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各個興奮不已，先是圍觀了“小豬賽跑”，和難得一見的“斗羊”，接著又興致勃勃地去喂鴕鳥和摘草莓，忙得不亦樂乎。看他們都自得其樂，我和同行的蔣總信步走進旁邊的一座小花園，難得坐下來清靜一會兒。

 

    在這座精致的小花園的圍墻上，鑲嵌了不少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格言，其中一句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指著這句話告訴蔣總：“這就是陶行知先生改名的原因了。他最先改名叫陶知行，取‘知行合一’之意，是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先生最先提出來的。但他后來進一步認識到，行動是先于知識的，而知識只是行動的成果和行動經驗的總結，所以他又改名為‘陶行知’。”

 

    蔣總饒有興味地說：“真是字序之別，饒有深意啊。我覺得很有道理，你看小孩子生下來本來是沒有任何知識的，他們就是在不斷的行動中去積累知識，玩耍就是學習，行動確實應該放在知識的前面。這位陶先生是何方神圣？我對他了解并不太多。”

 

    我指了指庭院中央陶先生的半身塑像說：“陶行知先生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師從著名哲學家杜威先生。畢業后，他懷著教育救國的一腔熱血，投身祖國的教育事業，開辦了多家不同類型的學堂，積極推動中國的教育進步。他的教育思想吸收了不少美國的成功經驗，即使今天看來，仍然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可以說，今天中國教育體制的沉疴都來自于我們仍未深刻理解和貫徹陶先生的主張。”

 

    “那么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蔣總好奇地問。

 

    “主要有三條：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分別回答了為什么學？在哪里學？以及如何學？這三個關鍵問題。在我看來，這三條對今天企業的組織學習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對企業來說，我可將之更改為：工作即學習；公司即課堂；教學做合一。”

 

    蔣總一聽樂了：“你倒挺會舉一反三啊！”

 

    我擺擺手說：“陶先生才是這方面的高手。他的老師杜威先生當年教給他的是，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他全給顛倒過來了，因為他覺得老師的觀點完全只是從一個身居深院的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問題，太過狹隘。教育只有融入到社會活動中去，為促進人民幸福，推動社會進步服務，教育才能真正實現其價值。所以你別小看這兩個顛倒，實際他看問題的高度就在這倒換之間比他的老師超越不少。杜威先生也說，他沒想到，來自當時貧弱之國的一位中 國學 生，成為他最好的學生。這件事給我們的啟示是，真正的學習是從質疑開始的，只有學會提出正確的問題，而不是盲目聽從，才能不斷超越前輩，取得非凡成就。”

 

    蔣總點頭稱是：“那你跟我講講，你說的這三條對企業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我們來談談工作即學習這一條，其實這和當下日趨普及的行動學習的理念是一樣的，其精髓就是干中學，學中干；最高效的學習是工作中的學習，最有力的行動是學習中的行動。從商業教育來講，過去多年我們一直采用哈佛首創的案例教學法，通過研習其案例庫中豐富的事件來掌握 企業管理 的各項技能。但其最大的缺陷是，你永遠無法完整還原那個案例當時所處的情境，這和很多模擬炒股大賽的冠軍到實際投資時卻一敗涂地是一個道理，畢竟用虛擬的錢投資和拿真金白銀真干一場對你的決策心理的影響完全沒法比。”

 

    “行動學習我也聽說過，但版本很多，到底其要領是什么呢？”蔣總問。

 

    “行動學習其實就是一種組織學習的理念，即通過成立小組去解決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而非研討別人過往的案例的方式，來達成既推動業務發展，又提升員工能力的目的。如今我在給企業管理團隊上領導力培練課時，會拿出整個下午引導他們解決實際問題，效果比單純聽課好得多。既不會聽得打瞌睡，又能和自己的工作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這樣就解決了行動和學習常常銜接不上的問題。”

 

    “那公司即課堂這條你想說明什么呢？”蔣總繼續問。

 

    “這一條說的是公司要為員工創造在工作中學習的良好環境，采用多種方式為員工的持續學習創造條件，除了傳統的課堂授課，在線學習外，還要注意在員工和崗位的匹配上留出一定的學習空間。比如說，我們常常發現，等到一個員工百分百能勝任一個更高的崗位時才提拔他，往往不能起到激勵的作用，最好是在他百分之八十能勝任時就提拔，這樣他在新崗位上還能學到新東西，他的干勁是最足的， 績效 是最好的；又比如，任何一個員工在同一個崗位上干得太久，覺得沒東西可學了，往往就會‘審美疲勞’，要么倦怠，要么跳槽。所以公司即使暫時沒有提拔他的機會，也可以通過轉崗或挪地方，來擴展他在新崗位上的學習空間，提升他的工作新鮮感和興奮感，這對保留人才是很有效的。

 

    蔣總連聲說好：“我們也發現這個問題，你從組織學習的角度來講，我就更清楚該怎么做了。

 

    “‘教學做合一’這一條其實是個很好的總概括，所以我沒有改動，我覺得無論對學生還是企業員工都是一樣的。對企業來說，我想補充強調的一點是‘教’這個問題，需要充分重視。其表現形式包括兩種：一是領導者任教官，一是領導者任教練。我在輔導企業領導者任教的過程中發現，當領導者能夠清晰地把自己的經驗和想法總結出來，以授課或教練的方式傳遞給員工時，對領導者自己都是很有幫助的。因為很多時候你會發現，你想不清楚時你就說不清楚，你能說清楚時說明你真正想清楚了。所以領導者任教不僅幫助公司將隱性知識顯性化，以傳承和沉淀下來，也幫助領導者把自己的思路理清楚，使其系統化，結構化。而且教練和教學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雙向學習的過程，領導者在這個過程中還可以跨層級和不同級別的員工對話，了解他們創新的想法和建議，聽到他們真實的聲音，這對于領導者無論是提升決策質量，還是促進自身領導力的發展，都是大有助益的。”

 

    說話間，我們走上了一條園間的小路，路旁佇立著一座雕塑，是三把大大的鑰匙，上面正好鐫刻著陶行知的三大理念。蔣總指著它們沖我笑著說：“陶先生的這三條教育思想就像這三把鑰匙一樣，確實能幫我們解開不少組織學習方面的疑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