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似乎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中國金融業在全球范圍內不能算處于“領先行列”，一般而言多數涉及金融體制的改革，往往會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但在稅制改革上，卻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超前決心。很明顯，希望通過改革減輕稅負、達到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是快速推進“營改增”的關鍵原因。

然而，在現實操作中，多數銀行卻開始叫苦連天，與營業稅相比，增值稅的關鍵是避免重復征稅，即如果在此前已經繳稅，那么接下來就可以做“進項抵扣”。增值稅在制造業被廣泛使用，其便利性在于多數企業有完整的上下游供銷記錄，只要提供此前已經繳納過稅收的增值稅發票，那么在下一環節征稅時，就可以被抵扣。

服務業“營改增”的難度就在于此，如何對上一環節的服務進行征稅，從而實現在未來可以抵扣的目的？更加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對服務進行定價。

金融行業的問題尤為突出，簡單來看，金融產品分為利率、匯率以及相關的衍生品，如果對貸款利息收入進行征稅，那么就存在著對存款利息支出進行“抵扣”的問題，但在實際操作中，銀行獲得存款后，并非立即將其轉換為貸款，在存款沒有成為貸款的這段過程中，銀行實際上只有支出，但沒有收入，但在抵扣時，這一段“純支出”時期是否可以被抵扣，在實際操作中是一個難題。而事實上，存貸款之間無法做到一一對應，存款需要繳納存款準備金，這些實際問題如何又該如何解決？

匯率產品也是一樣，比如說將美元兌換成為人民幣，這其中是否存在“增值”？衍生品就更不用說，由于大量的衍生品涉及利率和匯率互換，光看收入一端進行征稅并不合理，但如何抵扣收入和支出，或者說如果在某一清算期出現虧損，這些該如何處理？

接下來的問題是，增值稅部分抵扣需要開增值稅發票，為了避免稅收，一些可以開出增值稅發票的交易行為，可能會大量增加。這其中主要涉及商品等實物，因為實體行業已經長期習慣于開具增值稅發票。如果有意增加交易行為、多開發票以達到“避稅”目的，這其中是否存在監管套利？

將這些實際問題列舉出來，我們就會發現，金融行業的“營改增”并不容易，這也是在多數國家無法推行的關鍵原因。從減負的角度出發，中國力推“營改增”，但在實際操作中，商業銀行和稅務部門可能要花費更多的人力來處理復雜的抵扣問題，而這些成本增加將不可避免地實體經濟轉移。

債券回購交易“營改增”前后發生的故事，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在營業稅制下，金融機構往來業務暫不征收營業稅，在銀行間市場中，大量的同業拆借交易通過債券回購（屬于金融機構往來）完成，道理很簡單，債券是作為抵押品的信用增信工具。而在增值稅制下，通過債券抵押獲取資金的交易，需要繳納增值稅，這就導致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被迫提高，并最終帶來了債券市場的拋售浪潮。最終，財政部不得不重新認可此前的“免稅”政策，事實上為增值稅制打上了一個補丁。當然，債券回購交易增值稅的最終豁免，事實上與“營改增”無關，其中涉及的關鍵問題，是如果對金融機構收取稅收，那么其必將對其他行業產生壓力。

所以歸根到底，“營改增”的基本原則仍然要厘清：到底是為了減輕企業負擔而實行“營改增”，還是為了理順稅收體系而實行“營改增”？如果是前者，那么降低稅率是關鍵，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必須對所有金融產品進行嚴格的征稅審定。否則，我們將看到滿身補丁的增值稅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