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并入選國家“萬人計劃”。曾獲霍英東獎、張培剛獎、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作為當今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從上海出發，思索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內在邏輯，并將理論作用于實踐，為政府決策建言獻策；他是復旦大學最年輕的文科資深教授，時刻保持學者的清醒與自覺，主張經濟學人應該跟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步伐，積極探索新技術對于經濟理論與現實帶來的影響。
2020年度經濟學家
張軍：經濟學不能與現實脫節
本刊記者/陳惟杉
發于2020.12.14總第976期《中國新聞周刊》
張軍在2015年出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后，變得異常忙碌，但他仍不排斥與媒體打交道。無論是對公眾還是政府，他始終在尋找經濟學施加影響力的著力點。“經濟學有很大的外部性，對于比較嚴謹的經濟學研究，只要能夠把它跟現實銜接好，我覺得在社會公眾當中還是會受歡迎的。”
就在今年，他出版了《我的經濟學思維課》，講的便是如何利用經濟學思維理解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而他真正擔憂的，正是經濟學研究正在變得與現實越來越遠。
中國經濟的客觀評論者
“北京還是來得最多的，但極少坐飛機，以前沒有高鐵時也會選擇乘臥鋪火車。”作為經濟學家，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張軍總是希望推演出更多的確定性。國際政治學者與經濟學者都屬于活躍于公共媒體的群體，兩者的共同點之一便是都需要對未來做出預測，但張軍認為其中的分別并不小。
“經濟學與政治學不一樣，政治家們怎么想，學者可能永遠不知道。但經濟學不同，基于數據，至少知道過去發生了什么，再由此反推未來。當然這里面也有風險，但還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可以說明白一件事。”但對于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后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對華貿易政策會發生哪些改變，張軍只是謹慎地說，“可預測性變強。”
不過誤判也會發生，就像關于疫情對中國經濟影響的判斷，他說，“當時認為影響不大，現在來看低估得很厲害。”
其實，張軍還是更樂于談論他所熟悉的上海，一些評論甚至頗為犀利。關于長三角一體化，他直言一體化的道理其實很簡單，但是個需要破解的難題，“就是如何弱化行政力量對經濟資源的管控。”而對于上海的定位，他表示，上海已經承擔了太多的國家戰略，“就像一所綜合性大學，什么學科都有，卻都不突出。”
作為一名來自上海的經濟學家，從1981年就讀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系開始，用張軍的話說，除了出國的時間，他一直在上海，沒有離開過復旦大學。盡管如此，張軍卻不認同“海派經濟學家”的標簽。“只是在北京之外，上海經濟學家的影響力相對來講更大一些。”但作為經濟學家，工作、生活在上海終究稍顯寂寞，張軍承認，“北京同行的規模確實大，20年前我們還會在春節進行學界團拜會，動輒到現場的就有二三百人，而且還是各個細分領域比較有影響力的學者，但在上海能有二三十人就已經很好了。”
由于常年開會交流，張軍對于北京經濟學家圈的細節都頗為熟悉，比如誰講話有南方口音，誰的脾氣特別火爆。如今又到了接近年底的時候，張軍的日程已經被各種論壇、會議塞滿。“12月5日這一天，已經收到10個邀請，包括在深圳舉辦的中國經濟學年會，在開幕環節我會進行一個主旨演講。”張軍說。
“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只需要保持客觀。”他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在十幾年前時找到我撰寫專欄，中間因為生病停了幾年，后面又開始寫，兩個月寫一篇，一年寫6篇。我的定位就是寫中國經濟，只要客觀就可以，不會放入很多政治立場。”
今年7月，正是在報業辛迪加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張軍關于“國內大循環”的觀點達到了“刷屏”的效果，他稱，“應該把中國最近提出的要盡快形成并將經濟發展立足國內大循環的說法看作是對加快向全球更大開放中國國內市場準入的承諾。”這似乎與人們對于“國內大循環”的直觀理解相悖。
隨后，張軍撰文《怎么才叫形成了國內大循環？》進一步解釋稱，“我們今天提出要形成國內大循環，不是說我們擁有別人沒有的巨大國內市場，也不是說我們依賴我們自己的國內市場就能很好地發展經濟，說這個是沒有什么太大意義的。我們要明白，一個市場如果做不到高度開放、安全和自由流動，對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世界對于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遠遠大于中國對全球的依賴，換句話說，現在全球經濟格局對中國有利，為什么在這個時候不跟別人玩兒了呢？如果僅從直觀意義上理解‘國內大循環’容易讓人產生中國要跟世界脫鉤的聯想，讓一些人感到緊張。”張軍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了當初對“國內大循環”進行解讀的背景，并稱作出這樣的解讀前并未與任何人溝通。
經濟學家如何影響現實？
努力做一名中國經濟的客觀評論者，這并不意味著張軍不希望自己的觀點對現實產生更大的影響。作為復旦大學智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張軍說，他對于“國內大循環”的看法，就被編入到提供給決策者看的簡報中。“我在2013年前后提出‘經濟韌性’，當時也向上打過報告，而官方話語體系中使用這個概念可能是在2015年之后。”
去年，張軍出版了修訂的《改變中國》一書，增加了關于浦東開發的記述。他特別提及了在浦東開放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土地批租的緣起，即復旦大學教授張薰華在198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其觀點先后受到上海市委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關注。“張薰華先生認為，級差地租的概念在我們國家應該被采納，在不違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情況下找到了突破土地免費使用和不能出租的線索。”在張軍于1981年進入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系學習時，張薰華正是當時的系主任。
對于經濟學家與政府的關系，張軍說，“現在感覺學者和政府離得遠了。”在他看來，經濟學家影響現實還有另一種可能。“經濟學家給政府出主意，這當然是需要的，但是經濟學家能夠通過自己的理論創新，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進而能夠影響到監管，讓監管能夠更好地適應現實，我認為貢獻更大。”
對此，他習慣于舉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的例子，“在上個世紀80年代，威廉·鮑莫爾的理論就帶給當時的公用事業監管一個很大的突破。”
當時為了防止航空公司壟斷，美國的州際商業委員會限制航空公司自由進入另外一個州經營，需要審批才能開通一些航線，導致美國航空業缺少競爭，效率很低，票價很貴，服務越來越糟糕。里根入主白宮后希望將一些監管門檻移開，讓美國航空業恢復競爭，但是當時理論上沒有突破，對監管的看法還存在爭議。
“威廉·鮑莫爾就證明了即使讓航空市場自由競爭，一家航空公司占有的市場份額很大，也并非壟斷，提出了可競爭的市場（Contestable market）的概念。也就是說航空業的門檻沒有想象的那么高，因此在這樣的市場中，一家航空公司經營一條航線，如果把票價定得很高，其他航空公司可以很容易地經營同一條航線，也就是說潛在競爭永遠存在，而一家航空公司要防止其他公司的競爭，永遠要保持競爭者的行為，讓票價維持在讓其他公司無法進入的水平。”
“這個理論讓deregulation（去監管化）一度在美國成為高頻詞，人們發現其可以被運用到很多領域，甚至監獄管理、垃圾回收處理也開始市場化改革，對美國政府的監管行為有比較大的影響。”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一直在爭論什么理論更適合中國，這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經濟學越來越變成問題導向。”張軍認為以問題為導向的經濟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無關，如同反對自己被貼上“海派經濟學家”的標簽一樣，他也反對給各種經濟學理論貼上標簽。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上大學時，一直都在說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思潮、西方經濟流派，我們真的到了西方以后，就發現如果問一位教授屬于哪個流派，沒人說得清。我們喜歡貼標簽，貨幣主義、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國外很少有這些標簽，研究的內容都針對具體問題，比如機制設計理論，就是研究不同情形下的定價原理，找到最好的解決辦法，比如上海拍賣汽車牌照，機制怎么做到公平又有效率？”
由此也可以理解張軍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已經“落后”的憂慮，他曾坦言，中國經濟發展得太快了，太多的知識分子沒有跟上。“現在無論在國內發表的期刊論文，還是在國際頂級期刊上中國年輕學者發表的論文，總體上我覺得都還是遵循這樣一些傳統的命題。比如說經濟增長、生產率、結構變化。勞動力市場，總還是這些東西。即便是一些有趣的問題，研究中只不過改用了中國的數據來做驗證的，有原創思想的東西不多。”
在談及今年螞蟻集團引發的關于金融科技監管的巨大爭議時，張軍就直言，“我們的監管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而他認為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不只是監管，“我們探討監管當局怎么去監管金融科技，其實我覺得作為經濟學家首先在理論上要有創新，然后再用這種理論改變我們的思維，進而對監管產生影響。”
“時代因為技術的沖擊真的發生很大的改變，現在宏觀經濟學根本不談區塊鏈，比如區塊鏈到底怎么改變我們的經濟？怎么改變我們的信用？2013年我在上海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科爾斯對話，他當時跟我講到block chain，我不知道是什么，錄音整理出來后，那兩個英文單詞就留在那里沒有翻譯。后來我出版《頂級對話》時收錄了這篇文章，我把block chain翻譯成‘塊鏈’，那個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區塊鏈。整個數字經濟的經濟學原理跟傳統經濟是不一樣的，經濟學的范式會老化、方法會陳舊，研究內容過于傳統，基本上跟現實經濟沒什么關系，而且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
2015年，因為對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經濟轉型問題的研究，張軍同林毅夫、樊綱共同分享了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其實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經濟研究和國家轉型過程是高度聯系的。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了，所以我們在基礎理論、原創研究這些方面還比較滯后。”張軍坦言，他期待年輕人做更多基礎性的原創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