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最近幾期雜志中所寫的第二篇有關喬布斯的文章。欲罷不能。

在喬布斯去世20天后，其官方傳記出版。人們在驚嘆喬布斯及蘋果的成功，更渴望從其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找尋那些奔涌的激情、靈感和創意的來源。

正如沃爾特·艾薩克森在喬布斯傳記中反復出現的主題：蘋果公司以及喬布斯本人的成功，都源自人文與科學，藝術與技術，軟件與硬件的完美結合。個人電腦本身，是硅谷反主流文化與技術相結合的產物。這從喬布斯學生時代和創業初期的經歷中不難理解。然而，更重要的是，喬布斯進入21世紀后的事業達到了真正的巔峰，昭示出人文與技術的結合，將持續成為硅谷創新的源泉動力，成為建立在移動與社交基礎上成功商業模式的靈魂。而這一切的序幕才剛剛揭開。人文與技術的結合，體現在公司的使命、產品的設計、商業模式，以及通過不斷顛覆原有格局而實現的產業的融合中。iTune與iPod的成功，實現了好萊塢與硅谷的結合，美國音樂界從制作、 銷售 、存儲、消費各個環節都開始大規模向電子平臺轉移。可以預見，站在人文與技術的交匯點上，后喬布斯時代的蘋果將繼續努力引領好萊塢與硅谷融合的大趨勢，與亞馬遜一道，將書籍、音樂、電影三大產業徹底帶入數字時代。

如果比較一下喬布斯與扎克伯格成長經歷，可以發現他們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是20歲開始創業，喬布斯在車庫里創辦了蘋果，扎克伯格在大學生宿舍里創辦了facebook。他們都是技術“極客”——喬布斯玩電子，扎克伯格玩編程。他們在高中時期對技術的“發燒”已經遠遠超出了同齡人，并且開始早期的發明。他們都從大學輟學。

但更令我留意的，是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對人文與藝術的熱愛。

喬布斯讀高中時熱愛音樂，除了成為鮑勃· 迪倫的狂熱“粉絲”之外，還著迷巴赫。他廣泛閱讀科技以外的書籍，包括莎士比亞、柏拉圖的作品，喜歡《李爾王》，還有《白鯨》和迪蘭· 托馬斯的詩歌。而他在里德學院輟學后旁聽的唯一課程是書法。他說：“這其中所蘊含的美、歷史意味和藝術精妙之處是科學所無法捕捉的。”

相比之下，扎克伯格在中學時不僅數學、物理和天文學出類拔萃，其歐洲古典文學的學習成績優異，申請哈佛時，他列出能讀寫的語言有法語、希伯來語、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他能大段地背誦希臘史詩《伊利亞特》。

在這樣的人文與科技背景下成長起來，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人文情懷在無形之中引領了“極客”精神，發明與創業，升華為改變世界的理想。喬布斯年輕時、甚至在蘋果公司創辦之后，都堅持了精神上的苦行。他后來回憶這段經歷帶給他的領悟：“創造偉大的發明，而不是賺錢。應該盡我所能，將此生放回歷史和人類思想的長河。”

因為這段經歷，喬布斯畢生追求“有想像力的產品”，他豪不隱諱他對比爾· 蓋茨的蔑視，并且因為Android操作系統不喜歡谷歌的拉里· 佩奇。他看好扎克伯格。如果說硅谷在可預見的未來的發展趨勢正是移動與社交的話，喬布斯與扎克伯格正是兩位站立在山巔的人物。在喬布斯對硅谷的競爭對手“刻薄”的評價中，他罕見地高度贊揚一位晚輩。

喬布斯在去世前，無疑已經成為硅谷的領袖，他表達了指導硅谷年輕一代的愿望，但生命在迅速走向盡頭。在喬布斯去世前一年時，他與扎克伯格在自己的家中共進晚餐，在帕盧阿圖的街上散步。據說喬布斯經常主動約談扎克伯格，了解社交媒體。他對扎克伯格的評價很高。“除了Facebook我看不到別的。僅此而已，他們主宰著（社交媒體）。”

“主宰”，正是喬布斯在創業、管理與產品方面所達到的境界。他顯然在扎克伯格身上看到了這些。“我敬佩扎克伯格…… 因為他不會出售公司，因為他想成就一個公司。我很敬佩他。” 喬布斯深知，只有主宰公司和產品，才能堅持創新，改變世界。

當年扎克伯格與同伴曾計劃回到哈佛完成學業，但最終在許多大公司高價收購的誘惑面前堅持在硅谷繼續創業。扎克伯格說：“這并不是因為賺錢多少。對于我和我的同伴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為人民創造一個公開信息流動（平臺）。”

讓喬布斯生命最后時期不斷去學習了解社交媒體的原因，正是facebook正在釋放出的巨大變革力量。扎克伯格將facebook的使命定為開放、溝通、分享，互聯網技術借助社交使這一切成為可能，而移動計算技術可能把從蘋果的產品與facebook遍布全球的8億用戶（包括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翻墻”者）結合起來，產生更大的力量。

上世紀60年代反叛精神與個人電腦中成長的一代硅谷英雄正在謝幕，扎克伯格將是硅谷的接班人。更重要的是，向往東方文化的喬布斯，從沒到過中國大陸，而扎克伯格正在努力地學習漢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