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所發起的“中國實驗室”在中國做了12個項目，為中國的中小企業提供管理咨詢服務。這些中小企業目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怎樣從第一代家族式管理轉成職業管理的模式，這個問題越來越突出了。很多找我們做項目的企業，基本上是要我們提供具體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給他們做了一期之后，會不會有一個溢出效應，讓他們認識到，職業管理是企業長久發展的必經之路。

　　在浙江、廣東等很多地方，第一代創始人在企業中說一不二。對他的企業能夠全盤了解的，差不多也就他一個人。企業的幾個部門，每個部門的經理只了解本部門，創始人的權力就更大了。我不知道這種模式還能實行多久。

　　我們也給年輕一點的中小企業主做咨詢，感覺不到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識比第一代呂小企業主強多少。加上近期發生富士康的事情，讓我很為中國中小企業的未來擔憂。

　　最近我剛看完一本書，是講英國工業革命的，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18世紀的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發生在別的國家？這位經濟歷史學家的出了很多數據，說明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那就是英國當時勞動力成本高，迫使資本家想辦法去加大技術研發，提高勞動生產率。

　　我以前也提到過這個事情，為什么廣東這么多年還是從事生產鏈條這么低的行業，就是國為中國農村收入低，迫使很多人出來打工，大大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廣東老板利潤可觀，就不會去追求技術或者去做品牌。

　　前段時間富士康工人跳樓的事情攪得全國沸沸揚揚，根據媒體報道，富士康很快就給工人加了工資。我有一次遇到經濟學家許小年，他說最近工人工資漲得太厲害了。我說這可能是政府為了避免形成工會或者工會越來越壯大，提前去漲工資安撫工人情緒。

　　我一直贊成提工資，工人工資總算開始增加了，但我又有些擔憂，因為這種做法本身有一個非常大的危險。因為提工資是政府決定的，很可能這個資水平跟企業具體的實際情況不吻合。這中間有非常復雜的關系，提高了工資之后就有可能減少創業，減少就業機會。

　　國內很多經濟學家都反對工會，他們覺得工會會干涉市場，這種說法有一個明顯的邏輯錯誤。工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如果政府去干預的話，這才叫實實在在的政府干預經濟。

　　因為工會真正反映勞資關系，工會向工廠要價太高也成功不了啊，工廠有實際情況，這實際上還是一個市場行為。工會是要解決問題的，對工廠來講是一個制約，沒有工會的話，這個制約機制就不存在了。

　　工會一方面是到資方去爭取權益，另一方面是約束自己。我現在擔心的是，因為沒有工會，工人提出的這些要求不能得到及時傳遞，工人動不動就停止工作，這對經濟的破壞是很大的。

　　這樣大幅度提工資，能夠支撐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還在實行，內陸還在搞大型的建設項目，吸引了相當一批農民工。但這引起都是短期的，只能持續一年兩年的時間，刺激經濟計劃時效性過去以后又會有一大批的農民工重新再找工作。如果這個時候，很多企業因為成本太高已經不存在的話，那是非常不好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