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名相張九齡說“治國之本在治吏”，吏治則國治。“吏治”的首要任務就是用什么人，“治吏”的實質是怎么用人。“用什么人”不僅關乎對人才的價值評判問題，而且是現實政治狀況下多方利益博弈妥協的結果;“怎么用人”則涉及選官制度的貫徹實施。這兩個問題交織在一起，不僅造成了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制度變遷，而且導致了這一制度的變異流弊。仔細梳理下來，從察舉征辟到論資排輩，再到抽簽選官，制度的變遷與變異看似荒誕不經，實則發人深省。

　　《禮記·中庸》記載：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旗幟鮮明地提出“為政以德”，后世許多人據此認為儒家主張“人治”。今人言“人治”“法治”，猶如古人言夷夏之大防，似乎是水火不相容之兩極。荀子曰：“不患無治法，而患無治人。”康有為云：茍無其人，則雖有良法美意，亦文具空存而已。據此而言，人在歷史上的主觀能動性絕對不容忽視。

　　在司馬光看來，治國理政的關鍵，沒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因此他主張：“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他的觀點與唐太宗的“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脈相承。問題是“知人之道，圣賢所難也”，司馬光認為，如果僅僅用口碑和聲譽作為評判人才的標準，那就很難杜絕個人的愛憎和好惡，必然導致賢才和庸才的混淆;如果完全用政績來考量，又很難杜絕一些人的弄虛作假。所以他說，“是故求之于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于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

　　那究竟該怎么辦?

　　還是應該相信制度建設的力量。就宏觀層面的制度設定而言，柳宗元在其名作《封建論》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秦“有叛人而無叛吏”，秦之亡，“非郡邑之制失也”;漢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反而更說明秦之廢封建設郡縣之高明;唐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說明郡縣制的設立可謂萬世法。但是唐之痼疾在于藩鎮割據、尾大不掉，其出發點本是為了加強對基層郡縣政權的督察管理，結果卻如錢穆先生所言：“中央的監察官變成了地方行政官，這是一大缺點。而由軍隊首領充當地方行政首長，則更是大毛病。唐之崩潰，也可說是即崩潰在此一制度上。”

　　歐陽修在修《新唐書》時就指出：“(唐之官制)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茍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歐陽修指出了一個制度建設的規律：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對制度造成了無以復加的破壞。歷史何以至此?顧炎武的高論可以看作是對歐陽修上述觀點的注解，他在《日知錄》中說：“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前人立法其實就不是盡善盡美，留有隱患，后人因循守舊，不敢徹底揚棄，只能補丁上面摞補丁，甘作裱糊匠，最后的結果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還覺得問心無愧。

　　宋代要汲取唐之教訓，所以“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于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這樣做貌似對癥下藥、防微杜漸，但實際實行下來，卻出現了“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以使之矣”。(宋·葉適《水心別集》)在葉適看來，宋代的“外削中弱”蓋由其國家制度設定而導致。至于他所說的“人才衰乏”問題，葉適還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俯首，一聽于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葉適的結論是：“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于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如此看來，制度愈嚴苛，反而愈束縛住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制度變遷確如按下葫蘆起了瓢，總是得一利而受一害，此消彼長。所以，相信制度但不能迷信制度。

　　對于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制度的互動關系，西晉名家杜預說得很透，他說：“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說到底，再好的制度都是要人去實施的。問題是人究竟如何去實施操作選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