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制造業大國，關于“中國制造”的話題自然經久不息，究其觀點，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一為悲觀派，“哀其不幸嘆其不爭”，與發達國家比較相形見絀，生出諸多感慨；

二為樂觀派，于落后中也看到本國制造業的種種長處，長他人志氣不滅自己威風。

兩派各執一詞，試圖駁倒對方，因而總是針鋒相對，莫衷一是。其實，“中國制造”面臨多重現實，兩種觀點各有依據，但是出于辯論需要，言辭犀利尖銳，卻未嘗沒有以點帶面的嫌疑。

現實的復雜性是由多種層面構成的。在我看來，如今“中國制造”面臨以下三大現實。

現實一，高端制造業得到國家政策傾斜，依托工業基礎，后勁十足，成長迅速。

高端制造業屬于戰略性產業，高投入、高產出、高回報，居于制造業金字塔的頂端，離不開國家的政策傾斜和產業扶持。中國采取的是內外結合的發展路線，依托原有的重工業基礎和成本優勢，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經驗，以打造高性價比產品為突破點，電信、汽車、機械制造、航天航空等產業發展勢頭迅速，在國際市場展現競爭力。此類行業多由國有企業把持。

現實二，中端制造業立足自身優勢，避開短板，通過高效資源整合，從競爭中突圍。

制造業是一個系統，所需原材料眾多，產業鏈綿長。相比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制造業起步晚，底子薄，短短三十多年，市場經濟起起伏伏，企業生生死死，留下來的只是少數派，它們得以幸存，是認識到自身的優劣勢，充分利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整合優質資源彌補自身不足。

最典型的代表是小米公司，剝去互聯網思維的光環，“小米模式”的實質就是基于專業分工、吸收優質資源、構筑自身的產業鏈閉環。其實，中國制造行業與此類似者不在少數。

隱居浙江富陽的華鷹集團是全球賽艇行業的“隱形冠軍”，這家30年前創建于農村禮堂的民營企業，如今在全球賽艇市場的占有率已達10%。其核心競爭力在于，以本土廉價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為基礎，以打造高性價比產品為切口，以國際化的設計團隊為驅動力，借助技術研發解決賽艇的平衡、韌性、發力點和船艙進水等系列問題，向產業鏈附加值高的領域侵襲。其賽艇產品在北京奧運會后三次大幅提價，訂單仍供不應求。沿襲這一思路，2008年開辟游艇業務，通過“美國人策劃、歐洲人設計、中國人制造，全球銷售”，將游艇業務迅速壯大。

現實三，低端制造業缺乏技術、品牌和市場地位，在競爭中隨波逐流，艱難求生。

低端制造業進入門檻低，沖入了大量市場參與者，攤薄行業利潤，無法支撐技術研發所需要的資金需求，只好基于市場需求生產，而非立足核心競爭力，市場繁榮的時候，為了爭奪份額展開價格戰，市場需求萎縮的時候便出現產能過剩、停產歇業、破產倒閉等問題。

在缺乏品牌、技術和市場領導力的情況下，此類企業通常大量依賴代工業務生存，處于價值鏈最低端的環節，無論投資收益、利潤回報，還是抗風險能力均十分堪憂。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在一篇文章中寫道：“Ralph Lauren每賣一件衣服，它的品牌都在升值，中國企業每生產一件產品，它的設備都在折舊。”說的就是代工企業生存之難的根本原因。

新勞動法實施之后，人力成本上升；短期內大量貨幣增發，促進房地產熱潮，變相抬高企業的租金成本；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日益降低，跨國公司紛紛關閉中國內地的工廠，將代工業務轉移到東南亞等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在短期內對低端制造業造成了巨大沖擊。

制造業的陣痛，引發普遍性的反思，在我看來，以下兩點為“中國制造”最應規避的誤區。

誤區一：生產思維和規模思維主導，自己一門心思做產品，做完了再向客戶推銷。

這種生產導向的模式背后，沒有脫離本位主義思想，即“我有什么產品向客戶賣什么產品”，在需求旺盛的時代行得通，在競爭激化、消費者需求急速變遷的如今卻是大忌，以波司登、李寧為代表的國產服裝品牌遭遇產能過剩、高庫存“危機”，其實就是這一模式失靈的寫照。

誤區二：盲目轉型，在一廂情愿的情況下，為了轉型而進行大量的分散化嘗試。

生存艱難的現實壓力下，大量企業收縮主業，或者干脆放棄制造業務，轉入房地產、投資等領域。比如，寧波制造業中的佼佼者奧克斯、雅戈爾等龍頭企業在主業之外均開辟了房地產業務，雅戈爾的地產業務甚至收入遠超服裝主業，這被戲稱為“雅戈爾現象”。

作為一種戰略選擇，開辟利潤更高的房地產業務，這種轉型無可厚非。但需要指出的是，雅戈爾畢竟只是少數，其地產業務的成功，有賴于地方政府的支持，而這恰恰是其制造主業打下的基礎。那些放棄主業，盲目轉型到短期利好領域的制造企業，只不過在泡沫化過程中充當了炮灰。

企業升級轉型的本質，是思維的轉型和模式的升級，而不僅僅是業務的轉型，技術的升級。其最終目的是從產業鏈附加值低的區間上升到高附加值的區間，以獲取更高的利潤。

最后，借用寧高寧的一句話，送給中國制造業：“企業的競爭需要它在商業模式上站到更加主動和原創的位置上，在哪里制造不重要，誰組織和創造了這個過程才重要。”（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