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工人自發地進行薪資談判的時代業已開始。

出現，并且大規模出現，只是時間遲早問題，而不是“會不會”的問題。

只是2010年才開始表露出來，在80年代與90年代，因為打工仔打工妹的成功經歷還可以看得到，這部分人的事例可以當作“精神上的滿足”作為成功人士回到家鄉，當時可以成為人們擺脫農村身份的激勵因素，但時間過去了30年，過往的激勵因素（在農村里，很難一個月賺到一千多元，而且還可以存下幾百元錢），現在業已成為保健因素了（現在的搭乘公交車，都需要幾元錢一次了）。

而城市戶口、小孩教育這些，仍然距離打工者很遙遠。

如果你讓我等20年，并承諾給我一個美好的明天，或許我會考慮應該講責任、講公平。

但是，過了20年后，我仍然不能融入當地社會，仍被歧視，

這種親身經歷，如何說服得了年輕一代講奉獻、講責任感？！

本田南海廠據說已復工，且為復工3天，并等待資方答復。

該公司的全稱是廣東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地處佛山南海獅山工業園內。

　　雖然目前來看，這似乎是個特例：實習員工占到40%——與有規模的組織相比，實習員工更加是處于弱勢地位。

　　談判中，雙方的權力是不對等的。（此處的POWER，是指雙方的底牌）

　　不過，工人們的最大優勢是：如果我不開工，那么，你有本事你來這兒三班倒地上班。

　　由于組織性的強弱差別，工人組織不再依賴于任命性質的工會組織（后者常常成為權力追逐者的組織結構）

　　邏輯上來看，雖然中國每年的GDP增長速度為8-9%，但是，工人的收入幾乎變化不大。

　　約在90年代中期，工人在深圳可以得到1000元上下的收入，但是到了2007年，收入方面仍然是這個數據，于是，華南地區的“民工荒”這一詞匯開始出現。

　　民工并非真的荒了，而是，華南地區的薪資水平已無法擁有足夠的吸引力了。

　　自那時起，華南地區的加工企業的好日子已經永遠地過去了，

　　而沒有強烈對抗時，企業主的加薪動力不足，而僅憑 人力資源 部門或勞資部門的陳述，是無法打動企業主或股東的。

　　城鄉二元化更是對此具有毀滅性的打擊。外來打工者身受兩種歧視：薪資水平的歧視、戶籍及關聯方面的歧視。

　　這可能是導致富-士康年輕員工絕望的最有力的促進劑，不論員工是否愿意承受，未來的希望已無法看到。

　　所以，當中國的變革 歷經一年又一年后，體力工人或資淺員工會發現，未來、理想距離自己實在是太遙遠了。

　　在電視劇《打工妹》的年代，深圳仍然是個大工地，所有的外來者，都覺得自己的未來是有希望的，特區變化速度如此快，

　　自己一定有機會的，而且，自己也可能會成為深圳人。

　　但變革 開放過去了20幾年，深圳市戶籍人口仍然只有240萬人左右，外來者過了20年，到了40歲上下，仍然是外來人口，

　　這種打擊，導致多少絕望，以至于有人在天涯社區上發帖說：“兒子啊，你為什么要說你自己是深圳人。”

　　是的，小孩子不知道這句話會給父母親帶來什么樣的感慨，但是，這一點不得不讓人深思。

　　讓企業完全承辦社會，顯然是不現實的。

　　但是，企業也不可以以此為借口，不對社區進行回報。——企業對社會承擔有責任與義務，即使是部分責任，即使這會增加成本。

　　很多企業完全沒有意識到：當你在成為其他企業的學習 基地時，實質上也是在對社會作出貢獻，即使你是不自覺的，

　　但是，客觀上卻是起到這樣的作用——于是，社會會進一步要求企業你必須回饋。

　　沒錯，股東投了錢，就是期望產出效益。

　　但是，與股東的效益相比較，社會的效益也需要被考慮，否則，工人們全都罷-工了，受損的仍然是股東。

　　本田公司總部應該意識到，即使是本田南海廠的蝴蝶拍了兩下翅膀，后面的龍卷風也是可能會產生的。

　　事實上，本田公司或許有他們的兩難處境，但是，國人的維權意識逐步提升，工人進一步團結的可能性也會增長。

　　另一方面，因為取得了一定成果后，工人們仍然會想著下一次的罷-工、下一次的對抗。

　　企業如果不作好準備，如果不主動提出更吸引人的加薪計劃，那么，再次罷工、甚至是全國的罷工潮就會此起彼伏，

　　結合近來的殺小學生、殺法官等惡性刑事事件，恩格爾系數的預言也會再次在中國得到驗證，

　　雖然這是我本意上并不想看到的結果。

　　事實上，不容樂觀的是，無論是本田公司還是富士康，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在中國大陸未來的3-5年內，還會有更大的對抗行為出現。

　　敏感話題是：這只是針對三資企業或民營企業的，

　　擺在勞動部門官-員面前的另一個難以破解之題是：當國有企業的體力工人們開始罷工時，應該如何應對？

　　因為國有企業名義上是全民所有，或部分股權為全民所有，

　　但事實上，國-企的興旺發達，并沒有給全體國民帶來什么有益之事，相反，由于壟斷性、由于政策扶持，結果是與民爭利，

　　漲價代替效率提升，導致民怨很重。

　　國企的內部收入分配也是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機制的不靈活，導致能人流失，雖然可以說“我們只用合適的人才”，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我們不用最優秀的人才”，一是用不起，

　　二是根本不重視，反正效率再高，我個人得不到利益；效率再低，我個人利益也不會受損，由此，這個難題更加難以破解。

　　只有市場化更高的國有企業才能部分地解決這一問題。

　　但是，“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非常普遍，當年宣傳“員工是企業的主人”口號，現在成了發展的絆腳石。

　　沒有大大方方地承認人與人就是存在差異，沒有強調人與人的分工不同，貢獻也有差異。

　　現在，我們不得不進行補課。

　　想要繞過這些必經的階段，看來是很難。

　　雖然從內心中，我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局面出現。

　　對抗與動蕩，對于大陸目前的形勢，只有壞處，沒有好處。

　　但這個，并不會因為我們喜歡，或是不喜歡，就會發生或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