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經濟轉型之際，中國怎樣發展大企業？這是一個全社會都必須關注的制度建設問題。

 

    “管理資本主義制度”(managerial capitalism)與現代大企業相互激蕩生成。研究美國從1840到1980年之間百年興盛，錢德勒得出上述的結論。從19世紀末美國鐵路年報著手，錢德勒讓我們看到大企業是個“必要的惡”。

 

    首先，在汽車、石化、電子等現代大工業中，只有大企業才有資源和能力開發復雜技術和擔負高額投資風險。其次，只有“管理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支撐技術與資本擴張的邏輯。

 

    新制度帶來三大變化：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企業由專業 經理人 運作；企業通過多元組織結構（M型）實現垂直和橫向擴張。它們幫助大企業實現了現代產業的三大經濟效益：規模、程度和速度。

 

    在自我擴張的同時，大企業也對社會做出貢獻。它是產業知識與組織能力的培育園圃。像大河水系的主干和支流系統一樣，大企業與上下游企業構成以知識與技能打底的商業生態環境，造就了一體化的大規模生產和 銷售 系統。

 

    歷史表明，發展大企業必須同時考慮它們對制度資本的貢獻，必須防止它們內分泌失調，瘋長為一個自肥自利的經濟怪物。

 

    理解了管理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邏輯，我們來看看在不同地域、文化、時期等條件下，各國的樣本，以及對中國大企業的啟示。

 

    美國大企業，其發展史體現的是一個“競爭”版的“管理資本主義”。這里的競爭要點在于政府職能部門和大企業之間的競爭。全球各國沒有比美國更加完善的反托拉斯法、公平競爭法。也只有美國真正祭出法典，拆散包括貝爾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內的大企業。錢德勒發現，這種政府和市場之間的競爭源自美國社會年輕的歷史。因為年輕，投身于政府和 企業管理 活動中的社會精英存在著陌生、猜忌和話語權競爭。假如忽視歷史的細膩磨合過程，美國式的競爭常被誤解為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模式。其實，它是公共機構與市場企業之間矛盾、斗爭、磨合的產物。中國大企業的發展也需要放到社會主義的制度背景下思考。

 

    戰后德國大企業，是一個“合作”版的“管理資本主義”。“國內合作、國際競爭”概括了德國大企業財閥之間的關系。德國式的合作資本主義至少有三個歷史淵源：1）法本化學公司（IGFarben）的歷史影響。法本是一個縱橫交錯的康拜因（財閥牽頭的跨行業集團）。集團內的企業關聯交易，共同發展。二戰期間，這種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產業結構進一步加強，成為日后影響大企業組織結構的文化。2）“羅意威理念”（Loewe Norm）帶來的工業標準化效應。早在19世紀末，以生產來復槍出名的羅意威兄弟公司就大力推廣可以互換的多用途機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