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企業的內在需求
隨著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的召開，保持經濟增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等都是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新階段下的目標任務。而依法治國作為經濟改革的重要助力者，在新的目標任務下也必將有所革新。
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新常態”重要論述，“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經濟發展離不開良好的法治環境?，F代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更需要發揮法治的規范、引領作用。”山東省政協副主席粟甲說道，“法治企業是成熟的企業，企業法治是法治的成熟。法治企業建設，既是新時期依法治國方略在經濟發展領域的主要體現，也是企業健康發展、基業長青的內在需求。”
粟甲還提出：“中國經濟必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背景，即大力發展國企‘做大做強做優’，還要大力扶持民企‘做活做精做細’的大背景，兩大背景都聚焦到一個行業‘律師’。”
而在企業發展建設的路上，律師作為法律服務隊伍中的重要力量也面臨著新的挑戰。山東省司法廳巡視員吳溪清提出，“法治企業建設”離不開廣大律師的積極參與。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以來，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法律服務逐漸向政府、企業和社會全方位、多層次覆蓋，法律服務市場不斷擴容。律師作為法律服務的主要提供者，應當主動參與“法治企業建設”，推出專業化法律服務產品，為企業提供優質的“法治企業建設”專業法律服務，擴大企業法律服務市場。
“包括在律師事務所執業的社會律師，與企業的法務人員和公司律師，這兩類人員的服務對象具有同一性，圍繞‘法治企業建設’可以優勢互補，在服務‘法治企業建設’的過程中協同發展，和諧共贏。”吳溪清說道，社會律師和公司律師，都應當圍繞“法治企業建設”，在提高專業化服務水平、開發新型法律服務產品、不斷開拓企業法律服務市場、促進合作交流方面做出努力，更好地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法律服務。
助力國企改革深化
隨著今年9月《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發布，國企改革系列文件還將以“1+N”形式對外公布，提出更細化的改革方案。隨著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的出臺，依法治企作為全面依法治國在企業界的具體實踐，也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受到法律界人士越來越多的關注。
2004年起，國資委啟動法制工作三個三年規劃，總法律顧問制度正在其中，現已實現央企總法律顧問專職率接近80%，法律顧問隊伍超過2萬人，其中持證上崗率達到83%。
國資委在2014年11月召開的中央企業法制工作會議上，又明確提出了中央企業法制工作新五年規劃，力爭再通過五年努力（2015–2019年），進一步深化企業法律風險防范機制、法律顧問制度和法律工作體系建設，進一步提升合規管理能力和依法治企能力，努力為中央企業改革發展、做強做優提供更加堅實的法律支撐和保障。
“社會律師和公司律師，都應當圍繞‘法治企業建設’，在提高專業化服務水平、開發新型法律服務產品、不斷開拓企業法律服務市場、促進合作交流方面做出努力。”吳溪清建議道。
山東當地的國有企業也在會上分享了近年來法治企業建設的經驗與成果。萊鋼集團副總經理、總法律顧問董立志介紹，2014年萊鋼集團制定了《“法治萊鋼”建設實施綱要》，并全面落實了十大舉措。隨著公司依法治企全面升級，干部職工的法治意識不斷增強，依法治企的能力顯著提升，法務增效能力大幅度提高。
當然，對于國企發展仍然存在的一些弊病，專家也提出了進一步規范企業選聘外部律師工作的建議。
劉俊海認為：“現實生活中，一些國有企業在選聘外部律師、專項法律顧問或者專家證人時，存在任人唯親和收取回扣的腐敗現象。利益沖突回避制度要么沒有，要么名存實亡。建議紀檢監察機構將國企選聘外部律師、專項律師顧問或者專家證人時的腐敗現象納入反腐倡廉的視線。建議司法部門聯合國資委等相關部門盡快明確國企通過公開招標方式選聘相關人員的程序性規則，并引進律師界、法學界及社會公眾的監督機制。”
“企業高管必須要做到，企業右腦有盈利合理化而非最大化的思維，左腦有社會責任思維。在做到產品、企品與人品三品合一的基礎上，還要有不斷創新的智商，有受人尊敬與信賴的情商，有自覺信仰與敬畏法律的法商，還要有踐行最佳商業倫理的德商。”劉俊海說道。
提升法律服務價值
面對企業法律需求的不斷提升，法律服務人員在自身業務的價值提升方面也在不斷地探索與努力。
“企業是法律服務的主要對象，隨著國家法治建設的推進，企業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法律服務。對企業而言，法律服務是有價值層次的。隨著企業的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法律服務的方式和模式不斷更新、創新，法律服務的價值層次進一步提升。”眾成清泰律師事務所濟南分所主任耿國玉律師說道。
耿國玉提出，法律服務工作要在六個層次上做好服務：“首先是參與風險防控，搭建安全機制；其次是把關企業家法律風險，做好企業家的參謀和助手；第三是幫助企業建章立制，參與企業管理經營；第四是創設商業模式，激發社會資源能量；第五是促進民主法治，保障企業財富安全；第六是把握法律市場新趨勢，全面對接法律服務新需求。”
天津四方君匯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邊崢認為，法律風險管理體系既是基礎也是重中之重，“通過建立和運行法律風險管理體系，而有效管理企業法律風險，降低法律風險事件爆發概率和不利后果影響程度，達到企業商業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在企業的全面風險之中，法律風險管理，是貫穿其他風險管理的重要手段；其他風險的爆發，往往最終表現為法律事件”。
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彭瑤則表示，法律服務理念的提升就是要做到法律服務要與企業管控模式相適應，“既要從原則性與靈活性上處理好企業與政府及監管部門的關系，也要處理好企業各個職能部門的關系”。
彭瑤認為，不同的法律業務工作人員也要制定不同的工作目標，常年法律顧問要協助法務部門提升其工作績效，協助企業建立、完善、改進內部法律事務管理制度；非訴訟專項人員主要是創造性地提出交易方案建議，在滿足法律法規和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協助企業完善決策程序，并為各職能部門提供決策所涉法律咨詢；而負責訴訟案件代理的人員則主要代理參加訴訟以及協助客戶與有關機構溝通。
除了公司內部事務，對于規模龐大的集團型公司來說，也應強調其母子公司之間的法律風險問題。
邊崢表示：“鑒于法律事務管理的復雜性以及不利后果的嚴重性，還鑒于企業集團各成員所負法律責任可能存在的連帶關系，集團化經營的法律事務管理應當是垂直管理。即由集團的核心母公司對下屬各子公司的法律事務實施規范化的統一管理，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該集團組織總體法律風險。”
公司律師國際化定位
公司律師作為企業法治建設的內部力量，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加強法律服務隊伍建設方面也提出，構建社會律師、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等優勢互補、結構合理的律師隊伍。提高律師隊伍業務素質，完善執業保障機制。
全面依法治國的新形勢對依法治企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不斷開放法制宣傳教育也拓展了新的領域。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企業海外投資還會快速增長，如何識別、控制投資中的政治風險、金融風險及法律風險，將成為海外投資成敗的關鍵。
法務部門也正直接面臨著國際化的挑戰。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風險多樣性，包括境外投融資風險、境外知識產權風險、境外勞資風險、境外環境保護風險、政治風險以及戰爭風險等等。除此之外，由于地域不同所產生的不同法系、不同法治水平、不同法律規定、不同司法體制的問題也是挑戰之一。
而面對這些挑戰，浪潮集團法務部總經理盧文杰提出，法務部要成為國際化的先鋒官。
“應對新的國際化挑戰，作為公司律師，我們要做到風險防控的本地化以及風險管理項目化。一方面要與國際方面的當地律師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協助國際律師與國內律師之間的互動。”盧文杰說道。
“我們是企業與律師溝通的紐帶與橋梁。”青島啤酒法務部副部長王欣也提出，公司律師為企業管理律師資源，關注律師行業的發展和變化，為企業的具體業務物色合適的律師資源。同時也負責向律師介紹企業的經營和業務情況，幫助律師準確把握企業的需求和目的，最終要站在企業的角度上對決策的后續影響進行評估。
此外，盧文杰也提出，應對國際化挑戰的本質就是強化法務部門的兩項職能，其一就是要強化法務部的管理職能，可以從企業法律風險防控體系的建立與維護、企業法律風險的管理、外聘律師的管理以及危機與輿論管理都是其中的落腳點。
“另一方面就是強化法務部的經濟職能。”盧文杰對法務部門創造價值的能力也充滿期待，“目前最主要的體現價值途徑就是知識產權的管理保護與對外投融資并購，當然類似于投融資這類任務還需要協調與投資部門之間的配合。”
公司律師對于“實現企業全面的法治化，只依靠法務部是難以真正實現的”也達成了共識，認為只有讓一線業務人員懂“法”、守“法”，并對其進行必要的監督，才能真正全面地實現企業法治。
應對互聯網+挑戰
網絡對于法務工作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信息時代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企業發展的節奏與方式。
盧文杰認為，面對信息孤島與信息碎片化，法務部門必須注重與其他單位、部門之間的溝通合作，借助大數據、云計算技術打破數據壁壘，對企業法律相關信息進行整合、分析。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借助互聯網提升實體經濟創新力與生產力。” 陜西永嘉信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秦濤律師說道，“‘互聯網+’的背后是創新與傳統的冰火兩重天。”
互聯網+對企業法律服務需求與供給帶來了一系列的影響。在互聯網背景下的“快”時代，大量新成立的初創企業對法律服務產生了新需求。
秦濤認為：“互聯網+”背后是復雜多變的法律規制，如跨界融合，導致新型的并購合作常態化，產業鏈整合蘊含著巨大的法律服務需求；關系重構，債權社會向股權社會的轉變，以驅動人財物效能發揮為標準的新型公司治理模式對個性化法律服務需求；創新驅動，互聯網、物聯網背景下創新激勵與知識產權保護；等等。”
從供給角度來看，免費服務范圍越來越寬、深度越來越深，出現了眾籌法律服務的新供給模式，律師行業混業經營的特征也得以凸顯。
北京天同律師事務所主任蔣勇律師表示，在傳統條件下，律師的工作開展主要靠熟人介紹、廣告宣傳以及律師庫建設的方式進行。但是，這些形式在現如今大數據環境下，產生了數量小、地域窄、速度慢、流動差、信息虛假、標準主觀以及評價缺失等一系列痛點。這一系列的影響，造成了信息不對稱的局面，利用客觀數據是打破信息不對稱的最好途徑。
蔣勇認為，在互聯網+環境下，海量的裁判文書僅僅是數據的開始，法律行業的大數據藍圖應該包括外部的裁判文書、審判信息、施行信息的公開。數據是未來法律服務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
“互聯網時代會加速法律服務內容的升級換代。律師與客戶的關系部分將重新定義，更富彈性和張力；服務模式、服務標準、服務流程將會因為評價監督機制得到加強，行業生態會優化，法律服務的獲取方式會發生變化。如果未來的律所、律師、甚至于法律服務行業不復存在，絕對不會是因為互聯網。真正的危機源于自身存在價值以及續航能力。”秦濤律師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