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這個題目，我在臺灣企業界講過很多次。如果我們在大學里提到“美”這個字，或者講美學，不太會聯系到競爭力。可是在我離開大學以后，臺灣有一些IC產業，很希望他們的員工能夠在壓力非常大的工作之余聽一點課—最初的想法很簡單，大概就是疏解一下，讓他們繃緊的神經能夠放松，因為繃太久會跳樓的。所以我就開始給他們上一些課，一兩年之后，我發現他們其實更急迫地希望我跟他們談談競爭力，因為產業要的就是競爭力。
這幾天大家都在悼念一個人，就是喬布斯，他在十幾年當中把一個產業、一個品牌發展出最強的競爭力。我相信所有的產業都羨慕他，所有的產業都想打敗他—這就是競爭力。可是平常我們談到美，想到的可能是一朵花。很難想象當我們凝視一朵花，它跟競爭力有什么關系。
在美學課程里面我常常會用花做例子。兩河流域發現了一個八千年前的雕刻，有一個美索不達米亞的女孩子，她看到地上有一朵落花，就把它揀起來，拿到鼻子底下去聞，雕塑家覺得那個動作非常漂亮，就把她刻成一個作品。如果我在這個季節走過 北京 城，地上有一朵落花，我也可能會看到一個女孩子，看到那朵花然后把它揀起來，放到鼻子底下去聞—我要講的是，如果這個動作是美的，那它不是今天才發生，至少在藝術品上，我們已經看到八千年前就有這個動作。在大學上課的時候我們不談競爭力，我們就談這朵花：為什么她會揀起這朵花、凝視它，為什么覺得它美？
那時我在臺灣中部的東海大學教書，校園很漂亮。如果有朋友哪一天去東海大學，你注意一下它有13個校徽，有金陵女大，有圣約翰，都是當初最有名的一些教會大學。因為當時庚子賠款那筆錢都帶到臺灣，成立了一個聯合董事會，經費非常多，就有了這個東海大學。它校園好大，整個大肚山都是它的校園。校園到處都是花。四月的時候，從杜鵑到羊犄角，簡直開到眼花繚亂。我在課堂上講美學，教室的玻璃窗打開，學生都沒有辦法專心聽課。我剛開始當然有一點生氣，你在講課、演講，別人都不看你，都在看外頭的花，你會覺得有點失落。可是后來我想，如果要講美，我所有的語言加起來其實都比不上那一朵花。一個春天的花季，恰恰是那些二十幾歲年輕的生命應該去感覺的，他們應該在那里面得到振動。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決定，我說：“好，你們既然沒有辦法專心聽我講課，我們就到外面上課，就坐在花下。”他們全部都歡呼，毫不遮掩他們的高興。那一天我們就坐在花下上了一堂課，看著那些花落下來。我們不談競爭力，我們只說為什么你覺得花很美？有人說因為花有顏色，形狀很美，色彩很美；可是接下來有學生說，有些花不一定有顏色，可是他也很喜歡它，于是我說：“好，舉例。”臺灣的梔子花、含笑花、茉莉花都是白的，百合也是白的，它們沒有顏色，形狀也很美，更重要的是它有香味。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把花的色彩、花的形狀、花的香味全部加在一起，然后赫然發現—花表現出一種競爭力。為什么它要這個顏色？因為蜜蜂和蝴蝶是復眼，如果沒有高彩度的紅或者高明度的黃，這朵花很可能沒有辦法被它們找到；如果在三四天的綻放時間里，那些昆蟲沒有找到它，它就沒有機會受粉，雌蕊雄蕊沒法交配，這個花就等于白開了。我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開始覺得花的美其實是一個計謀，它要招蜂引蝶—這個成語我們不太敢用在人的身上—可是我們會發現所有的生命都要招引它的蜜蜂和蝴蝶，這背后其實隱藏著一個生命要擴大跟延續的競爭。它表現了一種競爭力。
植物學家后來告訴我，花很美，對，因為不美的都被淘汰了。什么叫不美？如果它沒辦法紅，也沒有辦法紫，也沒有辦法黃，灰灰的，它早就已經被淘汰了。我們能夠發現它的美，其實是它通過可能上億年的植物學上的競爭，才形成今天這朵花的存在。我們后來又談到了香味。為什么白色的花香味這么濃郁？你可以好遠就聞到玉蘭的香味，你可以好遠就聞到含笑的味道？因為沒有色彩去吸引蜜蜂和蝴蝶替它授粉，它就發展出另外一個競爭力，就是氣味。嗅覺可以比視覺傳得更遠。平常我們覺得花好香、花好美—我們使用著這些看起來可有可無的字—它的背后其實隱藏著生存的艱難。
美是回來做自己，美是不可代替
剛才我講到百合、梔子花、玉蘭花、茉莉花，所有白色的花大概都有一個特征，它的香味非常強；后來我們做了一個練習—自從那天走出教室之后，我們的美學課就比較好玩了—我們把這些白色的花都找到，然后學生們用布把眼睛蒙起來，用嗅覺判斷。比如我現在是老師，我手上拿一朵花，然后他說這是含笑—他可以完全用嗅覺判斷是含笑，不是百合。我說你確定不是百合嗎？不是百合。這個練習大家也可以做。它其實告訴我們，僅僅說花很香這個“香”是沒有意義的字，因為它們的香都不一樣：含笑帶一點點甜香，茉莉花的香就非常淡遠。由此我們會發現美是什么：讓其他物種沒辦法取代，它才構成美的條件。
我接著問我的植物學朋友說，如果含笑香味和百合一樣會怎樣？他說：“那它就會被淘汰了，因為它這是東施效顰，它沒有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跟價值。”所以我常常給美下的一個定義是，美是回來做自己。
我剛才提到的成語“東施效顰”，其實是一個古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西施，她的故事我一直覺得有點像李安拍的《色戒》，因為西施就是最早由國家培養的女間諜。吳越打仗，越國打敗了，勾踐就有所謂的臥薪嘗膽，過苦日子，要去復國，打敗吳王夫差。可是談何容易？因為軍事力量不夠。所以他就想到了一個現代人類還在用的方法就是美人計，訓練女間諜—這些女間諜是在民間挑選的。當時可能一個村東姓施的叫東施，村西姓施的就叫西施，大概那一帶姓施的女孩子蠻多。因為如果只訓練一個女間諜，萬一她失敗了，你就沒戲唱了，所以要多訓練幾個。所以那一次要送去大概有十幾個美女，都是女間諜，訓練她們唱歌、跳舞，訓練她各種能力去蠱惑那個夫差，讓他亡國。最后西施成功了。而西施成功最有趣的是—我們不知道西施到底有多美，因為那時候沒有iPhone，不然就拍下來，至少知道她長什么樣子—西施留下來的記錄其實蠻特殊，就是她有心絞痛，一痛起來就會捂住胸口，我們叫“西子捧心”；接下來她還有一個動作，就是眉毛會皺起來，叫做“顰”—就是《紅樓夢》里面賈寶玉給林黛玉取的那個字，眉頭深鎖，有一點憂郁的感覺。
今天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樣的美，這個人每日 憂郁癥，你不見得覺得她很美；可是夫差非常喜歡西施。西施每次一心痛，眉頭一皺，他簡直要魂飛魄散。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一個雄性動物保護 女性 的那個部分被勾引起來。我們現在還常常用到一個成語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西施到底多美，你很難客觀去討論她，我們只知道她得到了夫差最大的寵愛。這個時候我們發現最痛苦的人是東施。因為東施覺得無論她擺出什么姿勢，夫差都不大看她。可是西施一犯心絞痛，夫差簡直眼睛都離不開她了。不知道如果我們是東施，會不會很受傷：我到底輸她什么？注意，美一旦開始有輸贏，有比較，其實是蠻悲哀的事。因為沒有自信了。我到底輸她什么？她每日 都在想，心里面真的不是滋味：國王怎么就只看她，不看我？最后她下了一個結論，這種結論非常危險：因為西施會心絞痛，她會發愁，我不會。
我一直想問大家，有沒有想到東施可能是一個非常健康的女孩子，像是那種跑400米的田徑選手，皮膚曬得黑黑的。現在西方有一種美，皮膚曬成古銅色，非常健康—我一直覺得東施是這樣的。電影里面故意把東施演成一個很丑的女孩子，我覺得不對。她如果丑，她不會被國家選出來，她們都是“國家隊”的，都是訓練出來的女間諜，只是她們的美不同注。悲哀的是，東施到最后也沒有辦法相信她可以具備一個美的條件，因為她要跟西施去比較—注意，剛才我們說到美一旦比較，其實已經開始輸了—她沒有辦法回來做自己，她光想著“我沒有辦法心絞痛，我沒有辦法皺那個顰”。第二天上朝的時候，她決定要模仿西施，東施效顰的“效”就是效仿。這么壯、這么健康的一個女孩子，一心絞痛，眉頭一皺，所有人都快瘋掉了。因為這是兩個不協調的東西，健康和病態這兩種美沒有辦法放在一起。所以在我感覺，這其實是一個悲哀的成語，而這個成語剛好也反證了我剛才想要強調的：“美，其實是回來做自己。”可是這一句話談何容易？我就常常會想我怎么那么不如喬布斯。他的創造力怎么那么強？可是剛才已經講過了，一比較你就已經輸了，因為沒有辦法認同自己作為自我存在的那個條件。我最怕別人問我的一句話是，你是不是很喜歡百合？因為我開過畫展，畫過百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為我如果說“是，我很喜歡百合”，他很可能接下來會問“那你不喜歡玫瑰”，那我就完了。人們常常習慣做是非題、選擇題，可是我能不能回答說，我沒有辦法說哪一種花是最美的，因為每朵花都是另外一種花不能取代的。
我對美的定義第一是回來做自己，第二是他人不能取代你。60億人口生活在地球上，而你是任何人不能取代的，你的存在就是唯一。每一朵花也是如此，都有其他花所不能取代的美。正如植物學家告訴我的，如果它可以取代，它就沒有存在的理由，這個物種就沒有存在價值。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在大學里講的美學，好像從來沒有談到競爭力，可是在跟臺灣企業談競爭力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它們其實是同一個問題。但不一定是講那朵花—你跟IC產業的人這樣講，他會受不了。因為明天他的電腦就要出來，他緊張得要死，不曉得那個手機能不能賣出去，他的頭腦里面只有市場這個東西—這個時候我們要談“看不見的競爭力”，我們就談喬布斯吧。
喬布斯就是那朵不可取代的花
我最近在寫悼念他的文章。這個人十幾年來把我搞得一直跟著他跑，從G5開 始。
我最早看到G5，是在臺北的誠品書店，那時候我還沒有大量用電腦，可是我看到那個造型，極簡的風格，那么單純、干凈，因為我在大學里教美學也教設計，我就希望我的學生也能夠看到這個東西。G5那個時候大概賣7萬臺幣，比一般電腦高出3倍以上，功能其實也沒有那么大差別，可那個造型那么單純！我就跟他們說我要這個。他們說你確定嗎，它多貴？我說：“是，我要，我想給學生做上課的資料來看。” 因為學生買不起，我還可以。你看花不用錢，蘋果是要錢的。然后他們就告訴我說，你要等兩個禮拜。我才知道這家真厲害，它的產品出來你要排隊的。兩個禮拜后送到我家里，我打了幾個電話給我設計界的朋友，還有我覺得很不錯的學生，還開了一瓶我自己很久都舍不得喝的紅酒。大家把這些加起來，會不會覺得不像買一個電腦，而是一個儀式開始，為什么我會這么興奮？因為我要讓朋友覺得，我買了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好漂亮。把它拆箱后，我就說我們已經喝了第一口紅酒，可以開機了。那個時候臺灣大部分本土做的電腦，在前面很顯眼的地方，都寫著兩個大大的漢字“電源”，你手按下去它就亮起來。可我一看G5怎么沒有電源？因為我用電腦的習慣，是先要去找那個“電源”，結果它沒有—它把電源放到后面，我想用過G5的朋友應該都記得。當我發現它在后面的時候，我真佩服這個人！因為你知道這是我私人的電腦，它不是公用的電腦。我們身上有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而觸覺是最私密的感覺。在一個人的感覺里面，最深、最難以忘掉的記憶一定是觸覺記憶。你曾經擁抱過的那個身體，你曾經感覺到他體溫的那個身體，我們叫“耳鬢廝磨”—這兩個地方會磨來磨去的，這些成語并不抽象，它非常具體—它就告訴你觸覺是一個多么深的記憶。而且，你在用觸覺的時候，你回想一下，大部分情況你的眼睛是不打開的，因為你陶醉在里面，陶醉在觸覺里。所以我覺得這個品牌真不簡單，因為它開發了人類最私密的觸覺感受：touch，現在果然一路touch下去了，而且touch已經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指尖最細微的感覺，竟然被一個科技把它設計進去，也許會讓你覺得它比媽媽都親。以前最親的是媽媽，因為她從小抱著你；后來你有肌膚之親，可能是夫妻；但現在也許是iPad，因為你在touch，而且是很輕微的touch。我想用iPhone手機的人都知道，剛開始用會覺得手指好笨啊，慢慢就學得很輕巧，因為你要像對待愛人一樣，不然它會亂跳。
一個設計者，他設計的不是產品，他設計了我們的倫理；他設計了我們的情緒；他設計了我們的感官；他把觸覺完全開發出來。這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在這個人去世的時候，忽然想起這十幾年我被他帶著走的那個部分。
還有iPod shuffle，我常常跟朋友講，我那個時候買的隨身碟記憶體，跟我身上佩戴的這塊玉完全一樣大小，形狀也完全一樣，厚薄長寬都一樣，可這是春秋戰國一個劍柄上的玉，難道喬布斯看過這個東西嗎，還是他什么時候在舊金山看到一件東方玉器，他感覺到那個東西了？因為玉講究溫潤，溫是體溫，是touch，潤也有touch在里面，這些并不是視覺。如果大家回想一下，他所開發的蘋果的白，是溫潤的，里面有質感的。這個時候，當我們被吸引，被這種美的競爭力征服，可能還不知道為什么。所以在他去世的時候，我一直覺得應該要檢討這十幾年為什么—他就是那朵不可取代的花。
第二名是誰，大概是臺灣的某一個手機品牌。可是他們永遠在研究怎么能夠打敗iPhone，現在還在做這個課題，我也幫他們上了課。大家都認為發展必須要有一個敵人，可是你找到敵人就像是東施找到西施，其實很辛苦。我說的“美是回來做自己”，其實是希望你先把敵人的觀念根本去掉。
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這幾天因為喬布斯，從花想到這個人，我那天做了一個工作，覺得很有趣。本來是找他的資料，這個人幾年幾月幾日生，受什么樣的教育，在里德學院，后來又不讀那個書，浪蕩來浪蕩去，然后創立蘋果電腦，后來又被開除，然后又再回去去，就是他的一個生平資料，大家都很熟悉，一上網人們都在談這件事，他的授權傳記也快要出來。可是我做的事情是：把文字都過濾掉，只把從1984年開始一直到去世的喬布斯照片連起來，然后我就看那個圖像—有一點像看花。那是一張臉的改變，一個身體的改變。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上網很容易找到。1984年的喬布斯蠻鄙俗的，就是一個美國的年輕人，然后在市場上打拼，后來拿了一個他新設計的電腦，還打了一個小領結，我們會覺得這個人不怎么樣。可是他慢慢地在變，他的眼神在變，后來當他發現身體得了病，是非常大的一個跳躍，那種生命的難以解釋的空無感、虛無感出現，那個眼神看的好像不是他眼前的東西，而是穿透我的頭看到后面更大的空無。最后當他出來介紹一個很重要的蘋果產品的時候，只穿了一條撕破的牛仔褲，完全自在。我突然覺得這個人已經像莊子了。莊子可以在他太太過世的時候敲著臉盆唱歌，然后講了一大段的哲學，那是我們做不到的。所有講莊子哲學的人也都做不到。
他背后是什么力量讓喬布斯不再是一個產品的設計者，而是回來做自己的那種完全自在？所以我就跳躍了一下。因為我最近剛剛買了一個新的蘋果筆記本電腦，我想看過那個電腦或者在用的朋友都知道，有人形容它像一把刀—它真的可以薄到像刀刃，日本好像還有一個廚師拿它來切菜，展現用它切蘿卜多好切—就是可以薄到那個樣子。我之所以買它又是因為好奇怎么可能薄到這樣，筆記本電腦我已經用過五六臺了，怎么可能會這么薄？我首先是對它的形式美著迷。回到家里以后才發現，要接網路線的時候，沒有網路孔。其實只要有網路孔，它就不可能那么薄，因為網路孔本身就有一個厚度。我想糟糕！它難道永遠是用無線的嗎？如果在沒有無線的地方，它要怎么用呢？
這里請注意，所有左腦的思維都是因為我們前面有一個筆記本電腦的概念，你不敢打破；可是他就說，我可以另外加東西啊。Airport出來，一接你就隨地變無線，而且他還再賺你一次Airport的錢。這讓我想到莊子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所有已經可以用的筆記本電腦，都不應該是我們探索美的對象；那個還沒有被創造出來的筆記本電腦，那個無用的用，才是真正的大用。
莊子講的其實是創造力。
有時候讀莊子，覺得這個人好像整天在山里躲起來，也不跟人來往，其實完全不是。我覺得莊子是最積極的人。柏拉圖講過類似的東西，像是說你回家去睡覺的那張床是沒有創造力的床—當我講“床”這個字，你們懂了的知道那是一個“Idea”：它可以是木頭做的，可以是鐵做的，可以是一個橡皮袋里面裝水的水床，也可以是吊在兩棵樹之間的吊床，它可以是無限形式的改變—我有講清楚嗎，他關心的其實是創造：在人類的文明中，床是會永遠變下去的，只要我們的身體還有一個要躺下去的夢想，就永遠會有新的床出來；而已經發明出來的床、再貴
的床、再名牌的床都已經過去了。柏拉圖的意思是這樣。莊子講得更徹底：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沒有被創造出來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從花談到了喬布斯，大家應該都能發現“美—回來做自己”的艱難。這句話講起來很容易，可是不去跟別人比較、不讓已經存在的東西成為想象的局限，做起來非常難。
老子在《道德經》里講過一句話：“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我們剛開始會覺得這句話好難懂。其實，第一個美是創造，第二是模仿；第一個是西施，第二個就是東施效顰。很多人就在講說畢加索很偉大，可是你模仿畢加索一點價值都沒有。但是在我們今天所有的左腦接受的教育看來，沒有一個范本就沒有辦法學習。這樣慢慢習慣以后，結果就是我們一生都在找范本，最后完全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來做自己，因為有太多范本了。喬布斯當然也是一個范本，如果我們把他當成模范，可是又沒有辦法超越他，也會受限于他。
“看不見”的低調奢華
“美”這個字的本意，其實是說怎么“回來感覺你自己感覺到的那個東西”，從而把你的右腦充分開發出來。如果按照《說文解字》，上面是一個羊，下面是一個大：羊大為美—我教美學最恨這種解釋，搞不清楚兩千年來羊大為美，為什么牛大不美？我很害怕這種古書里面的解釋，文字太精簡。我看過一個日本學者做的論文，他認為“羊大為美”是誤解—看到一頭羊很大很漂亮—他說其實不是，他認為“美”是早期人類味覺感官在吃羊肉時感覺到的快樂。這個論文爭議很大，很多人是很反對的。反對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現在講美就是巴赫的大提琴無伴奏—精神性的美。女朋友長長的頭發，你覺得好美，可是你不能說她美得像一碗羊肉面，因為這兩種感覺不一樣。我們現在講的美已經提高到某一個很精神、很心靈的層次。可是對這篇論文我還是覺得很感謝，不是他的結論，而是他讓我從味覺去思考這個問 題。
如果美這個字跟味覺有關，就讓我想到另外一個字：“品”—我們現在“品茶”“品酒”，這個字是三個口— “品”字在南朝時被大量運用。有一本書，謝赫寫的，叫《畫品》，把最好的畫家從上上品到下下品一共分為九等。有的畫家，像顧愷之，畫得很少，上上品；有的一輩子畫了一大堆，下下品。所以這個“品”還不是用功不用功的意思，而是品質、品格，不是量能代替的。品跟口有關，而且不是一個口，是三個口。一個口是吃，是饑餓，是口腔的乞求；只有等到你不饑餓了，在沒有饑餓狀態里迫不及待的囫圇吞棗的時候你才能達到品，是味覺的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
今天我們談美這個字不一定贊成日本學者的結論，但他讓我們思考到味覺跟感覺世界的關系。1750年德國哲學家波卡頓使用了一個字：Esthetics，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美學”—這個詞其實是日本人翻譯的，翻譯以后造成了一些誤解，認為美學就是在談美或不美的事情。其實拉丁文Esthetics的原意是“感覺學”，美是一種感覺，丑也是一種感覺；香是一種感覺，臭也是一種感覺，都在這個領域內討論。
我們接著剛才說的謝赫《畫品》，再談談鐘嶸的《詩品》。《詩品》把詩分為九等：陶淵明詩不多，上上品；有些人詩很多，下下品。但這個“品”讓人很為難——有點像西施，為什么心絞痛那么美——他的詩好在那里？陶淵明的詩：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簡直像白話一樣！可是兩千年以后的我們讀來還是有很大的感動：我們今天在座的不是兄弟親人，可是“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他告訴你有沒有可能在此時此刻的當下，我們可以愛一個人，比骨肉至親還要親。這是陶淵明了不起的地方，把一個詩的品拉到這么高，讀他的句子的時候，我們需要慢慢地去品嘗、去感覺它。這個時候“品”這個字就變成品質。
講到品質，現在企業界不是常常講品管嗎？生產出來的東西80%有問題，就不要講能有品牌了。品質、品管、品牌，最后成為名牌。名牌是什么？香奈兒、阿瑪尼這些都是名牌，有人花很貴很貴的價錢買香奈兒就因為它是名牌。可是，有沒有可能穿著全身的香奈兒，反而讓人覺得這個人真是沒有品位？有可能。為什么？因為不搭調。因此我們知道品牌的基礎建立在品位上。
“品”是一種很復雜的感覺，怎么樣拿捏？
剛才提到阿瑪尼，男性主管很多喜歡阿瑪尼，就像女性主管穿香奈兒。我想北京阿瑪尼的旗艦店你可以看一下，走進去大概就會有一個印象，它的色調偏黑跟灰，很少有會跳出來花的那種繽紛的顏色，你也許會想這豈不是沒有競爭力嗎？可是喜歡的人都會講阿瑪尼是“低調的奢華”。奢，奢侈；華，華麗。它奢侈華麗，可是讓你看不出來，因為它低調。你要看很久才知道那個料子真好，那個黑里面是有光的。
之前我還想今天怎樣把我們談的美跟市場上最喜歡談的競爭力連接在一起，原來只需中間加幾個字：“看不見”。不是真的看不見，是不容易被發現，因為可以隱藏，它也可以讓你看得更長久。它可以在品牌上和你建立更多的關系。
重要的是Idea
下面我還想跟大家談香奈兒。在座的女性很多，大概對這個品牌不會不熟。它是可可·香奈兒創立的，最近上演她的自傳片引起很多討論。香奈兒這個品牌縱橫20世紀到現在，非常了不起，持續近百年沒有被別人取代，而曾經與它同時代的好些服裝、時尚早就成為過去、過時了。香奈兒1920年代在鄉下孤兒院長大，是一個生命力十足的女人。最開始到巴黎賣帽子，賣得不是很好，沒有辦法創品牌。后來她怎么成功的呢？1920年之前法國女人的服裝—大家可以看印象派的畫作—把胸部弄得很大，其實不是胸部大，是腰很細。腰要細到什么程度，17
寸，在座有17寸的嗎？很難！女人要一直吸氣，很難到17寸，羅浮宮里的維納斯是20寸。我在巴黎上課的時候看過X光片，那個時候的女性為了美去動手術，打斷肋骨，就為了要17寸的腰—當然我們還看過一百年前中國女人的小腳的X光片，看到那些女人的骨頭，我才覺得女性真了不起，為了美可以吃這么大的苦—因為她們打斷肋骨，腰勒得太緊，氣都上不來，所以講話嬌滴滴的，常常講著講著就暈倒，給男性很好的機會去扶她起來。這就是香奈兒創立品牌之前的法國女人。你們如果看莫奈的畫，女人拿把小陽傘的畫還是那個樣子。但到工業革命以后，女性在工商業中的競爭力已經不輸給男性。男性之所以主宰了三千年的人類文明，是因為男人是田里面的勞動力，耕田是靠體力的，所以女人輸了。可是工商業起來以后，女人不一定會輸，因為頭腦的細致和精明，做 房地產 、股票可能比男人都行，所以工業革命以后法國出現了最早的女性主管。做了主管，常常要召開會議。你想想看，她17寸的腰動不動就會暈倒，大概很難開會，男人不會服氣。香奈兒多么聰明，看到了大勢所趨，她就用男人的西裝，做出腰身，改出最早的一件女性套裝，就是有墊肩的女性套裝，這就是香奈兒最早創立的品牌。這個品牌跟整個社會大趨勢有關。我們剛才講喬布斯，他其實也是嗅到了下一步趨勢，看清了競爭力往哪里走。很奇怪這往往不是左腦邏輯強大、永遠考第一名的人能想到的，而是右腦的知覺。喬布斯有這種知覺，香奈兒有這種知覺，這種知覺是對整個社會心理的敏感。所以她一炮而紅，不止設計了一個服裝，改變了性別差異，還塑造了女性可以承擔責任的一種形象。你知道林黛玉的肩膀是一定要削下去的，因為她沒有辦法承擔；而香奈兒這個墊肩墊起來，讓人覺得有一點擔當的樣子，其實是一個符號學—這個就是我要講的看不見的競爭力。
還要提一下我在巴黎時有一個期末考的報告，非常有趣。老師讓學生們利用暑假探討女人裙子長短跟政治激進與保守的關系，剛開始你可能覺得老師是神經病，到下一個學期討論時你才能發現它其實是多么有趣。法國在某一個保守黨派執政時，巴黎街頭出現雪紡紗，花邊，垂到腳踝旁邊，每一個人都很悠閑、慢慢的，有一點復古懷舊，這就是蕭規曹隨的時期；如果她穿著短衣裙，快步從街上走過，差不多就是在野黨執政，她想快速，她想改變。我自己覺得Lady Gaga是一個符號—時代要改變了，也許回到上個世紀美國的嬉皮年代。敢于從體制里面出走的東西，已經能夠嗅到了。美國從嬉皮變成雅皮，后來變成穩定的、保守的中產階級，經過兩任布什總統達到最高峰。奧巴馬當選就是因為他明確答應帶來一些顛覆性的東西，現在大家有一點失望：你怎么沒有那么顛覆？Lady Gaga比他跑得更快，把牛肉都貼在頭上了。我要說的“看不見的競爭力”就是在講這個東西，所有的大眾風潮的風起云涌不是沒有原因的，背后一定有一個東西驅動，只是說不清楚是什么。可是有些人就能感覺到、嗅到那與風雨俱來的東西。
在巴黎大學上過這些課以后，我就很急迫地希望亞洲、東方這些在這100年當中、在經濟、市場上直到目前還在跟著西方跑的，能夠趕快追上去；追上去不是在后面追，而是能夠超越地去想，是創品牌。我多么盼望我站在北京街頭、上海街頭逐漸能夠看到的品牌是西方沒有的、是我們自己的品牌。如果老是香奈兒、阿瑪尼、寶馬、奔馳，我們就沒有自己的品牌。如果沒有品牌，我們怎么去談競爭力？而這個競爭力源于你必須從自己文化的根底上去思考，從而認識到“我要回來做我自己”，然后創造出一個不同的、新的市場哲學。
臺灣上個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成為世界的代工工場，蘋果零組件有好大一部分在臺灣做，都是我的朋友做的。但你會覺得好心酸，因為零組件代工分到的錢好少，而這些零組件組成蘋果又是那么貴！其實整個亞洲都是這樣一個狀況，過得很辛苦，而且永遠沒有安全感。因為人工貴一點，它就轉移了，從臺灣可以轉到中國大陸，從中國大陸到泰國，從泰國到馬來西亞……因為你沒有品牌，你沒有一個美的Style，所以你永遠沒有辦法真正建立起他人無可取代的那個東西。不像剛剛講的可可·香奈兒，它就是他人無法取代的。所以重要的可能還不是設計—設計出一個什么樣的服裝—而是一個觀念，有點像柏拉圖講的那個“Idea”，這才是最難的東西。
之前跟很多朋友談喬布斯，現在寫悼念的文章，回想這十幾年來追著他的產品跑，最后一段是不是需要“告別喬布斯”？我想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比如我常常跟朋友提到說，我每一次來大陸看到滿街手機在用，又常常在換，年輕人更明顯，其實連我自己都是蘋果出來就去排隊—粉絲怎么可以不去排隊—這里面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現在的思考是如果13億這么大的一個人口數量，每次換一個手機，光是周邊包裝、裝飾的東西換掉多少？我們講地球的暖化，還有環境污染，有沒有發現喬布斯應該重新被檢討：一方面當神，一方面這種創造的推陳出新速度是不是有問題？我有個朋友跟我講過一句話，讓我覺得出書都有一點罪過。他說6打A4紙就意味著一棵樹的消失。
不過你也可以發現，要是重新建立世界的和諧關系，其中還有競爭力的問題：誰以后保有更多的森林、更多森林里面的好的空氣，他會不會具有一種競爭力？可能我們今天誰也不會想這個問題，當北京還在二環三環四環不斷地擴大，有人會想哪棵樹的價值比房地產價格更高嗎？可這正是我所害怕的，我一直想這種競爭力會把人帶到哪里去。
我因為心臟的關系，暑假到溫哥華去，因為醫生要我每日 走一萬步，可是臺灣已經不是一個太有地方走路的城市，因為樹也是砍得差不多。我跟學生說我小時午睡在大榕樹上，滿樹都是蟬聲—那不是形容，是記憶。那個時候“國父紀念館”周圍全是稻田跟森林—沒有人相信。同樣北京那些年老的朋友跟你講些什么，你恐怕也不相 信。
曾幾何時，我們追求的所謂競爭力，會不會把我們帶到萬劫不復的境地？因為一棵樹砍掉就再也挽回不了了。可是溫哥華在它的市中心，就等于我們的長安街，有一個“王者之地（Camelot）”，那么大一片森林！就是因為當時有個史丹利說，這個城市應該在它最熱鬧最繁華的地段保有一塊原始森林。我想當時一定有很多人罵他，因為那塊地開發出來地產價值不得了！可還是保留下來了。現在這個城市永遠排在世界上最適宜人居的前幾名，就因為有這塊原始森林。所以我要講的是，競爭力不是我們很容易看到的。我們不知道一條河流不見了，一個草原不見了，一座森林不見了，我們會不會退步到完全喪失競爭力。我們只看
到我們希望有更多的iPhone和A4紙造出來，所以還要不斷地、不斷地砍樹。
宋瓷：1000年的世界第一品牌
我們聽到香奈兒從1920年起領先世界將近100年，會說好了不起，其實還有比這個更了不起的。因為特別迷信市場經濟，我們會認為100年已經不得了了。大家有沒有聽說最近故宮壞了一個宋瓷，我看到消息心痛了一下，因為我知道宋瓷有多么珍貴。汝窯在全世界拍賣市場價格永遠是最高的，全世界只有60幾件汝窯，臺北故宮有一個水仙盆，珍貴得不得了。宋瓷其實是世界第一品牌，而且是1000年的品牌。如果我們今天拿起一個古代的杯子，上面一點花都沒有—它敢一朵花都沒有，那就是宋瓷。唐朝的杯子是唐三彩，宋朝覺得單色系也可以很美，這是宋瓷的創造。全世界都覺得擁有一個宋瓷的杯子簡直興奮得不得了，瓷器是中國給世界最高的品牌，1000年來沒有輸過。
我想施振榮先生大家都知道，很重要的企業家，他從上個世紀70年代在臺灣做起來很重要的一個宏電腦的品牌，很辛苦，但是多多少少是一個品牌，當然如果拿這個品牌去跟蘋果比會好辛苦，因為價格永遠沒有辦法像蘋果那樣高，也沒有那么多人排隊。施先生退休以后，年齡大了就更希望臺灣能拿出自己的產業品牌來。有一次他跟我去希臘—我有時候帶朋友去希臘走一走，去看希臘的雕像—到雅典北邊一個山丘，上面是阿波羅的神殿，古代的人要求神、拜拜都到那里去，那里有很多的神廟古跡，全世界人都涌過去看。施先生那時候心臟動過手術，走那個山路很辛苦，走了很久、很累。到了阿波羅神殿現場，他有一點驚訝和錯愕：我們為什么要走幾個小時的山路來到這里看這個東西？他以為會看到很輝煌的場面，結果就是六根柱子，而且三根是斷的。他問我這個問題：為什么？我覺得問得好極了，因為一般觀光客不太敢這樣問，都是好不容易走上來，趕快拍完照又下去了。我都好像有一點要被他問住了！我的回答是說，施先生，你一路上說我們要創造自己的品牌，那什么叫品牌？如果阿瑪尼是品牌，香奈兒是品牌，這個柱子—希臘這些2000年前的柱子，你可以在臺北找到，在莫斯科找到，全世界所有建筑的柱子都來自于希臘，全世界所謂不同陣營國家的國會大廈，全部依循希臘柱子。你也許很不服氣，為什么是希臘？但你想不到另外的柱式。在希臘柱子之前，地中海沿岸文明最偉大的是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不是柱子的美，而是整體的美，其實我進到金字塔里面看到也有柱子，可是埃及人覺得那個太脆弱，他們認為完整的一個角錐狀才是美。但是希臘人跟埃及人信仰不一樣，他不是帝國，他是城邦。是一個個小小的政治體，比如雅典大概只有5000公民；斯巴達，柯林斯，邁錫尼，還有我們熟知的奧林匹亞，有投票權的公民基本上在5000上下，不會超過太多。他們都有一個圓形的劇場，因為他們要聚會在一起，拿一個石頭在上面寫一個他們最喜歡的人，然后算這些石頭的數量，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市長選舉，“民主”這個字就是講這個。可是它跟我們今天有一點不一樣，他們還要用另外一個石頭寫最討厭的人，那個人十天之內必須打包走人流放十年。我覺得這種民主制度對建筑美學有很大影響。他們認為那個巨大的金字塔不美，因為他們認為柱子更像民主體制，每個城邦公民都是一根柱子，每個公民都有他的重要性。所以這不只是一個建筑美學，而是整套的政治哲 學。
無中生有的創造
希臘最為著名的還有愛神Eros，就是我們都看到過的有翅膀的天使，兩個人被他的箭射中就會相愛，而且有時候不一定是男人女人，可能是一頭驢子，你也會瘋狂愛上它—這個就叫Eros。為什么人會不可自制、情不自禁、瘋狂地戀愛？今天的人類還有這樣的問題，希臘人就從不同的角度去談。有一個醫生說，因為早期的人類其實跟我們今天不一樣，有純男性、純女性，還有陰陽人。后來因為他們觸怒了神，神就把他們劈開了。所以人都是不完整的，活著的目的就是尋找另外一半，往往是以為找到了自己那一半，最后發現還不是，所以人類永遠在找另外一半，每次都是誤解。我們有沒有發現這個神話很有趣，怎么能想出這種問題？這就是《宴會篇》中的對話，千年以后讀《柏拉圖對話錄》，你還是覺得好有趣。我覺得這種東西在中國不太容易出來，中國儒家的《論語》很偉大，可是里面沒有這樣的理論—“子不語：怪力亂神”，可是這四個東西不見了，競爭力也少很多，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幻想，沒有辦法無中生有。
剛才講莊子的無用之用方為大用，那是可以無中生有的創造力，可以彌補一下儒家的不足，儒家太規矩了，所以沒有辦法在天馬行空的世界里面悠游。我還是喜歡戰國時代，有老子講“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有孔子講美受制于善和道德的約制，每個人對美的看法不一樣，那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一件事情發生，社會里面有不同聲音是了不起的，因為這樣才可能有不同的思考跟反省。
有時我想，我們文化精華的這些部分大概都還在。但是因為—不只是臺
灣，不只是中國，也許是整個亞洲—在20世紀有一點停頓，陷在被西方殖民的一個經驗當中，一直沒有辦法真正走出來做自己的主人，而以前的經驗中有太多壓力。這100年的殖民經驗其實并不好，不管印度還是中國，就算你在香港，這些東西都讓人一直沒有辦法。要講意見總是先看一看旁邊：可以這樣講的嗎？人如果這樣子，他永遠不可能大膽地回來做自 己。
但我覺得一個成熟的社會是可以自我修正的。我很喜歡柏拉圖對話錄的情境，常常是一個晚上一個聚會，半躺半靠，就這樣斜靠著，還有人拿酒喝—我們現在網球比賽的金杯就是他們的酒杯。你在運動會上獲勝，就用旁邊的月桂樹枝編成一個冠，另外給你一杯酒，喝完可以把杯子帶回去做紀念。我常常講，如果北京奧運會也是把旁邊的樹葉摘下來，大概沒有人去比賽了；但在公元前776年，奧林匹克第一個運動場可以單純到那個程度，只為了葉子編成的頭冠，這是不得了的競爭力。還有，他們全部是裸體的，因為衣服不是神的創造，肉體才是神的創造，衣服遠沒有肉體高貴。我在奧林匹克運動場讀他們的資料，上面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紀念天神，所以才完全赤裸地去跑、去跳。尤其跳高這項運動，總要跳到一個程度跳不上去了，其實是在找自我的極限。古希臘人在18歲到21歲之間，經由體能訓練，誰跳得最高，就可以戴那個桂冠，然后大家為他做一個雕像，做成阿波羅、維納斯。到現在人們都覺得他好美好美，連健身房都叫“亞歷山大”。如果叫“孔子健身房”，一定沒生意的。可是孔子也不見得弱弱的，誰說他身體不好？這只是我們對于古人的概念限制，我們自己把這個競爭力扼殺掉了，所以今天希臘的人像雕刻也變成一個品牌。全世界的人，只要到健身房練習，標桿都是希臘，因為其他民族沒有提出過這種肌肉的概念。人們都希望經過鍛煉，擁有古希臘人那樣的身體。可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在東方、在中國，過去教武術的老師，大概都是有一點肚子的，因為要氣沉丹田。我們今天覺得希臘人的身體是一個美的身體，拿它做理想對象，可恰恰不太知道我們的身體美在哪里。芭蕾《天鵝湖》在全世界演出，都是歐洲的身體，俄羅斯那個腿一伸出來嚇死人—人家就覺得你為什么要學我們，你腿那么短怎么跳天鵝湖？后來林懷民他們想，伸出去不好看，就蹲下去，開始氣沉丹田。去年大家在北京看到的云門舞集，很多都是蹲馬步。他們在全世界贏得掌聲，就因為這是東方的身體，是符合東方美學的身體。我相信這又是一個“香奈兒”，而他們看到趨勢了。
現在很多“希臘的”健身房慢慢關掉以后，多出來的是瑜伽，因為人們發現那套練肌肉的東西，練到后面會有一些不平衡，氣功說肌肉練到那樣氣脈都斷了。可是希臘人18歲到21歲不想21歲以后的事。我常常跟朋友說，我找出19歲生日的日記，上面寫了一句話：“我不要活過21歲，我覺得活過21歲好可恥。”現在已經幾倍可恥了。年輕的時候我對希臘非常向往，因為它讓你在青春時刻完全綻放，不想后面的事，哪怕是就此結束也無怨無悔，但要讓生命達到一個高度。現在我們不一樣。現在我們身上有東方也有西方，我們很高興過了健美的21歲如果沒有死掉，還有一個可以讓這個身體柔軟的東方的東西，所以瑜伽越來越盛行。因為瑜伽是拉筋的，需要很長很長的氣，要練呼吸。我曾經在印度恒河邊看到一個老人，走路都走不穩；可是當他做“拜日式”，手拉左腳，等待太陽從恒河上升起，幾個小時不動，你才知道好厲害！那不是21歲可以做出來的東西，里面有另外一種生命力。所以這個“看不見的競爭力”一直在講的是：還有哪些競爭力我們沒有發現？因為競爭力并不只是18歲到21歲那種體能上的大肌肉叫做生命力，80歲能夠氣很長地去完成身體里面的柔軟度，也是一種競爭力。這有一點像我們現在說我好希望自己是獅子，因為獅子萬獸之王，可是當我們看到電影里一只非洲獅身上爬滿螞蟻，你很難確定獅子是競爭力，還是螞蟻是競爭力。我的意思是，競爭力是一個探討不完的問題，可以一直探討下去。
萎縮但未消失的競爭力
我一直覺得生命的美包含了好多的東西。也許我們可以閉起眼睛感覺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記憶能重新被找回來，把眼睛閉起來……有一次我把學生帶到菜市場，已經洗得干干凈凈、空空蕩蕩的菜市場，我說我們來找白天哪一個攤賣什么。學生就拿了布，蒙起眼睛，因為平時我們的視覺干擾了其他所有的感覺。我們就憑借著嗅覺找，一下子就找到了一個攤位有魚腥的味道，因為氣味都在。所以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嗎，氣味到底是什么？是當那個生命的肉體不在了，還在空氣里留著的東西。我在母親過世后，還能常常聞到她的味道，過去我一直覺得那是我的幻想，因為我跟她太親，所以那個氣味一直出來；還是真的有那個氣味，我不知道……我們繼續把眼睛蒙起來，我們可以找到賣羊肉、賣牛肉的攤子，甚至賣蔬菜的攤子。蔬菜很不容易聞，可蔥姜蒜是可以分辨的。
那天我們才發現，原來鼻腔的記憶體這么靈敏！其實，有人就因為發現這個記憶體得了諾貝爾醫學獎，他發現了一個腺體，能分辨一萬多種嗅覺—一萬多種！所以今天晚上的功課是你們都回去找找你的嗅覺真的有這么多嗎？可以聞出這么多的味道嗎？春天從北方吹過來的風沙的味道，去香山偶然遇到動物尸體的味道，潮濕的青苔味道……最后你也會發現，氣味是最愛的人身上揮之不去的東西，我們講氣味相投，就是沒有什么道理可講兩個人總在一起。
法國的電視臺很好玩，他們的綜藝節目做過一個嗅覺的訓練，找了10個男的，身高一樣，體重一樣，體型一樣，穿同一個名牌提供的網球衣，一起運動過后出一身汗，然后把衣服丟出來，讓他們的太太去分辨哪一個是自己愛人穿過的。大家剛開始還不好意思，都是看，最后只好聞，一聞都找對了。我們的身體是有氣味的，但與人交往你發現不太敢動用氣味，如果你在北京遛狗，會發現狗跟狗打招呼都是聞氣味，人太禮教，所以這個一萬多種的競爭力萎縮了。可是并沒有消失。我以前在巴黎讀書讀到第4年，一次走在華麗的街道上，覺得入秋好荒涼，忽然我的鼻腔里釋放了一個力量，讓我一下子熱淚盈眶，不知道為什么就是想哭。那個氣味是什么？是臺灣夏天七八月間，太陽曬了一整天、曬到土都發燙了—那個時候我在軍隊當兵，在臺灣的南部—忽然雷陣雨，那個土就翻起一股味道，一種很奇怪的泥土濕熱的氣味，讓我一下子想哭。我想我大概要回家了。鄉愁出來了，我才發現鄉愁是氣味。你懷念你的家鄉，可能是那些奇怪的小吃，把你心底所有的東西喚起，這不是左腦的東西，是右腦的東西。
除了鼻腔的嗅覺，我們身上還有多少記憶功能？我們的視網膜能感知2000多種顏色，可能還不止，目前的科學已經證明有2000多種色彩。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有那么多嗎？可是我們剛才不是講到汝窯嘛，汝窯能成為第一瓷器品牌，是因為有一個聰明的皇帝。別人問他，你喝
茶的杯要燒藍的還是綠的？他就看著天：“給我燒一個雨過天晴的顏色。”窯工要等下雨，還要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才能看出那個藍跟綠之間有一種光，太陽正要出來時的淡淡的粉紅。大家去看我講的水仙盆，你想象不出藍色綠色的釉料里面一層層淡淡的粉紅，所以是第一品牌，全世界都沒有辦法燒出來，貴就貴在這里。這個貴，我們不是講市場價格的定位，其實是它的不可取代。
我們再講定窯，定窯是跟喬布斯關系最大的。定窯的特色就是白，可是它有甜白、米白、月白，讓你嚇一跳：原來白有這么多顏色！白加一個淡淡的黃是米白，米白是暖色系；加一點藍是月白，月白是冷色系。比如手機，如果目標定位是很年輕的族群，加一點點不容易覺察的黃，因為有親近感；如果希望賣得更貴一點，讓中產階級喜歡，有一點酷，就把一點點的藍加進去。這個就是競爭力。我們說那個東西我要白的，這句話沒有意義，因為白是有等差的。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在座有多少人穿白衣服，你就會知道一個“白”字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如果這些人站在一起一比較，你的視網膜就會告訴你這些白全都不一樣。同一個白色，把它放在棉布上、放在麻布上、放在絲上產生的光波也不一樣，在視網膜上還是會有等差。這個是我要講的競爭力，將來的產業不管是做服裝，還是做車子的烤漆，做iPad，運用到的色彩的這些復雜度，如果我們的視網膜根本看不明白，就是看不見的競爭力。因為沒有人能夠復制—至少要能夠分辨之后，他才能跟你競爭。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康德評論美的判斷力，說你在判斷的時候就把視覺打開了，把聽覺打開了……聽覺并不只是聽貝多芬、巴赫，也可以聽到這個季節的聲音。今天是節氣上的寒露，可能在入夜以后特別明顯地能聽到樹葉里面那個沙沙沙的聲音，就是歐陽修寫的《秋聲賦》。秋天最早來的是一種聲音，葉子都還沒有掉落，聲音先來。古代那些好的文學里面表現出極高的敏感度，為什么他可以感覺到秋聲？今天在北京還可以感覺到秋聲嗎？秋天的聲音是什么？收在《古文觀止》里的那些文章，如果年輕人只是為了考試去背誦沒有太大的意義，應該把它帶到香山去聽。這個季節的銀杏樹全都在顫抖，還沒有掉落已經在顫抖，所以那個“沙沙沙”的聲音表示它要開始變化，是一個季節的預告。我今天也跟朋友約好再過幾天到香山去看看，香山的銀杏葉子掉落曾經給我很大的震撼，我曾經為找曹雪芹故居到那里去過，看到滿山都是落葉。那么古老的巨大的銀杏葉子變黃，一地的落葉，踩在腳下沙沙沙地響。
現在我們在講競爭力，葉子掉了還有什么競爭力？為什么要變化？因為接下來是一個艱難的季節，在緯度這么高的地方入秋入冬養分不夠是不行的，部分犧牲掉，保存最好的水分和養分，來年春天可以再長出來—所以還是競爭力。這個競爭力，你只看這個秋天可能看不見；我們如果在這個秋天只看到樹葉凋零的悲哀，可能還不懂什么叫“看不見的競爭力”。看不見你就要等到來年，每一棵銀杏都發出芽來，才知道它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如果秋天葉不辭枝，到春天它的生命力就發不出來。
我相信莊子講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個天地每一天都在做美的功課，可是它沒有講話。所以如果你關心這個問題，跟朋友、跟孩子，或者老師帶著學生走到大自然當中，我相信可以做好多美的功課。那個時候，也許我們都可以不講話 的。
我最敬佩的老師—佛陀，一生沒有寫過一本書，都是在講課，下面學生阿難記錄“如是我聞”—“我當時聽到現場是這樣講的。”所以《金剛經》、《金光明經》，所有這些都是他講課的筆記。有一天他不想講課了，就拿了一朵花給大家看—我今天有一點想學這個，但我擔心一定會被打出去的—所有人不知道他在干嗎。說你不講課，你拿一朵花給大家看，我們怎么抄筆記？可是他的大弟子迦葉卻露出了笑容，這就是“拈花微笑”。所以佛就把花給了他，說我一生講了這么多經，就在這朵花里；你懂得了這朵花，就懂得了生命本身。這就是禪宗的由來。
一個文化底蘊這么深厚的民族，這些東西為什么不找回來？一個敢于不講話，敢于在生命的孤獨里跟自己對話，更敢于用“touch”讓一個街頭你不認識的人在最哀傷的時候靠一靠你的肩膀—那就是我最夢想的北京。這里有過齊白石，有過曹雪芹，有過沈從文，這個城市的文化底蘊是深厚的。它一點都不輸給巴黎，也絕不輸給紐約，我想看那個自信怎么找回來。林懷民先生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沈從文剛過世。他到家里靈牌前跪下去，沈夫人很驚訝，因為大陸這邊沒有這個習慣。可是我聽到的時候很感動。因為我們在臺灣的時候，沈先生的書是不能看的，我們叫禁書，只能偷偷在底下傳。他心里面愛的那個作家，他覺得好可惜沒有親自對他說“你一直是我的老師”，在那邊磕了一個頭就走了。這個是我要講的看不見的競爭力。他可以在很長的一個運動當中隱忍受苦，但他的競爭力一直都在；他的那個湘西的小說—《邊城》，在不準看的環境里我們也都在看。一定要相信那個“做你自己”的力量、那個美的力量比什么力量都要大。
后來我讓學生都要讀《從文自傳》，從湘西走出來的一個兵，到 北大 聽課，最后從文，棄武從文—這都是北京的故事。剛才講的香山，有幾間房子，都不是曹雪芹住過的，但假的都要造一個，因為怎么可以沒有？他曾經在那邊生活過，在一個家族的敗落里面回憶起自己一生的繁華，一定要把那樣一本書寫出來。他講自己一生什么事也沒有做，可是卻認識了一些了不起的女子，這些女子不應該因為我沒有出息而不傳世，所以要為這幾個女孩子寫一部書。現在不是講女權主義，講女性書寫嗎，可是曹雪芹三百年前講的就是女性書寫，他要為這些他景仰的、活潑的女性立一個傳記—就是我們今天讀到的這些女性。所以，也許我們可以用一個更新的角度去看美，也許我們能夠看到美所蘊涵的更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