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與企業原有管理模式沖突太大，引起一般傳統勢力的反對，為了維護公司內部團結，平息反對聲浪，企業主必須犧牲掉這名外來者，但一旦他被犧牲掉一段時間之后，企業主會逐漸發現他的很多做法十分正確，于是又追悔莫及，但為時已晚。但是，下一個進來的現代管理者處境就會好得多，民營企業老板在面對傳統勢力的又一次反抗時，就會更加理智地對待。正是有第一位變革者的犧牲，才使得第二位變革者則能夠順利工作。
在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中，只要它向現代化國際化方向 發展 ，就必然會出現無數的“第一位變革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變革的犧牲者們是一批偉大的精英，是悲壯的英雄，他們用自己的委屈、淚水和屈辱換來了企業的進步發展，使中國民營企業逐漸淘汰自己身上的種種陋習、逐漸變得文明進步。
縱觀歷史，大凡一個政府因為腐敗而面臨 危機 時，最高權力者就會尋找一個變革者來進行變革，在變革之初，變革都會得到最高權力者的支持，而當變革取得一定成效、進入一定深度的時候，變革必然會觸犯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與最高權力者發生沖突。最后經常出現的情況是，變革者當作替罪羊或犧牲品被消除了。這就是歷史上不斷上演的一幕幕真實的劇目。
國家基層政權變革如此，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變革如此，著名 企業管理 專家曾水良認為，同樣，企業變革也是如此。歷史從來不會給變革者好臉色看，“變革者沒有好下場”已經成了一條千古不變的規律，變革者的身上永遠都有著某種悲劇色彩，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
事實上，歷史上任何重大社會改變大都是如此，變革者在變革進行到一定階段時被最高權力者犧牲了，但變革的結果卻被完全保留下來，繼續對社會發揮積極作用，社會的進步就是在無數個變革者倒下的身軀上進行，雖然殘酷，卻是事實。歷史發展就需要這樣一批“墊背人”，變革的最終結果是以變革者的犧牲而告終。這初看起來似乎是企業老板的一種非理性行為，但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它實際上有著極為合理的內在邏輯性。
民營企業變革中經常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所有的變革措施都出臺了，所有的人事變動也實施了，所有的變革步驟也到位了。但是，預期的產值及利潤大增的狀況并沒有出現。相反，還出現了效益滑坡、利潤銳減、產量及 銷售 額大幅下降的狀況。于是，變革者遭到保守派的死命攻擊，老板對變革發生懷疑，變革者信心也受到極大打擊。這時，變革要么后退，要么停頓。這是什么原因呢?家族企業治理專家曾水良認為，這就是企業轉型期的“變革陣痛”。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政府被推翻，原有的社會秩序被破壞，而新的國家秩序尚未建立起來，舊的價值觀念遭到沖擊，新的價值觀念既不成熟又相互沖突，各種政治勢力互相較量，國家陷入內戰之中。這就是典型的社會變革陣痛。這一陣痛一直持續了37年，直到1949年才告終止。然而，用37年的陣痛換來五千年 黑色 專制體制的瓦解，這也是一種必須付出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