的行為。這種文化在今天的中國依然有強大的能量。面子人情決定了你的借貸決策，而不是冷冰冰地分析對方的財務數據和營運情況。這種民間融資心態，南到廣東，北到鄂爾多斯，是具有相當普遍性的。
舉一個例子，一個大家庭中，老三沒錢買新房子，于是家中的“鄉紳”級人物（如三個孩子老母親）可以命令老大老二出資，甚至讓老大老二的孩子們也做些貢獻，一起幫老大買套房子住。這種消費和融資行為，在今天的中國依然存在。比如老大的孩子要留學家中資金不夠，于是老太太可以命令所有家中各房資助。這種消費融資理念，反過來也決定了中國民間融資。也就是情面大于收益。
溫州民間融資模式和鄂爾多斯等都很類似。一個“牽頭人”，先把親戚朋友的錢集資過來去炒房子、投資股票、放高利貸。牽頭人很講究信譽，一旦有了收益，定會把豐厚的回報及時送到投資人手里。于是投資人們會幫牽頭人去拉更多的關系進來，牽頭人的資金池因此呈幾何數級增加。至于牽頭人拿了錢去做什么，后面的投資人不會去問，因為這個關系網內的人都相信他，自己沒有理由懷疑，更不好意思去直接打聽牽頭人的投資活動是什么。
牽頭人一旦開始做開了融資借貸，他本身也會用類似的人情面子去做做事，自己關系網里的熟人來借錢，他會首先考慮。當然他也怕放出去的錢回不來，于是對方拉來另外一個關系人做擔保。牽頭人不僅借貸放心了，還多認識了一位（擔保方），生意就這么越做越大，客戶網越來越廣泛。人情大于天，而相關的經營風險看的少了，甚至都不好意思多問。最近在北方一些城市，如承建商缺錢，于是找來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再去找一個自己認識的民間借貸機構，這位借貸機構老總一看是好朋友介紹來借錢的，二話不說就給了承建商一筆不小的貸款。至于說承建方的生意有無能力償還，基本不會考慮。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個人如此做問題不大，當民間資本融資都如此來，以網絡化、社會化輻射出去，越來越多的人的利益糾纏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種融資體制。
日本的商業文化和體制也有類似特征。體制內的企業、銀行、投資機構互相協助，如同一個鄉的鄉紳領著一群人的模式，這種融資互助體系讓西方國家大吃一驚，因為這完全是對西方融資方法理念的一種顛覆。在日本經濟出現問題之前，西方國家都認為這是一種全新的、相當不錯的融資理念。
如同任何體制有其優點，也必有其缺陷。
在經濟正常發展的時候，這樣的資金融資效率極高，資金利用率很好，可以很快幫助周圍人或企業發展。這種帶有些“福利性質”的融資模式，對經濟和企業發展的支持力度發揮達到了極致。即便你企業一段時間內頂不住，這種融資也會幫助渡過這個難關，而且這段時間的定義很靈活，不像西方國家那么死板。對企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極高，非常有利于企業長期戰略性發展。
但其缺點是借貸靠網絡人情，借貸風險意識極差，很多經營性的風險被不斷的“貢獻性融資”掩蓋，隨著時間延長，假如企業經營沒有根本性的改善，那么這種風險會在暗中迅速累積。一旦外部經濟形勢或行業形勢不對了，其累計的損失會一下子大爆發。
和過去鄉紳經濟不同的是，過去鄉紳經濟涉及的融資不過是一鄉的范圍。但今天這種融資就不同了，其集資的資金鏈很長，社會覆蓋面很廣，連帶投資方的數量極大，上到大企業大富豪權貴，下到百千小百姓，他們的資金都可以通過不同層面的“牽頭人”關系進入到融資體系中。這樣造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象，社會輻射力驚人。經濟好的時候，大家一起發財，經濟一旦不行了，所有人的資金全部陷進去。鄂爾多斯的情況也是如此，當年日本從巔峰跌落下來整整20年至今還是緩不過來，這種金融體制有相當大的責任。
雖然國家現在提倡金融改革，并在溫州進行金融改革試點，有些專家談到存貸利率浮動自由化等建議。其實，另外一個更關鍵的，是要改變民間融資的理念、借貸方法、以及相關的風險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