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就本質而言，是一個關于幸存者的游戲。對企業家來說，失敗是職業生涯的一部分。這是一件讓人遺憾，但不可恥的事情。我一直在尋找中國企業失敗的基因。我稱之為“中國式失敗”。——吳曉波

中國式離婚、中國式結婚……

當代獨步于“企業史”寫作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在他新近出版的《大敗局Ⅱ》一書中也延伸了這個概念，叫“中國式失敗”。“中國式”自然就有“中國特色”，就有“中國文化”的深刻印記。

健力寶、科龍、德隆、中科創業、華晨、順馳、鐵本、三九、托普，這些帶有民營色彩且極具經典案例的九家企業在作者的筆下被“載入史冊”。它們究竟是怎么在21世紀初倒下的？

吳曉波一直都在強調“中國式失敗”的前提，是存在著一個獨特的中國式商業環境。他認為變革 30年，法制在不斷地建設與完善，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但是在這個劇烈的轉型時代，中國現在選擇的企業變革 路徑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見的。

這一方面體現在從1998～2002年中國有一個很大的產權變革 浪潮，其中絕大多數企業完成了“產權明晰”的過程。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很著名的企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導致產權變革的失敗。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還有一個“資本身份”的環境，中國經濟舞臺上始終存在著國有資本、國際資本和民間資本三大資本的博弈。保護和振興國有企業一直是我們的國策之一，在“國退民進”的產權變革 中，如今國有資本更集中地撤到了壟斷性行業和資源性行業里；國際資本在中國也一直受到稅收等多方面的優待；而來自于民間的民營資本力量，則在成長的過程中還處于不利和被打壓的地位，它們在向壟斷行業沖擊時，受到了政策的制裁。

上述那些一個個翻船的企業，就是與這樣的背景交織在一起的。

我們的確看到了一幅幅最為生動而又十分殘酷的歷史畫卷。

產權明晰的變革 無論從人們善良的愿望出發，還是按照學者們劃出來的理論通道，它都是順應市場化方向發展的清晰路徑。可一旦進入操作層面后，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政商關系”纏繞其中，就使得變革 有了一個很大的彈性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與轉制企業之間一旦發生了“產權明晰化在思路上的分歧”，前者就會以種種原因放倒后者，毫不猶豫。健力寶的李經緯，科龍的潘寧，他們都成了嘗試產權變革 的先驅。而張海登場健力寶、顧雛軍入主科龍和狂購國有企業，又是他們借官員之力乘虛切分國企“蛋糕”的投機之舉。

在這樣一個轉型時代，華晨的仰融縱有帷幄運籌的商業才華，也一不留神就栽在了政商關系的處理上。而2004年撞上了中國經濟宏觀調控的鐵本戴國芳，更是因為以民營身份闖進鋼鐵行業卻又玩不轉業內的“潛規則”，便成為了最“倒霉”的那一個。唐萬新希望以資本并購的方式實現德隆的產融結合，他趕上了傳統產業升級、優化整合和經濟騰飛之勢，但又只能以坐莊股市、灰色手段融資等手法，逼使自己走到了危險的鋼絲繩上。

各地的產權變革 一直都是通過試錯的辦法在進行著。大家都在亂搞，搞了就搞了，逮著了就逮著了。于是，賄賂收受，官商勾結，各種灰色地帶比比皆是，它們成了產權變革 的伴生物。在吳曉波看來，《大敗局Ⅱ》中的主角與此前《大敗局》中的秦池、巨人、三株、愛多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1990年代中后期栽倒的那批民營企業，大多源于它們進入市場后經營管理上出現了問題；而2000年以后的這一批，則表現出了強烈的“政商博弈”氣息。其失敗至少呈現了三種景象：產權明晰化過程中政商破裂釀成的悲劇，宏觀調控中利益分野的碰壁人，地方利益競爭格局中的犧牲者。

時勢造英雄，英雄也永遠背負著時代的局限性。

政府在變革 中摸著石頭過河，這完全可以理解。2004年前后MBO的驟起及隨后又驟停，就是產權變革 進程中的一次典型性波動。

這種以對國有資本的保護和壯大為原則展開三大資本的博弈、政商關聯的密切，都是有著文化傳統的。

中國近代工業發端于官辦產業，然后一步步走向官商合辦、官督商辦。伴隨而來靠民間資本支撐的民營企業，就只能在國有資本和國際資本的夾縫中生存。它們一方面必須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兩大資本進行較量、抗爭，它們的市場和資源獲得又不得不仰兩大資本尤其是國有資本的鼻息而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依附性與脆弱性也就成為了這個階層自娘胎里就傳承下來的基因。出生后，它們也就總是在艱難的抉擇中成長。

三大資本的競爭并不具有平等性，追其文化觀念的根子則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念作祟。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給的。于是，國有的也好，民營的也罷，政府都有權任意處置它們。需要時可以扶持你，但扶持的目的不是“你富”而是“我強”。道理很簡單，帶動整部國家機器運轉的使命，在我不在你。

而一旦兩大資本都還難以完成這種支撐作用時，國有資本聯手國際資本，甚至在聯手國際資本中需要放棄民營資本，那也在所不惜了。游弋于三大資本之間，政府的導向性也就成了三大資本的風向標；政府官員沒有以市場原則為己任的義務，而又具有解釋政策的最大權力，這也就使得大家做事都很難。

最后，單一資本在這種搖擺中真正強大了嗎？單一資本的強大又能夠使國家真正地強大起來嗎？其實，不是“國強”帶動“民富”，而是民富才“擁戴”國強。

歷史的教訓總是值得我們汲取的。

當然，最應該汲取教訓的還是我們的企業經營者們。吳曉波總結“中國式失敗”有三大特點：政商博弈的敗局，創業“原罪”的困擾，職業精神的缺失。

從早期的牟其中到如今出事的一批企業，他甚至斷言：隨著變革 的深入，中國的商業決不會進入“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狀況，相反，政商之間的密切度將會越來越高。“政商博弈”、創業“原罪”，也必定意味著任何一次商業上的突破或創新都可能與現行法制發生沖突。這在一方面可以斷定：每一代企業家的實踐和遭遇都會使這個國家的商業法則在走向成熟的途中再邁進一步；另一方面，企業家的職業精神也就再次被放到了商業的天平上。

今天畢竟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盡管企業與政府之間應該保持何種關系仍然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但是，眼睛只會盯著“衙門”，練就一身“灰色本領”的舊式文化模式，肯定不是惟一的了。因為無論政企關系、銀企關系，大家都在摸索市場規律、學習全球化思維、努力借助互聯網互動模式實現任何情況下的溝通。企業家怎樣才能在市場中真正立得住腳呢？第一，對你的消費者負責；第二，主動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最新報道：2006年以來市場上最熱鬧的企業家嚴介和將把一手締造的太平洋集團交班給愛子嚴昊。嚴介和半世商場，多少麻煩纏身，他感嘆自己擺脫困局的辛苦就是不斷地與省長、市長、縣長層層打交道。完成工商管理學業的嚴昊，仍然要從父親身上學到諸多“如此這般”的本領。但是，從商場折騰到官場，絕不應該繼續是他這一代人最主要的“經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