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企業的角度來說，“仁”是要替員工著想，而員工也要相互替對方著想。雙方互相著想，這就是仁的精神。但是僅僅有“仁”還是不夠的，得有“義”來約束，“義”就是合理，企業做任何事情都做到合理合義的程度。所以它是一種相互制約的作用。企業把大家公認的符合仁義的那些行為規范轉變成公司的行為制度，這個制度就是“禮”。
而“智”則要求員工做工作一定要有智慧——要能洞察本質，洞察問題的本質，洞察業務的本質，只有這樣才能把工作做好。
最后，是“信”的原則，中國文化中講“民無信不利”就是講一個更高的標準。在企業中的領導者要獲得下屬的完全信任，恐怕很難；反之，下屬要得到領導者或者同事們廣泛的信任也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完全信任并不僅僅是守信就行了。這些就是“仁、義、禮、智、信”的內涵。
為了使儒家思想更深入方太人的心中，方太還為每一員工都準備了《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等儒家思想的啟蒙讀物。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與方太的企業文化、核心價值觀緊密相連，形成了國內企業中獨一無二的企業文化培養機制。
方太總裁茅忠群認為，儒家的制度與一般的制度有很大區別，儒家對制度有前提要求，即要符合仁義的要求，也即儒家的制度要求以合情合理為前提，否則就是壞制度，執行起來也會很難。但是不管怎樣，制度不管多么先進永遠是滯后并且有漏洞的。所以說，用制度懲罰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員工缺乏信念和價值觀，就會鉆企業管理制度的空子。此外，管理制度的執行成本也很大。
為了盡快讓儒家文化在管理中落地，方太專門成立了相關的推進小組，計劃用流程化的作法，把儒家思想打造成一種模式，一種管理制度去實施。
企業將員工的錯誤分為ABC三類，嚴重程度依次減弱，C最弱，譬如遲到早退就屬于C類。以前，方太的做法是，遲到罰款20元。學了儒家思想之后，就對該制度做了創新。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理，有恥以格。”按儒家的思路是，要讓被管理者樹立羞恥之心。且儒家有言“不教而殺謂之虐”，所以特別注重“有教”。
因此，方太取消了遲到罰款20元的規定。如果犯了這個錯誤，則會要求主管找該員工談一次話，談話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內心的羞恥感。因為任何人都怕因為這樣的事情見主管。“我發現員工實際上寧愿被罰款也不愿去被主管批評教育，因為每個人都有羞恥心，而我們的教育就是要激發這種羞恥心。美國式管理中的20元錢讓人忘掉羞恥之心，因為20元就像買單了，我一點都不臉紅”。茅忠群說。
在這樣的制度施行半年之后，C類錯誤的違反率比去年上半年下降50%以上。
茅忠群強調，要建立仁義為本的制度。以為推行儒家就是棄絕了制度，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方太尊儒術，但不罷黜百家。
至于如何構建起仁義為本的制度，茅忠群相信，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理念上宣導是第一步，但是并不足以夠。首先，何者為仁義？如何界定，如何把“仁義禮智信”這些思想變成全體員工的行動，而不僅僅是茅忠群個人的追求？這是首要的問題。
茅中群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喜歡協商。這協商的團隊包括高管，也會包括職工代表，是一個代表廣泛的協商會議。
“這就需要一個團隊一直思考這些問題，最終達到儒家思想講的中庸，即平衡點。” 茅忠群說。
孔子學堂
在方太企業內部，專為教育員工而建的孔子堂占地200平方米，青石板鋪地，彩繪方格平頂，配以一排排紅色木制長桌長椅，一尊一人高的孔子青銅像靜靜矗立在院中——傳統的古香古色與現代化機械化廠房的錯位顯得如此另類。
在這里，方太向他的員工講授儒家思想主張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授倫儒家思想道德的要求“仁義禮智信”五常，講授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總裁茅忠群說：“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可以幫助我們從中找到答案，從中得出百年企業發展之道。”
方太的前10年一直在學西方管理。但后來茅忠群發現，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國的管理，都是要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沒有一個強國是完全采用美國的管理，日本不是，歐洲不是，中國將來肯定也不是，肯定要根植自己的本土。
要推行一種本土的文化和思想，需要一個平臺，這是方太建立孔子堂的初衷。思想道德的教育模式與科學技能的教育模式是完全不一樣的，不能夠灌輸，也不能強制執行。方太的孔子堂采取不考核、不要求員工寫學習心得的方法，因為一種文化需要的是在“潛移默化”中推進，形成個人的修養與行為習慣。而且儒家“仁愛”思想的前提就是不能給員工施加壓力，而是要讓員工從內心深處樂于接受。
其實，在孔子堂中，講授的并不是如何工作，而是講如何做人、如何教育孩子和經營一個和睦的家庭這樣的問題，有時候還會請中醫專家來講授中醫知識，方太認為，這實際上會讓員工對自己的企業有一種認同感。
此外，“孔子堂”不是一言堂，內容上首推儒學，亦涵蓋國學的多門學類；不是一個導師的單一宣講，更鼓舞學員互動交流。現在，員工實行每年40課時的儒家教育計劃。
孔子堂是“仁愛”的體現，是方太儒家文化教育的一小部分。對于方太來說，更長遠的計劃是用三年的時間，一邊推行儒學思想教育，一邊歸納總結制定規范，建立一套中國的儒學管理模式。只有真正融入管理，并形成可以延續和實施的制度，才能成為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