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年輕的時侯，是學習型的人才，沒有學富五車，也有四車半。他跟鮑叔牙是好朋友，從小一起玩到大。鮑叔牙對管仲很了解，知道管仲有理想、有志向、有才能，是賢才型的人物。管仲家里很窮，有時利用智慧占鮑叔牙的便宜。所以，史書記載，管仲常欺鮑叔牙，這里的“欺”是欺騙的意思，而不是欺負的意思。鮑叔牙知道，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對管仲的行為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是對管仲很好，沒有抱怨管仲或講管仲的壞話。他們兩人參與了齊國繼承人的繼承權的權利紛爭。鮑叔牙輔佐齊國公子小白，管仲輔佐齊國公子糾。由于公子小白抓住了機會，繼位為齊國的國王，稱齊恒公。小白的政治對手公子糾死了后，輔臣管仲也被捕了。
鮑叔牙向齊恒公推薦了賢才管仲，管仲得到重用后，沒有辜負鮑叔牙與齊恒公的期望，果然輔佐齊恒公成為一代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說，我家里很窮，經常與鮑叔牙一起做生意，分錢的時侯，我私自多分了些錢，鮑叔牙不認為我貪婪，是因為知道我很窮。我經常為鮑叔牙一起謀事，而自己更加窮困，鮑叔牙不認為我愚蠢，是因為知道時機有利與不利之分。我曾多次入仕而被主子趕走，鮑叔牙不認為我沒有出息，是因為知道我機會沒有到來。我曾多次在戰爭中當逃兵，鮑叔牙不認為我膽小怯懦，是因為知道我家里有老母要我贍養。我輔助的公子糾失敗了，我也被囚了，鮑叔牙不認為我無恥，而是知道我不羞小節而恥于庸碌無為功名不顯于天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牙推薦了管仲后，甘心情愿當管仲的下屬。鮑叔牙的子孫都是齊國的公務員，而且有封邑的子孫傳了十余世，而且還出了有名氣的官員。天下人的輿論都不多講管仲賢能，而多講鮑叔牙有知人之能，知人之德。
管仲在齊國擔任齊國總理，以區區靠近海濱的小齊國，發展經濟，通貨積財，并且富國強兵，使與百姓同好惡。所以，他在《管子》一書中稱述說：“倉庫儲備充實了，百姓才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才能分辨榮辱；國君的作為合乎法度，“六親”才會得以穩固”“不提倡禮義廉恥，國家就會滅亡。”“國家下達政令就像流水的源頭，順著百姓的心意流下。”所以政令符合下情就容易推行。百姓想要得到的，就給他們；百姓所反對的，就替他們廢除。
管仲執政的時候，善于把禍患化為吉祥，使失敗轉化為成功。他重視分別事物的輕重緩急，慎重地權衡事情的利弊得失。齊桓公實際上是怨恨少姬改嫁而向南襲擊蔡國，管仲就尋找借口攻打楚國，責備它沒有向周王室進貢菁茅。桓公實際上是向北出兵攻打山戎，而管仲就趁機讓燕國整頓召公時期的政教。在柯地會盟，桓公想背棄曹沫逼迫他訂立的盟約，管仲就順應形勢勸他信守盟約，諸候們因此歸順齊國。所以說：“懂得給予正是為了取得的道理，這是治理國家的法寶。”
管仲從一個窮人變身為富人，擁有的財富可與齊國國王相比。管仲擁有華麗的三歸臺和國君的宴飲設備，齊國人卻不認為他奢侈僭越。管仲去逝后，齊國仍舊遵循他所制定的法律法規與各種制度，所以，齊國仍舊稱霸諸侯，比其它國家強大。其后過了百多年，齊國又出了個賢相晏嬰。
我們作為高級管理人員，從管仲的傳記總結出如下經驗：
一是管理者要以動機來激勵自己。管理者通過挖掘個人未滿足的需要，這些需要是由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關注需要組成。這些未滿足的需要使管理者緊張而形成驅力，進而尋求行為，達到需要獲得滿足，緊張解除。
二是結交一些真誠的朋友。交朋友要結交一些對自己有幫助的朋友，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朋友。有些知己朋友對管理者的個人事業與人生有很大的益處與幫助。不要交損友，交損友會使自己受害。
三是通過個人努力達到個人目標。個人要培養管理能力，進行工作設計，對目標 績效 建立評估系統。然后提高個人績效，得到組織獎賞，最后達成個人目標。
四是重用從競爭對手挖過來的人才。競爭對手方面如果有優秀的人才，我們不妨把其拉攏或者挖掘過來。從對手方來的人才，比我們更加知道對手的優劣勢，能把對手的優勢與長處克隆或者復制過來。
五是針對下屬的成熟度采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屬成熟度劃分有四類員工。一類是有能力且有愿意，二類是有能力但不愿意，三類是無能力但愿意，四類是無能力而且不愿意。對四類員工采用告知的方法。對三類員工采用推銷的方法。對二類員工采用參與的方法。對第一類員工采用授權的方法。領導者類型分為四類：一類是高任務高關系型，適宜用推銷的方法。二類是高任務低關系型，適宜用告知的方法。三類是低任務高關系型，適宜用參與的方法。四類是低任務低關系型，適宜用授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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