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勵優于懲罰的道理并不復雜，但實施起來并不那么容易。直至現在，一些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老板，仍然改變不了對懲罰的崇拜。這樣的老板永遠只能是苦苦經營的小老板。

    激勵舉報者的故事

    在幾乎每一個公園里都寫著“凡偷盜花木者罰款若干”。但在紐約市的一個植物園里卻寫著“凡舉報偷盜花木者，獎勵若干”。結果在前一類公園中，花木被竊的事時有發生，而在紐約這家植物園，花木保護得很好。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順手牽羊地偷幾束公園的花就難以避免。掛上“愛護花木，人人有責”或者“請君自重，勿折花木”之類的警示牌，幾乎沒什么用——面對頑固的人性，道德說教是軟弱無力的，必須有一種保護花木的機制。“罰款若干”是懲罰機制，舉報者獎勵若干是激勵機制。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激勵比懲罰有效。

    效率工資使怠工消失

    其實這樣的例子過去和現在都不少見。在20世紀初，工人怠工是一個令工廠主防不勝防，極為頭痛的問題。雇了拿摩溫（工頭）監督工人，發現怠工即開除，懲罰夠重的了，但作用并不大?？偛荒苊總€工人一個拿摩溫，即使這些拿摩溫再敬業，也監督不過來。后來福特汽車公司采用了遠遠高于市場工資的效率工資，怠工奇跡般地消失了。

    效率工資的激勵作用在于改變了怠工的成本與收益。怠工的成本是被發現后開除的風險，收益是少支出勞動的享受。當企業支付市場工資（低于效率工資，且各企業相同）時，被一個企業開除可以在其他企業找到相同工資的工作，何況被發現怠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怠工的成本低，怠工就司空見慣了。但當企業支付效率工資時，被開除后難以找到這樣高工資的工作，怠工的成本就加大了。怠工成為成本大于收益的非理性行為，怠工自然消除了。公園的情況與此類似。盡管偷盜花木被懲罰，但被管理者發現的風險并不大，畢竟不是滿公園都站著管理者。當對舉報者進行獎勵時，公園的游人受此激勵都成了管理者，偷盜花木被發現的可能性太大了，成了一件風險極大的事，居心不良者當然不敢有所作為了。在這種情況下，對公眾監督的激勵當然比對偷盜花木者的懲罰要有效得多。

    激勵與懲罰要達到的目的是相同的，比如上面說到的保護花木或消除怠工，或者說它們的收益是相同的。但這兩種機制發生作用的方式不同，成本也不同。采用激勵機制時，其作用是自發的，行為者按激勵所要達到的目的去行事，簡單而見效。給舉報者獎勵，就自發地把千百萬游人變成了不領工資的管理者，實行效率工資，就無須拿摩溫。采用懲罰機制時，其作用是消極的，還需要更多支出，例如，雇用專職監督人員及必要的設施等。這又引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監督者也是人，他們也有個人利益，可能收取被監督者的賄賂，實現鼠貓聯盟，共同作案。這類事情現實中也不少見。即使用機器監督，操縱者還是人。二是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被監督者就會用各種方式來逃避監督，被監督者的智慧往往令監督者防不勝防。歷史上工人怠工的妙法，完全可以編一套多卷本的“怠工大全”。偷盜花木的方式也令人匪夷所思。 

    激勵優于懲罰的道理并不復雜，但實施起來并不那么容易。直至現在，一些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老板，仍然改變不了對懲罰的崇拜。這樣的老板永遠只能是苦苦經營的小老板。

    激勵舉報者的故事

    在幾乎每一個公園里都寫著“凡偷盜花木者罰款若干”。但在紐約市的一個植物園里卻寫著“凡舉報偷盜花木者，獎勵若干”。結果在前一類公園中，花木被竊的事時有發生，而在紐約這家植物園，花木保護得很好。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順手牽羊地偷幾束公園的花就難以避免。掛上“愛護花木，人人有責”或者“請君自重，勿折花木”之類的警示牌，幾乎沒什么用——面對頑固的人性，道德說教是軟弱無力的，必須有一種保護花木的機制。“罰款若干”是懲罰機制，舉報者獎勵若干是激勵機制。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激勵比懲罰有效。

    效率工資使怠工消失

    其實這樣的例子過去和現在都不少見。在20世紀初，工人怠工是一個令工廠主防不勝防，極為頭痛的問題。雇了拿摩溫（工頭）監督工人，發現怠工即開除，懲罰夠重的了，但作用并不大?？偛荒苊總€工人一個拿摩溫，即使這些拿摩溫再敬業，也監督不過來。后來福特汽車公司采用了遠遠高于市場工資的效率工資，怠工奇跡般地消失了。

    效率工資的激勵作用在于改變了怠工的成本與收益。怠工的成本是被發現后開除的風險，收益是少支出勞動的享受。當企業支付市場工資（低于效率工資，且各企業相同）時，被一個企業開除可以在其他企業找到相同工資的工作，何況被發現怠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怠工的成本低，怠工就司空見慣了。但當企業支付效率工資時，被開除后難以找到這樣高工資的工作，怠工的成本就加大了。怠工成為成本大于收益的非理性行為，怠工自然消除了。公園的情況與此類似。盡管偷盜花木被懲罰，但被管理者發現的風險并不大，畢竟不是滿公園都站著管理者。當對舉報者進行獎勵時，公園的游人受此激勵都成了管理者，偷盜花木被發現的可能性太大了，成了一件風險極大的事，居心不良者當然不敢有所作為了。在這種情況下，對公眾監督的激勵當然比對偷盜花木者的懲罰要有效得多。

    激勵與懲罰要達到的目的是相同的，比如上面說到的保護花木或消除怠工，或者說它們的收益是相同的。但這兩種機制發生作用的方式不同，成本也不同。采用激勵機制時，其作用是自發的，行為者按激勵所要達到的目的去行事，簡單而見效。給舉報者獎勵，就自發地把千百萬游人變成了不領工資的管理者，實行效率工資，就無須拿摩溫。采用懲罰機制時，其作用是消極的，還需要更多支出，例如，雇用專職監督人員及必要的設施等。這又引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監督者也是人，他們也有個人利益，可能收取被監督者的賄賂，實現鼠貓聯盟，共同作案。這類事情現實中也不少見。即使用機器監督，操縱者還是人。二是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被監督者就會用各種方式來逃避監督，被監督者的智慧往往令監督者防不勝防。歷史上工人怠工的妙法，完全可以編一套多卷本的“怠工大全”。偷盜花木的方式也令人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