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情況來看，危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雖然尚未徹底走出衰退，但世界經濟已經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向好勢頭。當世界進入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將展現出更多的嶄新圖景，一場新的大國角力過程也會隨之展開。中國應該從危機中汲取教訓，積蓄力量，從而在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競爭中占據有利的戰略位置。
模式之變：世界經濟能否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在美國的 房地產 泡沫破滅之前，世界經濟處于一個“高增長、低通脹”的上行周期，其增長模式可以概括為“東亞生產、美國消費”。這種經濟關系通過兩條渠道來完成循環：一是貿易渠道，美國是東亞各經濟體最為倚重的出口市場，從日本到東亞“四小龍”再到東盟和中國概莫能外。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此間逐漸形成了“東亞對中國出口半成品、中國組裝后再出口到美國”的三角貿易模式，但整個東亞地區對于美國市場的依賴并沒有減少。二是金融渠道，東亞經濟體通過貿易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積累的美元又通過購買美國債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國的 金融市場 ，這些資金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同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和華爾街的金融創新一起，吹起了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泡沫，由此帶來的財富效應又進一步增加了美國的消費能力。危機之前，世界經濟就是在這種相對失衡中實現了快速發展。
金融危機的爆發打破了這種循環。在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之后，基于房價不斷上漲而設計的金融產品面臨著價格的不斷下跌，由于其杠桿率過高，金融機構被迫出售資產以償還債務，防止資產負債表惡化。市場主體都這樣做的結果就是 資本市場 急劇下挫，資產價值快速縮水。在負債不變而資產價格不斷貶值的雙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機構、公司和家庭在內的資產負債表都迅速惡化，市場信心缺失，流動性急劇收縮，并嚴重侵襲到實體經濟。
如同大蕭條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行為習慣，這次金融危機也將迫使美國消費者改變消費行為模式。由于信用緊縮和資產價格下降，之前過度借貸的消費者現在所能做的唯一選擇，就是增加凈儲蓄，以緩沖家庭凈財富的萎縮，而這只能通過減少舉債或提高儲蓄率來實現。以消費放緩為代價的儲蓄增加，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實體經濟惡化的速度和程度。失業增加，收入下降，消費者又要進一步緊縮開支，由此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而這注定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調整過程。
從美國的儲蓄率來看，危機爆發之前曾經出現了負值，2008年底上升至4%，今年4月份已經上升至5.7%，達到了1995年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當月的個人儲蓄規模為6202億美元，是1959年1月份開始記錄該數據以來的最高值。市場預計美國的儲蓄率將在不久之后重新回到1996年以前7%～10%的平均水平。
如果美國人不再消費，世界經濟原有的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各國只能從內部挖掘增長的動力。這顯然不會是個一蹴而就的過程。本輪危機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最大的不同在于，這次是發達經濟體出現問題并向世界范圍蔓延，如上所述，由于發達經濟體的私人消費者將進入一個消費的收縮期，很難指望外需會按照原有的模式如期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期今年世界經濟將會出現二戰以來的首次負增長，世界貿易組織預測今年全球貿易將會收縮9%。因此，對于以中國為首的東亞經濟體而言，調整原有的增長模式，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依靠內需尤其是凈消費的增加來保證經濟增長將是更為有效合理的選擇。鑒于這種轉型的陣痛，世界經濟將在未來幾年中進入一個相對低速發展的時期。
體系之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能否有所調整？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所謂的“無體系的體系”時代，美元作為國際關鍵貨幣的地位不但沒有遭到削弱，反而由于脫離了“美元－ 黃金 ”掛鉤的束縛以及強大的制度慣性而重新得到加強，成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貨幣。
近十幾年來，雖然國際貨幣體系中出現了歐元，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美元的競爭，但無論是金融市場的深度與廣度還是貨幣政策的機動靈活性，歐元區比之美國都有所不如，因此，當2008年下半年危機愈演愈烈并席卷全球時，美國國債市場成為各國央行和機構投資者的避風港，美元逆勢上漲，美國國債收益率急劇下降，而同期的歐元則出現了大幅貶值。
雖然說美元成為主導貨幣是國際市場的自發選擇，但美國救市所迅速積累的財政赤字與美聯儲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卻影響到市場主體對于美元的信心。隨著美國儲蓄率的提高，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將會減少，各國用于購買美國債券的資金也會隨之減少，但美國的債券供給量仍在增加，因此市場預計美聯儲未來仍有可能實施“量化寬松”，這就更加強化了美元的貶值預期。一旦美元貶值，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隨時會面臨縮水風險，而更為致命的是，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無法提供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制衡機制，美國仍然可以按照“我的美元、你的問題”的邏輯我行我素，讓全世界分攤其救市成本。
因此，自危機爆發以來，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都開始對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批評和反思，要求變革 現行體系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必須承認的是，由于美元強大的網絡效應和規模效應，且已經形成了市場的自發選擇，短期內對于美元體制的變革 將會非常困難，更為現實與可行的做法應該是推進本幣國際化與加強區域貨幣金融合作。而有意愿且有能力來推進這種變革的，無疑是東亞地區。
因此，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明顯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包括同韓國、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六個經濟體簽署了總額為6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宣布2020年之前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推出了第一批跨境貿易人民幣試點結算城市等。在區域貨幣合作方面，東亞各經濟體簽署了《亞洲經濟金融穩定行動計劃》并成立了總額為1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庫。
由于目前人民幣尚未實現完全自由兌換，以人民幣計價的資本市場缺乏足夠的深度與廣度，而且利率仍然未實現市場化，這些都會影響到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但金融危機對于中國的深刻教訓之一，就是迫切需要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爭得一席之地。從中國的經濟實力與發展階段來看，也確實到了應該考慮這一問題的時候。或許，這一輪金融危機對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最重要影響就是人民幣的崛起。
格局之變：新興經濟體能否獲得更多的權力？
危機爆發以來，傳統的以發達國家為核心的全球治理模式被證明已經失效，而 G20這一自1999年即已成立的松散經濟團體卻引起人們的更多重視。從2008年11月份的華盛頓峰會到今年4月的倫敦峰會，這20個經濟體之間的對話、合作與博弈，緊緊牽動著世界經濟的神經。
同G7這樣的發達國家俱樂部不同，G20吸納了最重要的幾個新興經濟體，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們的利益訴求。G20從幕后走向臺前，標志著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更有論者提出，由于發達國家深陷危機漩渦，而新興經濟體羽翼漸豐，G20可能會最終取代G7，成為各國之間進行國際經濟協調的主要場所。
實際上，新興經濟體近些年的快速增長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中尤以“金磚四國”最為引人注目。但在這一輪危機中，新興經濟體卻未能避免增長放緩乃至經濟衰退。由于新興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不如發達國家完善，其增長模式要么是資源輸出型(如俄羅斯和石油輸出國組織)，要么是出口導向型(如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諸經濟體)，當來自發達國家的需求急劇下挫之后，資源性產品價格出現雪崩，新興經濟體的出口也隨之萎縮，之前因為看好新興經濟體前景而流入的熱錢，又調轉方向，回流至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避險。
如前所述，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將會進入一個低速增長時期，有毒資產清理和消費模式調整將會拖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因此，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可能會由發達國家向經濟基本面相對穩健的新興經濟體轉移。從今年年初到5月底，富時新興市場指數上漲了41.1%，自3月初以來的漲幅達到60.8%，而富時環球發達市場指數同期漲幅分別只有7.2%和31.4%。因而可以預計的是，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將會逐步提高。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盡管經歷了經濟增速的下滑，卻并沒有陷入衰退，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成就博得了更多的贊譽，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大幅提升。由于已經越來越深地介入到世界經濟中，中國將無法再像之前那樣韜光養晦，恰當的做法，應該是坦然接受這種轉變，在新的國際格局中展現自己的大國氣度，發出自己的聲音，追求自己的利益，與此同時，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思潮之變：國家主義會否取代新自由主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大行其道，隨著冷戰的終結，這一思潮在1990年的“華盛頓共識”中達到了頂峰，實現了從學術理論到國際資本主義經濟范式的嬗變。
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國家干預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體系和政策主張，其在經濟上的主要主張為“三化”，即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英美一直是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和鼓吹者，在國內，它們推行了金融自由化，消除了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投資行業之間的壁壘，大大減少了對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管制；在國際上，它們要求世界各國解除對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管制，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外匯自由兌換，特別要求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完全對國外資本開放。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化時代成為了主流思潮，其訴求與主張自有其合理性，但從整體上看，它片面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功能和對利益的索求，忽視了監管的作用，從而成為本輪危機的制度根源。隨著歐美政府對市場展開一輪輪的救助，并采取了之前曾深惡痛絕的凱恩斯主義手段和國有化做法之后，新自由主義的教條遭到了徹底顛覆。在今年4月初的G20倫敦峰會后，英國首相布朗斷言，強調監管與協作的“倫敦共識”將會取代“華盛頓共識”。
實際上，作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政府與市場皆有其存在的意義，過度強調某一種手段都可能會遭遇“失靈”的困境。市場經濟是迄今為止人類所發現的“最不壞”的經濟體制，但如果陷入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缺乏對于市場機制的約束和監管，其所帶來的危害可能會更為劇烈。可以肯定的是，國家主義不會在后危機時代徹底取代新自由主義，但兩者之間的關系會值得所有國家反思，政府與市場之間也必將重新妥協。
盡管新自由主義思潮已經釀成了惡果，但對于中國而言，仍然不可因噎廢食和矯枉過正，市場化仍然是我們變革 的最終取向。目前變革 已經進入了深水區，每走一步都異常艱難，而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市場化變革 似乎又有倒退的趨向，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能不能減少對資源性產業的壟斷和服務業的限制，使民營經濟迸發出更多的活力，決定著中國能不能在后危機時代順利轉型和重新獲取增長動力。
態勢之變：高通脹是否會卷土重來？
2008年上半年的高通脹讓人印象深刻，國際原油期貨價格曾經漲到了史無前例的每桶147美元，國際航運業的風向標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也曾高達11771點。但是，隨著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侵襲，發達國家先后陷入衰退，資產負債表的惡化使得之前市場上泛濫的流動性迅速枯竭，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開始以懸崖墜落的方式下挫，通貨緊縮取代通貨膨脹成為各國所擔憂的問題。
但是，自今年年初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猛烈上漲。截至 6月上旬，國際原油期貨價格比最低點已經翻了一番，突破了70美元的關口，代表商品期貨價格走勢的CRB(美國商品研究局)指數，由3月初的200點附近漲至5月底最高的260點，漲幅約為30%，每盎司黃金價格重新沖擊1000美元關口，而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開始沖擊4000點，自年初以來整整上漲一倍。
本輪商品反彈主要受美元走軟和通脹預期交替作用的影響。隨著世界經濟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好轉跡象，2008年下半年集中到美國債券市場的避險資金開始流出，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飆升和美元貶值(目前中長期國債的收益率已經高于雷曼倒閉前的水平)，而美元通常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成反向波動。此外，由于此前各國央行救市過程中向市場注入了過多的流動性，并采取了“量化寬松 ”的貨幣政策，更加強化了市場各方的通脹預期。預計危機之后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從通貨緊縮到通貨膨脹之間的變動周期將會縮短。
對于中國而言，必須時刻保持對于這種態勢的警惕，這不僅由于中國是多種資源性產品的最大消費國，更是由于自2008年11月份以來，我國的新增信貸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最壞的情況是，如果經濟無法如預期復蘇，來自外部的輸入性通脹同流動性過剩導致的內生性通脹共同作用，有可能使我國經濟陷入“滯漲”的泥潭。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變革 國內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使之更趨于市場化調節，同時注意回收可能過剩的流動性；另一方面，應該進一步拓展國際資源性產品的來源，減少輸入型通脹對于國民經濟的沖擊。
總而言之，這場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已經將中國推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自信與氣度也在慢慢顯露，但這種轉變帶來的不僅是榮耀，更有與之俱來的責任與風險。隨著世界經濟向后危機時代緩慢過渡，中國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銀行 戰略管理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