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十四五”前后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關“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鑒往知來、洞察國際國內大勢、深刻把握本質和全局后做出的重要判斷。
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雖有逆流但不會逆轉，隨著我國的不斷擴大與開放，各國都希望在中國尋找更多發展機遇。正是這些因素有力支撐了決策層有關“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
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帶來新機遇，要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中勇立潮頭，構建起面向未來的經濟結構；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帶來新機遇，要在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上取得重大突破，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新的動能和優勢；深化改革開放帶來新機遇，要把改革之路走得更快、開放之門開得更大，以改革開放新突破帶來社會生產力大躍升；加快綠色發展帶來新機遇，要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帶來新機遇，要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為經濟與企業發展營造更好的環境。
2、適合的所有權結構
國資國企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2013年11月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并便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雙百行動”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組織開展“雙百行動”，不再搞一批單項試點，而是要以“1+N”政策體系為指導，以前期各個單項試點成果為支撐，全面拓展和應用改革政策和試點經驗，進而形成從“1+N”頂層設計到“十項改革試點”再到“雙百行動”梯次展開、縱深推進、全面落地的國企改革新局面。
在2018年—2020年期間實施國企改革“雙百行動”，主要目標是在穩妥推進股權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市場化經營機制，健全激勵約束機制，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建設等方面率先實現突破。
最重要的是，其中特別提出：要分層分類積極穩妥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堅持因地施策、因業施策、因企施策，堅持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企業根據各自的功能定位、行業特點、發展階段和競爭程度等實際情況，將自身存在的問題實現精準對接、系統集成，從而實施個性化、差異化、多樣化的所有權改革。
3、在市場經濟中保持競爭力
從競爭力角度考察，企業在市場中摸爬滾打，不斷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更好地適應了市場的要求，但是企業都還有不足的地方，需要改進提升。
1. 管理制度執行力需要持續加強
經過多年的發展，許多企業已經建立了較為健全的管理體系與制度，但還存在著管理制度流于形式、執行不到位的問題。究其原因，是因為企業體系逐漸龐大、人事復雜、層級較多。
2. 精細化管理必須向深度進行
部分企業仍存在著管理粗放的問題，諸如物資采購不規范、成本費用管控薄弱、客戶信用管理不嚴、庫存資金占用較大、市場營銷觀念落后等問題。在采購管理方面，由于管理層級多、業務模式差異大、產品種類和規格分散，采購領域還有較大的降成本空間。
3. 推動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成熟
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研發投入不足從根本上來看，是因為缺乏長期創新戰略。相當比例的企業還沒有建立起確保研發投入穩定增長的機制，企業大都是根據自身盈利和資金狀況來安排研發支出，實際上只把研發投入作為企業的利潤調節器來使用，而不是把科技研發當作打造技術競爭優勢與核心競爭力的長期戰略。
4. 鼓勵創新但是沒有容錯機制
對創新失敗缺乏寬容。調查顯示，部分國有企業還未能突破阻礙科技創新的思想藩籬，對科技創新失敗的容忍度較低，甚至為零。在對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績效考核上，簡單地以創新結果作為考核創新活動的單一指標，很大程度上導致企業家和科研人員害怕失敗，不敢大膽創新。
5. 激勵力度不足
為了搞“平衡”，企業內部還有平均主義的傾向。這是因為在市場化背景下，部分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不徹底、監管不到位。另外，對高管人員或企業核心骨干的薪酬激勵仍然不足，不利于調動管理層的工作積極性。
4、創新驅動和高質量發展，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
“十四五”時期，發改委等部門編制地區規劃時，要考慮我國經濟下行，新舊動能轉換，地區GDP、居民收入增速減緩，實施創新驅動、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等因素的影響，相應調整相關指標。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8.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6%。
推動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產業新動能轉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塑投資營商環境、提升綠色發展優勢、提升改革開放水平和民生保障能力，建設工、農、科教、文化、生態、旅游強省，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成為各地方制定地區“十四五”規劃關注的重大課題。
此外，制定地區“十四五”規劃時還應關注以下問題：
一是明確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方向，選擇確定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如資源開發型、深加工型、技術密集或高技術型、外向型等。
二是確定區域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目標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經濟效益、人均收入、資源開發利用水平、環境保護標準等指標。
三是統籌區域建設規劃總體布局，選擇區域發展空間模式。
從全國來看，區域戰略規劃可以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帶，各帶的產業模式和開發時序有所區別。對于地方性區域規劃，建設總體布局的任務主要是選擇區域經濟中心、發展軸、產業集聚帶及重點開發基地和重點防護地區等。
天津市發改委啟動“十四五”（2021—2025年）規劃前期研究，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三個著力”重要要求為元為綱，主要聚焦高質量發展，破解發展瓶頸、產業轉型發展、創新驅動發展、新舊動能轉換、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區域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
南京是江蘇省省會，是國家批復確定的東部地區重要中心城市和長三角地區特大城市。南京市以創新驅動推進高質量發展，“十四五”時期，南京市發改委將以科技創新作為支撐，以生態建設作為保障，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創新名城”，推動實現江蘇省委全會提出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城鄉建設、文化建設、生態環境、人民生活“六個高質量”發展。確定“兩步走”的目標，力爭到2020年，創新核心指標進入全國前列；到2025年，進入全球創新型百強城市。
5、產業功能定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區域一體化發展
編制“十四五”時期地區與專項規劃，應明確產業功能定位，優化區域分工和產業布局，資源要素空間統籌利用，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實現區域內產業鏈資源共享，區域一體化協同發展。
以京津冀都市圈為例，京津冀“十三五”時期產業政策求大求全，強調“一個不能少”，導致產業結構自成體系、自我封閉，產業結構趨同，重復投資建設、資源使用浪費，區域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落后，人均GDP、第二產業所占比重遠落后于長三角和珠江三角洲都市圈。與此同時，京、津兩市缺少以上海為絕對中心統領整個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內在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