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末清議，尚“德行”

魏晉人物品題產生于東漢后期盛行的“清議”活動。所謂清議，本意是指民間自發形成的對某人道德品行與經學水平的評價，表現為民間傳唱的反映民情的歌謠,即所謂“風謠”。這種風謠多為韻語，讀來瑯瑯上口，通過傳唱不脛而走，穿透力強、影響面大，表達了民心所向，是中國古代特有的輿論形式之一。

清議興起于東漢，與這一時期的選官方式有關——選拔遵守儒家道德而獲得名聲的人物入仕。因為政府選官的標準是道德操行與經學水平，所以東漢清議中的人物評語多集中在這兩個方面。例如道德方面的評語有：“道德彬彬馮仲文”（《后漢書·馮衍傳》），“關西孔子楊伯起”（《后漢書·楊震傳》）。又如在經學方面的評語有：“五經縱橫周宣光”（《后漢書·周舉傳》），“五經無雙許叔重”（《后漢書·許慎傳》）。

既然出名與升官發財密切相聯，于是在仕途這根無形魔杖的指揮下，出現了求名的狂潮。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經難以出名，欺世盜名之徒于是紛紛大修“異操”，做出些不近情理的舉動以獲得聲名。有人被強盜搶劫后再將剩馀財物追送強盜而成“義士”，有人在母親墓道中服喪二十年生了五個兒子而成“孝子”。當偽名士畢竟太費周折，不如以權勢疏通或金錢交易更簡捷。在東漢后期宦官外戚交替專權的背景下，選官黑暗，賄賂公行。正如漢末民謠所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審舉》）

面對政治的腐敗，新興的士族社會自覺地組織起來，運用傳統的清議為武器，向宦官與外戚為代表的黑暗勢力發起了一場猛烈的輿論戰，涌現出一批人才學權威，如李膺、郭泰等。士人一經他們肯定，就會名聲大振，其中最著名的是汝南的“月旦評”：許劭與許靖兄弟每月的第一天公開品題汝南地方士人：“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后漢書·許劭傳》）曹操名聲未顯時，曾攜厚禮求許劭給他下個評語，許劭看不起曹操，開始不肯品題，后來在曹操的威脅下，不得已給曹操下了評語，留下了多個版本，其中之一為：“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后漢書·許劭傳》）

漢末清議運動很快演化為直接的政治沖突，清流官員與太學生領袖結合起來，官員們在朝中發難，太學生輿論支持，通過“風謠品題”，熱情歌頌清流：“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漢書·黨錮傳·序》）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后漢書·荀淑傳》）“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后漢書·陳蕃傳》）激烈攻擊惡勢力，稱當權宦官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四人為“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后漢書·宦者傳·單超傳》）。皇權是不能容忍這種現象的，在宦官的推動下，對清流進行了殘酷鎮壓，連續制造了兩次黨錮之禍，逮捕、屠殺了大量“黨人”。黨錮之禍的發生，扼殺了東漢自我更新的最后一線希望。黃巾大起義給了這個腐朽王朝致命一擊，貌似龐大的東漢帝國瞬間崩潰，中國陷入了幾十年的軍閥混戰。

二 曹魏初霸，辨“形名”

面對軍閥混戰的局面，只有起用有軍事政治才干的人，才能在角逐中取勝。曹操連續三次發出求賢令，不再以德取士，而是“唯才是舉”，甚至起用那些“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他拋棄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以黃老道家“因循”哲學為最高原則，德、法、術并用，“隨時制宜”。其中黃老形名學，在漢魏之際復興，成為顯學。《文心雕龍·論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所謂名理，指“辨名析理”，即運用形名學方法對人才與制度進行辨析，強調名實相符。

漢末清議運動是士族社會與皇權爭奪選官話語權的活動。盡管曹操本人曾與漢末清議領袖打得火熱，拜訪汝南月旦評主角許劭，但是當他一旦成為事實上的皇帝，則必然有了皇帝的立場，自然要控制官員的選舉權，反對士人的自由清議活動，稱之為“浮華”“朋黨”。早在建安十年（205），曹操就發了一道破朋黨的法令：“阿黨比周，先圣所疾也。”（《三國志·武帝紀》）曹氏父子在實踐中也搞了幾個鎮壓“浮華朋黨”的大案。例如：清議領袖邊讓“妄議”曹操，被滅門。孔融與曹操唱對臺戲，于建安十年掉了腦袋。魏諷、曹偉，也因為同一性質的問題而引來殺身之禍。

為了控制民間“清議”，曹魏延康元年（220）開始，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將原來民間自發的人才輿論，改由政府官員“中正”掌握。三國時期的孫吳王朝也效法曹魏，建立了類似“中正”的官職，叫“大公平”。無論曹魏的“中正”還是孫吳的“大公平”，都需要公認的人才標準與鑒定方法，當時公認的方法，就是所謂“形名學”，通過辨析人才的“形”（體貌、言談、行為），了解人才的“實”（本質特點），最后確定其名號（下定語）。三國是中國古代人才學著述最多的時期，而且這些人才學著作被歸為“名家”。例如，《隋書·經籍志》將《人物志》歸為“名家”類：《人物志》三卷劉劭撰。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通古人論》一卷。亡。

上述引文中有姓名的作者共三人，均為三國時期人，并有選官工作的實踐經驗。曹丕作為帝王，選才是其最重要職責，上臺伊始便開始了選舉制度改革，推行九品中正制，并撰寫了《士操》；盧毓在魏明帝青龍至景初時任吏部尚書，主持選舉，故著《九州人士論》；劉劭在朝中長期參與重要官員任免的討論，受明帝委托，起草了中國古代第一部選官考官的法規《都官考課》，其創作《人物志》的動機，應當與配合選舉制度的改革有關；姚信是孫吳王朝官員，曾任“吳選曹尚書”，著《士緯新書》。

除上述書目外，其他史籍中亦多見探討人才問題的著論，如孔融的《圣人優劣論》《汝潁優劣論》，陳群的《汝潁人物論》，任嘏的《道論》等，都是當世名論。據《三國志·鐘會傳》記載，蔣濟曾寫了通過眼睛鑒別人才的文章：“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當時最有名的人才學著作，是鐘會的《四本論》。圍繞“才”與“性”的關系問題，在傅嘏、鐘會、王廣、李豐四人之間發生過辯論，事后鐘會將四種不同觀點整理成書。

上述人才研究的論著已在歷代戰火中化為灰燼，唯獨劉劭《人物志》一書，奇跡般完整地保存至今，為我們窺知當時人才學的研究水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該書論述了各類人才在生理素質、氣質性格和政治才能方面的差異，以及適宜從事的職業；詳細介紹了如何從形貌神態、言談舉止、為人處事等方面鑒別人才，并對鑒別中容易出現的失誤及其原因進行了深入探索。該書分為上、中、下三卷，由十二篇文章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人才理論體系。目錄見下：

《人物志》中上述十二篇文章，圍繞一個共同的學術主題旋轉——“主德”與“偏才”的關系，即帝王（主德）如何將不同性格與能力的官員（各種偏才）組織起來，建立一個帝國的核心領導機構。這是黃老道家“因循”政治思想的人才版。其中關于“主德”的描述，是以儒家的“中和”思想解釋道家的“無名”，“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人物志·九征》），“中庸之德，其質無名”（《人物志·體別》），與王弼關于圣人人格（理想君主）的描述基本一致。學界認為，該書反映了漢魏之際儒道融合的歷史趨勢，預示著魏晉玄學的時代即將來臨。

三 兩晉玄風，重“神韻”

“浮華交會”的清議，是士族社會爭奪選官話語權的活動，曹氏父子的屠殺政策不可能從根本上消滅它。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3），何晏、夏侯玄、諸葛誕、鄧飏為代表的新一代士人云集于京師洛陽，結成了被稱為“四聰八達”的團體，運用人物品評，表達他們新的玄學人才價值觀：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三國志·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

何晏品評人物所用典故出自《易·系辭上》，原文為：“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晏大意是說：夏侯玄思想深刻，能通曉天下的道理；司馬師明察時機，能完成天下的事功；而何晏自己則達到了出神入化與宇宙大道一體的最高境界。何晏品評人物的顯著特征是注意人的內在精神，尤其是以悟“道”的水平為人才高低的標準，而不甚注重外在形跡及具體事功。據何劭《荀粲傳》記載，荀粲對夏侯玄和傅嘏說：“你們二人的功名一定勝過我，但是‘識’（智慧）卻低于我。”傅嘏不服，反駁道：“能成就功名的，就是智慧，您的說法是本末倒置。”荀粲也反駁道：功名有局限，是人類社會對事功的評價；而“識”既能獲得社會成功，又能超越社會局限，探知宇宙的終極真理。因此，“識”最偉大。何晏、荀粲等人的清議活動，引起了傳統勢力和皇權的不安。老官僚司徒董昭上書要求予以制裁，魏明帝迅速作出反應，于太和六年（232）下詔嚴辦“浮華”案，將他們免官禁錮。

魏明帝逝世后的曹魏正始元年（240），在顧命大臣曹爽的扶植下，以何晏、夏侯玄為代表的“浮華”分子東山再起，控制了朝政，被后人稱為“正始名士”。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發動了一場玄學革命，重新解釋了《老子》《莊子》《周易》《論語》，將中國文化引入魏晉玄學的新時代。盡管司馬懿政變使正始玄學受到了重創，但是士族社會及其玄學思想是不可阻擋的。經過竹林名士、中朝名士的推動，玄學思潮自西晉元康時期開始進入鼎盛，直到東晉末年，一直是社會主流思想，領了百年風騷。在皇權衰弱、士族名士掌握政治實權的時代，玄學崇尚“自然”與“神韻”的價值取向，成為兩晉人物品評的思想基調。

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試圖由中央政府掌控人物品評輿論。但事與愿違。兩晉時期，隨著世家大族政治力量的壯大，各級中正均由士族名士兼任，這個制度成為士族控制選官的工具。盡管士族憑借門第可獲得仕進的特權，但能否身居要職，仍取決于本人的才干。對其中優秀分子的遴選，仍需要清議的介入。中正對人才特點的點評——“狀”，就來自士族階層的清議。因此人物品題在兩晉社會達到了鼎盛，是最重要的文化風尚之一。《世說新語》所記載的人物品評盛況，大都發生在這個時期。

兩晉人物品題活動中對某人所下的評語，叫作“題目”。余嘉錫認為：“凡題目人者，必親見其人，挹其風流，聽其言論，觀其氣宇，察其度量，然后為之品題。其言多用比興之體，以極其形容。”從現存的大量題目看，句子都不長，短小精悍，與中正所下的“狀”比較相似。例如，中正王濟為孫楚所寫的狀為：“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下面略舉《世說新語·賞譽》篇中的幾條以證明之：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俊。”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疏。”

上文的“目”，給某人才性特點下評語,即品題過程。上文評語中的“清”“璞”“渾”“道”等詞語，都是玄學家推崇的哲學術語。在玄學思想的影響下，兩晉時期人才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改變。如果說漢末重德行，曹魏重事功的話，兩晉則明顯忽略德行與事功，而注重內在的精神境界。例如王承與衛玠，既無政績，又無著述，且渡江南下后不久便病亡，對東晉王朝建立無任何貢獻，卻被東晉清議尊為最杰出的人才：“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晉書·衛玠傳》）

如何鑒別人物內在精神的高下呢？通過分析《世說新語》《晉書》中的典型案例，結合人才學著作《人物志》的理論，可以將兩晉時期的人才鑒別方法，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1.觀察體征，即“看相”。但這種看相不是看命運，而是看性格、才能與思想境界。《人物志·九征篇》提出了要從神（眼神）、精（精氣）、筋（肌腱與靜脈）、骨（骨骼）、氣（內氣）、色（臉色）、儀（體態）、容（表情）、言（音色）九種體表特征，了解人的生理稟賦及其才能。這種方法在兩晉時期的文獻中處處可見。下面的案例，均出自《世說新語·容止》。裴楷稱王戎目光炯炯有神，如同閃電：“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羲之贊譽杜乂肌膚潔白溫潤如凝結的脂肪，眼睛又黑又亮像神仙一樣：“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劉惔目測桓溫，從其鬢毛如“反猬皮”、眉毛如“紫石棱”，斷定其屬于孫權、司馬懿一類人物：“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2.通過談話，尤其是清談玄理的水平鑒定人才。談話是《人物志》中最重要的人才鑒別方法，如其《接識篇》的內容，是通過德、法、術三種主題談話，了解對方是否具有思想工作能力、立法執法能力與戰略決策能力。兩晉名士最喜好的活動是清談思辯，觀察重點是學術水平與精神境界。許多著名人物就是通過清談脫穎而出的。從西晉元康名士王衍、樂廣，到東晉永和名士殷浩、劉惔，都是通過清談大獲成功而走上歷史舞臺的。以下的“三語掾”與“口若懸河”，是典型案例。

《晉書·阮瞻傳》載：清談熾熱的西晉元康時期，司徒王戎向前來拜訪的青年名士阮瞻提出了一個玄學問題：“儒家重視綱常名教，而道家崇尚個性自由，兩家學說的主旨有何異同？”阮瞻回答了三個字：“將無同。”王戎聽了非常激動，感嘆不已，立刻破格辟阮瞻為司徒掾：“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世說新語·文學》記載，元康某年，王衍為慶賀其四女兒與裴遐結婚，邀請了大量的玄學名士，在洛水邊舉辦了一場學術清談。“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平民子弟郭象參加了清談，挑戰裴遐，顯示了極高的辯才與理論水平。王衍對郭象極為賞識，予以高度評價：“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晉書·郭象傳》）王衍不僅是西晉元康時期貴“無”派的領軍人物，也是當時最重要的人物品題權威。“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得到了王衍的品評，郭象從此走上了仕途，飛黃騰達。

3.從行為方面考查人物，這是傳統的識人之道。兩晉時期思想界對人行為的觀察，重心不是政治能力，而是人格特點與精神境界。玄學理論崇尚人性“自然”，但這并非最高境界，達到“忘情”“忘我”之境，才是最理想的人格。《世說新語·雅量》記載，謝安未出山之前，曾和孫綽、王羲之等名流一起乘船泛海游玩。忽然風起浪涌，孫、王等人嚇得變了臉色，要求返航，而謝安卻興趣正濃，吟詩長嘯，十分得意。船長不愿掃謝安的興，所以拒絕了返航的要求。不一會，風轉急而波浪更猛，孫、王等人都“喧動不坐”，這時，謝安才拖著長音慢慢說：“如此，將無歸！”（“這樣，就回去吧！”）自這件事后，大家都一致認定，謝安具有“鎮安朝野”的宰相氣量。從《世說新語·雅量》的案例看，能否達到忘我之境，是人才高下最后的分野，略舉其中三例。

其一，祖約喜飲財物，阮孚喜歡木屐，是兩人的自然之性所至，不知誰高誰低。某日祖約在料理財物，忽然有客人到，祖約慌忙用身體擋住沒有數完的財物，神色慌張。有人拜訪阮孚，阮孚正在制造木屐，他看到客人來了，繼續手中的工作，神色平靜地感嘆：“生命短暫，不知一生能做多少木屐。”由于阮孚不為外物所累，“于是勝負始分”。

其二，王徽之和王獻之兩兄弟坐在一間房子里，房頂突然起火，王徽之連木屐也顧不及穿上，赤腳逃出。王獻之則神色安然，按士族走路須人攙扶的習慣，用緩慢平靜的語調喚來仆人，為他穿上木屐，扶著他慢慢走出去。“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其三，桓溫準備篡奪皇位，打算除掉謝安和王坦之兩個重要障礙，他在朝中舉行宴會，暗中埋伏刀斧手。面對充滿殺機的宴會廳，王坦之的恐懼心情完全表露在臉上，倒拿著手版，汗水濕透了衣服；謝安則朗誦著嵇康的詩，從容不迫地前行。“王、謝舊齊名，于此始判優劣。”

四 南朝衰落，好“文采”

淝水之戰后，士族社會與東晉王朝一同走向了衰落。田余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寫道：“回顧謝安死后東晉的這一段歷史，無論是主是相，還是其他內外當權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動均具末代皇朝特征。”從表面上看，玄學的文化風尚在東晉后期士族名士身上延續，而實際上，他們繼承的是玄學文化中的糟粕——酗酒、服散、裸裎、空談而不理政務。人物品題仍在繼續，而標準更為荒誕。王恭如此為“名士”下定義：“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來自北方前秦的苻朗，因仰慕南方的玄學文化而投奔他向往的文明社會，現實卻使其大失所望。他崇尚的那個清談哲理的社會已經不復存在，官員們所關心的，不是哲學與政治，而是南方的美食。他的“棄暗投明”之舉，無異于燈蛾撲火。

晉末宋初，隨著士族社會的衰落與武人（中下層士族）和寒門勢力的崛起，皇權復興成為歷史的必然趨勢。在鎮壓反對派的爭斗中，劉宋開國皇帝劉裕使高門士族受到了重創，開啟了皇帝意志主導選舉規則的時代，士族社會沒有能力繼續控制選舉話語權了。劉宋皇室沒有高門士族清談哲理的思辯能力，而是通過詩賦文章與士大夫交游；腐朽的士族社會已經向新的皇權屈服，亦通過文章博取皇帝與宗王的歡心，于是開啟了以文取士的新風尚。這種新的價值取向，在南朝繼續發展，成為皇族、士族與寒人都能接受的新準則。因此文采成為南朝衡量才能的標準，士人通過撰寫詩賦文章獲取聲望、步入仕途，風靡漢魏兩晉的人物品題風尚迅速衰落。

北朝在漢化過程中吸收了南朝文化，故重文風尚隨之北上。孝文帝好辭章，上行下效，重文之風滲透到北魏的官場和士林之內。經過周隋時期的發展，重文風尚成為隋唐進士科以文取士的思想文化基礎。當然，對人才的評價，任何時代都會存在，但是作為一代文化風尚的人物品題，在南北朝時期退出了歷史舞臺。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識》2017年第11期“特別關注”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