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曹魏政治史上,司馬懿是個野心勃勃的奪權高手。而他在青年時代為了逃避仕途竟險些入獄,豈不令人費解?從司馬懿的家庭背景看,似乎不存在與曹操對立的因素。其父司馬防早在熹平三年(174年)任尚書右丞時,便推薦了二十歲的“孝廉”曹操為洛陽北部尉,給了這位宦官子弟公開與宦官專權劃清界限的機會——用五色棒擊斃了一批橫行京城的豪強,其中包括皇帝親信宦官蹇碩的叔父。曹操對司馬防的薦舉一直懷著感激之情。四十二年后的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為魏王后,專門將司馬防請到鄴都敘舊。酒酣耳熱之際,曹操躊躇滿志,故意問:“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司馬防的回答亦不失尊嚴:“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曹操開懷大笑。司馬懿的長兄司馬朗,自建安元年起便應辟為曹操掾屬,后來官至兗州刺史,是建安時期曹操集團的重要人物之一。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加入曹操政治集團,似乎順理成章,但事實并非如此。《晉書·宣帝紀》以儒家的忠君思想予以解釋:“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

       的確,司馬懿少年時代受過傳統的儒家教育。長兄司馬朗學術早熟,十二歲時便通過了國家的經學考試,成為正式的朝廷命官郎中。他深厚的經學根柢,對司馬懿的成長也有重要影響。初平元年,司馬防被迫隨董卓遷都長安,年僅十九歲的司馬朗率全家逃離洛陽,輾轉于故鄉河內溫縣與黎陽之間,與父親中斷聯系達七年之久,獨立擔負起撫育諸弟的責任。司馬氏兄弟在長兄的教育下,在流亡中完成了儒家文化啟蒙,“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建安初年,曹操面對周圍強大的割據勢力,對漢獻帝的“朝廷”采取以拉攏為主的方針,重建朝儀,恢復了各種制度,并大規模地征天下名士到朝任職。出于共同需要,曹操集團與以漢獻帝為旗幟的漢末名士這兩種政治力量,在建安初期一度尚能和平共處,直到建安五年,雙方的摩擦與沖突才趨于明朗化。

       司馬防追隨漢獻帝多年,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自然傾向獻帝一派,這對其家人必然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當司馬懿本人還沒有從曹操集團得到實際利益時,儒家的正統觀念、父輩的立場與青年人的“正義感”,使其一度同情漢王朝的悲慘命運。司馬懿對父親惟命是從,其拒辟行為顯然不可能違背父意,恰恰是得到長輩的支持才對。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兩次征辟司馬懿的前后,均發生了曹操集團打擊獻帝派的嚴重事件:其一,建安五年,國舅董承、長水校尉種輯等人推翻曹操的未遂政變遭到了嚴厲鎮壓。其二,曹操于建安十三年殺了漢末名士領袖孔融。這也應是導致司馬懿堅臥不起的時代背景。

       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青年時期司馬懿有明顯的避世傾向。據《高士傳》記載,司馬懿二十多歲時,曾與大隱士胡昭關系密切。然而,雖有做隱士的志向卻奈何不了曹操的嚴刑峻法,最后只得就范。建安十三年夏秋之際,赤壁之戰前夕,司馬懿入丞相府,融入了建安名士群體。建安時期,曹操丞相府不僅是政治軍事中心,而且是名法思潮的策源地。經過在丞相府長達十二年的熏陶磨煉,司馬懿的政治立場與信仰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漢王朝的同情者轉變為漢魏禪讓的主要策劃者,率直的青年儒生終于變成了“性深阻有若城府”的干練冷酷的名法派中年官僚,逐漸把儒學的“忠、信、仁、義”置諸腦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