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5日，2000名企業家同學齊聚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在這場年度峰會上，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國家稅務局原副局長（副部級）許善達為在場的企業家學員做了一場主題為《科技創新與稅制改革的方向》的演講。
以下為演講摘要：
科技創新大家要給予足夠關注。中國目前經歷過三個階段：
改革開放40年，初期20年是第一階段三低成本經營發展模式（三低：勞動力價格低--社保制度未落實，從企業來看支付的勞動力成本就是偏低的；環境價格低--污染排放標準層次不齊，很多企業排放污染物達不到國際標準，將自身的成本轉移到社會上去；資源價格低—礦產、土地等價格比較低）。這是我們這20年發展的主要優勢，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經濟在發展，同時也吸引了很多外國的企業，這些外國的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樣的企業來中國投資是看中這三低的模式。這個發展階段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經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成效很大收獲很大，同樣付出的代價也比較大。我們需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將來付出的成本也比較高。
第二階段是從2008年出現了世界金融危機開始。《許善達說供給側改革》書中講述了世界金融危機時中國領導決策中出現的一場爭論。2007年底我們認為貨幣流動過剩，經濟發展過快。所以2007年底中央實行雙緊政策（財政貨幣雙緊），事實上那時已經出現實體經濟下行萎縮的跡象。2008年7月經濟走勢日趨明朗，雙緊政策改變，增加了4萬億投資（1萬億財政撥款+其余銀行放貸，實際超10萬億）進入市場，因此控制住了世界金融危機，經濟下行得以控制，市場情況轉好，2008年- 2012年左右都是通過提高杠桿率擴大投資來發展。隨后這樣的發展遇到了障礙，每再投資一個億下去，增加的GDP減少、增加的投稅收減少、增加的就業減少、增加的企業利潤減少等，產能過剩是第二階段的結果。
第三個階段經濟轉型期，高速度轉型高質量發展的供給側改革，其核心是提高經濟的科技含量。去產能是解決困境，提高經濟科技含量是關鍵。經濟下行的時候市場比原來競爭更加激烈。因為經濟下行時市場需求萎縮，供給能力會遇到嚴重的競爭，產品服務提高科技含量才是企業競爭的核心。產品生產數量不見得要多，但是價值要增加，被淘汰的是技術落后的企業。這場競爭至少兩三年時間。
美元對世界貨幣仍會保持升值狀態，港幣匯率對進出口影響非常大。匯率（不要破7）和外匯儲備（不要低于3萬億）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參數，我國政府需要穩住這兩個指標。中美貿易戰將在3月2日之前達成協議，商務部持樂觀態度。中美之間協議的達成對經濟穩定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國國內的經濟下行，供給側改革、去產能等政策已經在發揮作用，而且將持續下去。
第二點我想講一下財稅政策改革。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財稅改革頒布以后，關于國家宏觀稅高不高的問題開始有爭論。2016年7月份，領導層決定中國宏觀稅需要降低。每個國家的財政支出需求不一樣，所需要資金就不同，所以不可與其他國家的財稅政策相比。
稅制反應各國間的經濟競爭力，經濟體稅負偏重，吸引不來投資，稅源萎縮。美國減稅對全球各個經濟體的影響非常大，大大提高了美國的經濟競爭力。美國稅收政策使得美國海外利潤回流美國，此部分稅收回流后會進入科技領域。
技術的發展對未來的改變無法預料，這也就是美國對于中國2025制造計劃加以阻攔的原因。對華為的打壓也是因為華為的技術在世界上處于領先的水平。我們的2025也是高端技術水平的要求。國家對科技創新要重新的定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也是財力分配的第一要素。蘋果公司生產的手機不多，但是其他所有手機生產商的利潤還不如蘋果公司，因為蘋果公司是靠專利來賺錢。一個企業的利潤來源要更多的來源于科技，科技不僅是創造財富的第一生產力，科技還是分配財力的第一要素。我國現在這一方面還有一定差距，我們在宏觀降稅方面已經采取了幾項政策：1. 營改增，總體上營改增政策減稅的措施基本上落實到位；2.營改增以后增值稅的征收率比營業稅高；3. 留抵稅款改為退稅，2018年全國已經解決一千多億，預計在5-10年間完成等，這些已經是國家已經決定的，現在正在落實當中。
現在爭議爭議最大的是社保制度，我國的社保制度是上個世紀末建立的，但是社保繳費率偏高，從2017年在逐步減低，但是國家財政補貼率已經上萬億。依靠現在的財政補貼無法降低繳費率，后出臺幾項政策：劃轉國有資本來填補降低繳費率所需缺口，將分省統籌改為全國統籌，社保劃分為國有資本是一個影響非常大的政策，促進國有企業與民有企業的融合，中小企業降低稅率，中國中小企業的制造商和服務商能借鑒德國的模式，與合作商能建立產權聯系。央企的國有資本劃分比較困難，這項改革的難度比較大。降低繳費率的方向確定，仍需一段時間觀察與實現，需要逐步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