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任何組織都是一種等級體系。從組織結構入手，可以觀察組織的外貌；從運行機理入手，可以掌握組織的實質；從價值準則入手，可以理解組織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孟子沒有對組織進行系統的解析和研究，但為了推進他提出的王道，在社會組織建構與運行的價值準則方面有自己的建樹。

    西周時期以禮制確定國家和社會組織的等級關系，形成了以宗法制為核心的組織體系。孔子以仁釋禮，為周禮的組織關系確立了價值準則，奠定了后世“三綱五常”的思想原型。到了孟子，沿著孔子的路線，把社會組織的道義準則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孟子的著作有個與孔子不同的特征，就是很少講禮。孔子以前，人們很少講仁而主要講禮，孔子開始以仁為思想核心，但禮依然頻頻出現。孟子一書，講禮的地方很少，基本上是講仁。即便涉及到了禮，孟子所說的禮也基本上是禮儀形式，同仁的內涵關系不大。與孔子相比，孟子所說的仁，已經不再是“克己復禮”，而是強調“惻隱之心”。換句話說，孟子把仁完全價值化了，不再強調它的形式。而且孟子有個特色，喜歡仁義連用并舉，即以“羞惡之心”來保證“惻隱之心”的實現。這一點，是同孟子推行的仁政王道緊密相關的。仁和義緊密相關，但二者有所區別。仁更多的是同情心理和關愛心理，溫情脈脈；義更多的是行為準則和責任擔當，大義凜然。相比之下，仁更為本質，但沒有義就達不到仁。實際上，在孟子那里，對義更為強調。義的內涵要看是否符合仁，不仁就肯定不義；而要實現仁則全靠義，無義則表現不出仁。所以，孔子以仁為核心，側重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以義為擔當，側重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孟都是尋求精神家園的孤獨者，但孔子更接近于仁者，而孟子更接近于勇者。

    正由于孟子強調仁義，所以，孟子在承認傳統社會組織的等級關系基礎上，提出了處理上下關系的新準則。就最一般的社會關系而言，孟子明確了“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五倫是一種雙向要求，而不是單向支配。例如，父子有親，不僅強調子女孝順，而且強調父義母慈。對于君臣關系而言，由于在上位的君具有更大的權力，所以孟子要求君要承擔更大的道義責任。孟子有一段名言：“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在這里，孟子首先肯定等級關系，所以上下層次的行為有別，然而，維持正常的上下關系，需要上層承擔起與自己的地位相符的道義責任。在某種意義上，上層的道義責任更重，而且更具有主動性。所以，孟子把自己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喪失仁義的暴君。齊宣王問：商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不是以下犯上的“臣弒君”？孟子爽快回答道：“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從此，暴君有了獨夫民賊的稱呼。孟子提出的這種君臣關系準則，不僅僅是在伸張道義，更重要的是為實現傳統等級制組織的平衡給出了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糾錯機制。所以，君主的權力只有承擔了道義責任才具有正當性。立足于這種準則，孟子反問齊宣王道：有人外出把妻子托付給朋友，回來后發現妻子挨凍受餓該怎么辦？齊宣王回應說應該絕交。又問：如果上司沒管好他的下級怎么辦？回答是撤職。孟子于是追問道：一個國家治理混亂該怎么辦？逼得“王顧左右而言他”。由此可以看出，孟子關于組織中上下關系的調整和變更，已經有了革命性思想，超越了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境界。

賢者要為王者師、“惟仁者宜居高位”就有了理論依據。

    在上下層次之間，上級具有決定作用，這就要求上級做到聞過則喜，舍己從人，與人為善。同時，下級也不能善命不受，或者惟命是從。如不食周粟的伯夷“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就過于狹隘；柳下惠“不羞汙君”，即不以侍奉壞君為恥，就過于不恭。當然，這種上下關系，需要一切以“義”來衡量。比如，有沒有同宗關系，下級應盡的道義責任是有區別的。大臣如果是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如果是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萬章下》）。很明顯，貴戚和異姓的道義責任是不一樣的。包括官員系統的上下級關系也是如此，既要保證下級服從上級的空間，又要保證下級用腳投票的權利。“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公孫丑下》）政權的所有決策和運行，都應按照這種原則來衡量。

    在組織層級中，道義準則對于下級針對上級的糾錯機制具有重大意義，后代的諫言往往以此為據。但還要看到。這一思想是有漏洞的。道義的擔當，在行為上肯定是“己所欲，施于人”的，就下對上而言，由于下級沒有強制上級的權力，即便下級堅持的道義有偏差，也不會對組織運行造成傷害。然而，如果上級成為道義的代表，那么就很有可能運用權力對下級形成打壓。所以，孟子這一思想的價值在于下對上的糾錯，而不在于上對下的匡正。更深層次的意義是：孟子承認君有可能犯錯誤，甚至有可能變為獨夫民賊，賦予下層抗上甚至革命的正當性。他在警示著統治者，沒有不犯錯誤的人，沒有永遠正確的組織。如果沒有糾錯機制并賦予糾錯行為的正當性，任何組織最后都會出問題。即便是推行仁政王道，也要有穩定的組織校正手段，道義就是永來校正權力的。

    在層級關系的定位上，就政權的等級而言，是由官爵決定的；就社會的等級而言，是由年齡決定的；就仁義的等級而言，是由道德決定的。所以孟子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公孫丑下》）也就是說，官爵、年齡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互相校正，保證著等級秩序的穩定性與正當性。以國家而論，在組織關系上是君主指揮大臣，但在道義上是君主禮賢下士。所以，優秀的君主肯定有不聽召喚的大臣，在智謀上君主要向具有道義擔當的大臣學習，沒有君主向下學習，就沒有君主發號施令的正當性。可以說，孟子以雙向服從調整組織關系，臣從君保證組織的穩定性，君從臣保證組織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