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副院長宮玉振

“惟進剿以來，職每感作戰成效，難滿人意。目睹歲月蹉跎，坐視奸匪長大，不能積極予以徹底性打擊。以國軍表現于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不能統一耳。竊以若不急謀改善，將不足以言剿匪也。”

就在張靈甫寫完這封信的10天以后，也就是1947年5月16日，74師在孟良崮戰役中被華東野戰軍全殲。而74師覆沒的原因，正是由于國民黨軍隊“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當華東野戰軍將74師包圍起來的時候，國民黨的幾十萬大軍離孟良崮近則數公里，遠也不過一兩天馳援便能趕到，只要援軍趕到，就能馬上與74師形成對華東野戰軍的里應外合、中心開花之勢。74師陷入包圍時，蔣介石曾下達了各路大軍必須從速進援合擊的手令，并威脅“如有委靡猶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頓”，“定以畏匪避戰，縱匪害國，貽誤戰局，嚴究論罪不貸”。湯恩伯也要求所部“不顧一切，星夜進擊，破匪軍之包圍，救袍澤于危困”。然而無論是蔣介石的嚴令還是湯恩伯的苦求，都未能見效。直到74師被全殲，各路援軍始終未能跨入華東野戰軍包圍圈一步。

經常有人這樣發問：如果外圍的國民黨軍隊全力推進，孟良崮戰役會是怎樣一個結局？假設永遠只是假設，真相是，國民黨軍隊從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拼死來救。早在孟良崮戰役之前，毛澤東就給陳毅、粟裕發來電報，說根據西北戰場的經驗，只需要用一部分力量就可以阻住國民黨的增援部隊。而華東野戰軍在總兵力處于絕對劣勢的情況下，卻敢于拿出5個縱隊包圍74師，形成了對74師的絕對優勢，也就是因為看準了“其他敵軍不會奮力救援”。

在孟良崮戰役之后的軍事檢討會上，蔣介石痛斥國民黨軍隊說：“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于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失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他要求軍隊必須借檢討之機，作一番徹底的覺悟和改造。然而蔣介石似乎并不明白，國民黨軍隊“敗不相救”的惡習，其根源恰恰在于他本人那種中國式的御將之術。

用今天的話來說，國民黨的軍隊，非常像兼并收購而發展起來的企業。蔣介石的軍隊以國民革命軍為核心，在北伐以及此后的軍閥大戰過程中，不斷地通過武力、引誘、收買、瓦解等手段，將地方軍閥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之中，最終建立了一個表面統一的中央政權。由此，國民黨軍隊便因淵源的不同，而分成了“中央軍”和“雜牌軍”，雜牌軍又分為川軍、桂軍、粵軍、湘軍、晉綏軍、東北軍、西北軍之類。

對于這樣一支派系林立的軍隊，蔣介石的基本策略，是以黃埔系來控制中央軍，以中央軍來控制雜牌軍。中央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以黃埔軍校校長的身份，與黃埔畢業的軍官們形成了私人之間的服從關系。所謂的黃埔精神，就是“服從校長、盡忠黨國、精誠團結、成功成仁”，其中的關鍵自然是第一條。黃埔畢業的軍官都是校長的學生，并以學生的身份效忠于校長，蔣介石則在職務、裝備、后勤、作戰等方面給予黃埔軍官種種特權，從而達到通過黃埔軍官來控制軍隊的目的。對于中央軍之外的雜牌軍，蔣介石采取的是分化、控制和吞并的策略。一方面通過戰場作戰來借刀殺人，消耗雜牌軍的力量，另一方面，對于打了敗仗的雜牌軍，則會乘機取消其番號，奪取其地盤。這樣也就達到了排擠削弱雜牌軍、擴大發展中央軍的目的。

就控制軍隊而言，蔣介石的這套御將之術，確實是很成功的。中央軍變成了唯蔣氏之命是從的所謂“嫡系”，雜牌軍也只能被迫接受蔣介石的“軍令統一”。蔣介石得以凌駕于整個軍隊之上，成為軍隊唯一的核心和最高統帥。

但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軍隊中勾心斗角、敗不相救的惡質文化也一步步形成。對于中央軍來說，黃埔軍官個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蔣介石一手提拔的這些學生們，都唯蔣校長馬首是瞻，唯蔣校長一人之命是從，都要爭相得到蔣校長的寵愛，得到校長的寵愛便是最好的終南捷徑，這就必然導致彼此之間爭風吃醋，相互拆臺，上下傾軋，內斗不已。而對于雜牌軍來說，時刻都面臨著被蔣介石削去番號的危險，因而作戰時考慮的首先是保存實力，而絕對不會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絕對不會有勇敢任事、顧全大局的精神。

今天看來，蔣介石的御將術是一種典型的建立在個人關系基礎之上的中國式管理。一言以蔽之，就是親疏有別的特殊主義。在這樣的管理模式中，組織的管理者往往通過個人的關系，在組織中大力培植和使用親信，并依靠親信來實現掌控組織的目的。然而從蔣介石的例子我們看得很清楚，這種模式短期可能非常有效，但長期一定付出深重的代價：蔣介石確實成功地奠定了他個人的絕對地位，但也成功地使爭功諉過、敗不相救成為國民黨軍隊中組織文化的最大潛規則，使各路人馬無法有效合作。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的組織文化，首先葬送的往往是組織中最優秀的成員，用張靈甫的話說，是“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這種重“親疏”而不重“公平”的管理模式，還必然會導致張靈甫所說的“賞難盡明，罰每欠當”，最終導致下屬的離心離德。這樣的組織，管理成本會越來越高，凝聚力會越來越差，而戰斗力會越來越低，最終整個組織將以一種驚人的加速度走向全面的潰敗。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的御將術，其實是中國式管理一個失敗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