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管理思想，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設為前提。中國古代關于人性的討論，是在戰國展開的，然而，早在西周，其禮治思想中已經包含了人性因素在內。儒家子思學派對人性的論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來自周禮的淵源。

　　子思學派認為，人性源于天，即《中庸》所言“天命之謂性”。失去人性，就不再是人。所以，人性隱含于生命之中，它存在著卻不外露。外露的，是人性的表現方式——情。外物作用于人，人就會表現出喜怒哀樂等情感。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說：“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由此，“性情”成為固定的詞語搭配。人的本性是一樣的，但卻表達出不同的情感。把性情放在同一范疇來理解，至為重要。一旦把性情對立起來，就會走上歧途。

　　按照子思學派的觀點，人性是一樣的。“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這種觀點，強調了人性的普遍性，但卻不能說明人性的個別性。于是，“心志”就成為理解人性的一個關鍵，人性的外在表現不一樣，不是人性不一樣，而是用心不一樣。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稱：“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習而后定。”禮樂刑罰，其作用就在于校正人的心志方向。尤其是在嫡長子繼承制和宗法制的制度背景下，如果統治者像紂王那樣心志偏邪，就會產生極大的危害。所以，教育尤其是對統治者的教育至關重要。《大戴禮記·保傅》強調，周成王年幼時，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導之教訓，使接班人“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后皆正人”。由此，也引出了后世儒家強調的教化之道，靠的是耳聞目睹的濡染，而不是簡單的知識灌輸。對于情感，并不一味排斥，而是發乎情，止乎禮義，以“志”制情。

　　性與情具有一致性，然而率性放縱，就會以情害性。周禮的作用，是控制性情的適度。由此，產生出早期對“中庸”的解釋，即用禮儀節制人的性情，使其達到“中和”。《中庸》歸納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古人之所以把這一段話作為儒家教育的入門必讀，而且需要反復揣摩，深刻領會，就在于這段話表達了禮治的邏輯關系。

　　由性情到中庸，構成后代儒家管理哲學的基本邏輯：人性得自于天命，具有不證自明的性質；性外露為情，由于外物環境和條件差異，人的情感是不一樣的；人的行為是同人的喜好緊密聯系的，正是人的喜好，引發了人的行為，而不斷重復的行為會形成習慣；制約情的是心志，心志需要通過教化來端正；喜怒哀樂沒有表現出來就是“中”，端正的心志可以把情控制在恰當的度上，就是“和”；度的適當，就是中庸。孔子把它簡約概括為無過無不及。禮儀，就是用來實現中庸的制度規范。許多人談及中庸，往往把它同折中、模棱兩可混同起來。按照周禮以及孔子的觀點，中庸不是稀泥抹光墻，不是簡單的折中，而是尋找恰當的度。

　　從人的行為動機和行為效果的關系分析來看，源自周禮的儒家管理哲學，同馬斯洛、麥克利蘭等西方學者提出的需要理論具有類似的邏輯。但是，周禮強調的是對情感的約束，而不是對欲望的滿足，所以，禮治最終在邏輯上走向克制人欲以保持性情純潔的修養之道，而不是像西方那樣以滿足欲望激發效率增進社會財富的發展之道。這是中國的管理哲學在源頭上同西方管理哲學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