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一個名垂青史、家喻戶曉的皇帝，一個與秦皇漢武齊名、有文韜武略的皇帝，一個曾經被封為法家代表人物的皇帝，一個因執行所謂“讓步政策”而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皇帝，一個因為在各種電視劇中熱播、在通俗作品中細說或戲說的歷史人物。

但是，若問是什么成就了唐太宗？似乎迄今并沒有現成的答案！

歷代文人學者和政治家推崇唐太宗者大有其人。明憲宗朱見深認為唐太宗不啻是千古一帝，三代以下唐代最盛，而唐代300年以唐太宗及其貞觀之治為最盛。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淵的第二個兒子，在玄武門之變中取得帝位，難免屠兄奪位之譏，其得位與隋煬帝楊廣相類。唐太宗當皇帝不過二十三年，比他享祚久長的皇帝大有人在；貞觀時期全國人口不過300萬戶，遠遠不及隋煬帝和唐玄宗時期的900萬戶左右的規模，可見當時的經濟處在恢復期。那么，唐太宗憑什么被推為千古一帝呢？

 

一、從馬背到皇位

 

識時務者為俊杰。唐太宗就是一個識時務的俊杰！晉陽起兵前，老謀深算的李淵曾對提出起兵反隋建議的年輕小伙子李世民說：今化家為國，或破家滅族，都由汝而起。現在的史家大都認為起兵是唐高祖李淵蓄謀已久的心思，并非李世民的首謀，李淵的話只是對自己的掩飾和對后生的勉勵之辭。不管如何，十八歲的李世民已經察覺到天下可為，堅定了父親起兵決心，嗣后東征西討，功勛冠于諸王子及諸武將，是無可置疑的。

無論是進軍長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還是在平定山東、河北的勁敵的戰爭中，李世民不僅身先士卒，作風勇猛頑強，而且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以善用騎兵、善于集中優勢兵力等戰術，經常出其不意地打敗強敵，表現了其杰出的軍事才能。后來的敉平突厥與征服高昌，也都表現出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

本朝的經驗和前朝的教訓對于年輕氣盛的李世民轉變觀念影響很大，那就是不能完全靠武力征服天下！唐太宗即位后就宣布：“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這就是很識時務的看法！

經歷從馬背到龍座的轉變，唐太宗開始改變統治策略。他廣納賢才，表現得比任何一個前代帝王都重視文士。他在藩邸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學士，設立文學館，館中著名的十八學士如房玄齡、杜如晦、孔穎達等都是一代英才。或以政治韜略見長，或以才學蓋世見用。同時，他還天策上將府，安置隨己征戰的武將們。文臣武將，各得其所，對于貞觀年間的政治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關于治國方略的大討論。大亂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懲治刁民，還是“撫民以靜”，與民休息？關鍵時刻，這個縱橫疆場十余年的統帥做出了英明的決策：“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因此，他推行以民為本的政策，輕徭薄賦，使民以時；關心民瘼，澄清吏治，為恢復瘡痍滿目的唐初社會與經濟奠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

 

二、治國與用人

 

唐太宗治國，有許多過人之處。其中尤以善于用人為世人稱道。他曾經與大臣討論隋文帝施政得失。有大臣認為隋文帝是一個兢兢業業的君主，太宗卻對于隋文帝以察察為明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權，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

敢于用曾經反對過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膽識。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徴。魏徴在隋末詭為道士，初投瓦崗軍，曾效力于李密帳下，后歸依竇建德。所投皆為李世民平定山東時的敵對勢力。及竇為唐軍所破，乃在太子李建成東宮效力，官至太子洗馬（掌東宮的經籍之事），他雖職位不高，卻自稱曾經勸諫李建成在與李世民的爭斗中先下手為強。這樣一個幾乎處處與太宗為敵的人，李世民卻能因愛惜魏徴的曠世奇才而摒棄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陽盧承慶雖然是參加晉陽起兵的元從功臣，但父、祖皆隋官。貞觀中，太宗任其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選舉，盧承慶自辭“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 太宗能夠團結敵對陣營的人才，對于穩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籠絡人心，減少反對派，具有重要作用。

太宗說：“朕以天下為一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能是任，豈以新舊惟差？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舊異情。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這樣的話在今日也具有現實意義。

用人如器，各取所長，不求全責備，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對于自己的大臣的所長所短，了如指掌。如評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而總兵攻占，非所長也。”評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評房玄齡、杜如晦，不善于理獄，不擅長處理雜務瑣事，長處是多謀善斷。說戴胄的短處是“無學術”，但敢于犯顏執法。說博陵崔敦禮，“深悉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總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

 

三、克己與納諫

 

    如果只是以上這些，唐太宗還只是眾多帝王當中的杰出者之一，還談不上超邁古今！

宋朝史家范祖禹評價唐太宗說唐太是一個彪悍勇武之人，可是他能夠畏義好賢、屈己從諫他用 “刻厲矯揉，力于為善”這幾個用詞評價唐太宗，即對道義保持敬畏，對賢者保持尊敬，不要固執己見，要聽從臣下的諫諍，努力改過遷善。其總的意思其實就是朱見深總結的“克己“二字，即對自己的欲望、偏見保持克制的態度。

“克己”才是評點太宗的點睛之筆！而體現唐太宗治國思想的《貞觀政要》一書，闡明帝王之道的要害也是“克己”——要敬畏人民的力量，有自知之明，克制自己的物質享受欲望。唐太宗不敢放縱自己的口腹之欲、聲色之欲，值得每一個位高權重者引為鑒戒。

一個皇帝要做到“克己”，前提是有自知之明。貞觀初，太宗曾經用自己親身經歷的例子說：“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猶失之，而況于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唐太宗從自己對于弓箭的認識誤區體悟到自己對于治理天下缺乏經驗與才識，因而需要訪問群臣對于治理天下百姓的意見，豐富自己的見識。

進諫是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別的一項制度。國家設置了一批諫臣，其職責是給皇帝提意見。朝廷作出決策，必須先聽他們的意見，其他官員如果先諫官而言事，被視為舉事不當。魏徴向太宗進諫，前后200多條。魏徴不僅在唐朝以休養生息、注重教化的基本國策的辯論上，在廢除分封制度、完善郡縣制度的政治方針的施行上，提出正確的見解，而且在許多生活細節上，也給太宗以很好的規諫。特別要提到的是魏徵諫太宗十思疏：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河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這十條幾乎條條都是針對人性的弱點，告誡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約束自己。魏徵總是言人之所難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總能做出妥協，克制自己的脾氣與欲望，從而成就了求諫納諫的佳話。太宗還總結了“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

 

三、克己與“帝范”

 

中國從秦始皇建立帝制度以來，就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這對于維護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發展有其歷史作用。但是，皇帝制度有與生俱來的內在缺陷，那就是缺乏制度化的權力約束機制。到唐朝始逐漸完善的諫官制度，對此可以說是一個補救措施。但是，諫官拿什么來說服皇帝呢？由商周時代的“天命”思想演變而來的“天意”有一定作用；孟子以來特別強調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民意）也有一定作用；東漢以來大行其道的讖緯及其流衍祥瑞與災異，也成為警示帝王行為的一種約束力量；宋代以后，祖宗之法又成為限制守成君王的一種規范工具。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制度化的約束手段。在皇帝制度下，本來就沒有一個制度化的對最高權力的約束手段。于是，皇帝的行為只能靠皇帝自己來約束。這就是皇帝制度中強調“克己”的重要性。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權威，皇帝行事的是非對錯，怎么能夠辨別呢？由誰來判斷呢？集權制度下，傾聽諫官的意見能解決問題嗎？諫官的言論，皇帝不聽怎么辦？因此，皇帝的準確判斷和自我約束就顯得尤其重要。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所表現得最充分的一點就是強調皇帝要有自知之明，要克制自己、約束自己！

假如說秦始皇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郡縣制中央集權的國家，漢武帝獨尊儒術，確立了皇權時代的正統意識形態。那么，唐太宗的貢獻在哪里呢？這就是對于皇帝本人品德、作風的探討。他親自撰寫有《帝范》一書，共十二篇，篇篇都是討論皇帝的行為規范，其核心不是如何約束臣下，而是如何克制自己、警示自己。

遺憾的是，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盡管仍然在繼續發展，但是，它的發展和完善都是注重于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不是如何約束皇帝的一面！從宋太祖到明太祖，乃至清朝的康雍乾諸帝，無不在駕馭之術上處心積慮，而不愿在自我約束上動心思。相反，一部《貞觀政要》的君臣論治，重心不是如何駕馭臣下，而是如何約束皇帝，如何進諫納諫！

這正是唐太宗高明之處，是唐太宗超邁古今帝王成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唐太宗留給后人的一份政治遺產。（此文據張國剛老師原文整理，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