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開展針對性的經濟戰略創新，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就沒有基礎，這是中國乃至于全球必須面對的客觀挑戰。

　　二十大報告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而發展經濟學家伊斯特利2006年在《白人的負擔：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在過去50年中，西方將2.3萬億美元用于國際援助，卻仍無法為貧困國家孩子們買到價值12美分的藥品，以減少全球一半的瘧疾死亡病例；無法為貧困家庭提供4美元的蚊帳；無法為每位新生兒母親提供3美元的補助，來預防500萬嬰幼兒的死亡；也無法解決大量學齡兒童的輟學問題。他認為，如此巨大的善舉投入，卻無法為急需幫助的人們帶來基本的實惠，這當然是人類在二十一世紀的理性悲劇所在，也是擺在“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面前的現實課題。

　　伊斯特利這部書得到了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在內的很多知名經濟學者的推薦，說明他的判斷有很強的現實基礎。

　　而另一個數字則來自中國統計局，從1987年中國有外資投資統計到2019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總計2.2萬億美元，作為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打贏了脫貧攻堅戰。中國發展現象與經驗本身，使得中國的經濟學者，有機會可以比較西方國際援助下的貧困國家和中國引進外資后的發展結果，從而為全球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解決貧困問題，找到一個客觀和現實的創新策略與發展道路，避免過去50年萬億美元國際援助，沒有理想結果的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有很多原因。但是從最直接的經濟邏輯看，就是因為改革開放40年來，發揮中國比較優勢，先是廉價勞動力，進而智慧勞動力，積極參與全球分工，融入全球經濟。從根本上講，改革開放啟動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發展大循環的進程，促進了中國勞動階層的理性潛能的覺醒與發揮。依靠向全球提供大量物美價廉商品，中國一方面獲得了大量的經濟發展的知識與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不斷提高參與全球發展的技術與經濟層次。而支持外資發揮作用，提升提供物美價廉商品的能力，則是國家、產業與勞動者三個層次，協同戰略發揮作用的結果。

　　國家政治與經濟治理的穩定性，其直接表現就是貨幣穩定與低通脹的宏觀經濟，積極超前的基礎設施；保障中外企業家經濟發展利益的現代產權制度和勞動者積極參與發展，發展自身能力，構建新的產業技術體系。宏觀經濟、產業與勞動大眾三者力量匯合，使得中國涌現出更多的人才，借助全球經濟大循環，形成了以企業為單位的特定經濟能力的發展，并形成了向更高水平開放、更強經濟能力與知識發展的優勢循環，最終帶來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巨大的經濟繁榮和經濟循環。

　　對比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中國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的戰略創新，至少有以下幾個方向：

　　第一，從援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逐步轉變為援助與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環境的改善。基礎設施援助當然非常重要，但是沒有當地貨幣財政與匯率等軟環境，大規模基礎設施是不能帶來大規模經濟發展的。只有構建良好的軟環境，解決全球企業家包括中國企業家參與當地經濟發展的問題，才能發揮基礎設施援助或者投資的作用。所以，高質量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要從基礎設施投資轉向構建吸引全球企業家參與的軟環境，通過政策思想與管理方法的援助，解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政策環境和基本條件問題。并以國家治理的能力與水平為基準，結合各個國家在全球發展中的區位優勢，確定重點支持的戰略與策略，并以綠色可持續，確定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的合作戰略與體系、機制。

　　應當說，“一帶一路”國家融入全球經濟發展，包括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簡單從單一項目考慮，而必須從總體環境與資源條件考慮，形成系統思路與方案。尤其是要解決中國企業投資的貨幣與匯率環境問題。對于一些在財政和貨幣管理方面長期比較差的國家，中國最方便的是建立國家級的以貨易貨機制，通過承包合作，在長期處于貿易逆差、貨幣匯率穩定性相對較弱的經濟體中，建立市場、設備、資本三頭在外的經濟合作機制，如保稅區機制與境外銀行機制，支持該地區的發展。

　　第二，在產業層次上，要鼓勵“一帶一路”參與國家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積極確權，確保當地資源的產權，以及全球企業家投入后的合作資產權利問題。非洲一些國家，在政府治理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產權制度與政策更迭過快，一屆政府更新后，往往要重新修訂前任政策，導致國際投資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而往往需要企業通過讓利自己來解決，這也需要國際社會積極參與溝通，最大程度地降低這種不確定性，從而讓“一帶一路”的投資具備可持續性，而不至于中途夭折。這恰恰是過去西方援助萬億美元，沒有讓被援助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根本原因。

　　第三，聯合中東和歐洲美元（歐洲美元是在倫敦金融市場交易的，主要是被中東與歐洲國家持有的美元資產），整合西方發達國家對貧困國家的各類援助，建設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資源共同體。

　　中國與發達國家，客觀上存在競爭，但是也有諸多共同利益，如通過支持全球減貧，助力發達國家的非法移民問題，中國自身雖然沒有移民問題困擾，但是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企業管理人才資源，可以幫助貧困國家有效融入全球的經濟大循環，通過減貧發展，緩解非法移民的影響。所以，中國可以建立關注減貧問題的全球統一戰線，共同推動貧困國家直接投資環境的改善與直接投資的來源，包括將一部分效果不明顯的簡單援助，轉變為類似于尤努斯小貸金融組織這樣的貼息可循環援助，再發展一批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如中國最近一家絲綢企業創新的工業化養蠶、小型自動化半自動化針織紡紗技術，可以使“一帶一路”上一些貧困勞動力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借助中國的市場，建立相關的可以容納一般勞動力的小型工業開發區，就能實現整合全球的資本，在實現投資者利益價值的同時，也能獲得中國未來發展需要輸入的價廉物美產品，實現全球多贏。

　　總之，以往多年國際援助沒有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源，不開展針對性的經濟戰略創新，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就沒有基礎，這是中國乃至于全球必須面對的客觀挑戰。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營銷專家委員會秘書長、北京大學國際經貿系戰略與營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