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讓我倍感困惑。因為學術交流，曾經兩次短暫去過臺灣。回來之后，我逢人便說，在我去過的有限的地方中，臺灣最好，讓人有回家的感覺。行走在臺北、臺南的大街小巷，我有一種十分親切的感覺。在此過程中，也認識一些臺灣學界朋友。不倫新雨舊知，普遍溫文爾雅，中庸平和，不像大陸學者那樣庸俗粗鄙，張牙舞爪。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去過臺灣的朋友多有這種觀感。比如，有大陸訪客在媒體上稱贊臺灣風俗善良醇厚，人民不焦不躁。
這種觀感，也許來自于兩岸過分懸殊的反差，或有溢美之處。但我相信，這種觀感是可以獲得某種可信的解釋的。這個解釋就是，兩岸的文化底蘊不同。大陸經歷過幾十年的文化革命，傳統被破壞殆盡，尤其是宗教和歷史地形成的人民之間的社會交往網絡遭到嚴重損毀。社會的教化體系基本崩塌，人的生存、人與人的關系回到了某種“自然”狀態。相反，在臺灣，雖遭受現代性侵蝕，傳統終究沒有遭受人為的強力破壞。在臺南，隨處可以看到民間信仰的廟堂。因而，社會教化體系仍然在發揮作用。這一點也就可以解釋，臺灣社會何以生長出中華文化圈內最為發達的慈善、公益事業體系。我經常想，大陸文化的提升、大陸民眾風俗的改善，遲早要依靠臺灣的反哺。
因為有這印象，面對媒體關于臺資在大陸企業的負面報道，比如臺資企業員工的福利待遇比較低下，或者富士康員工頻繁自殺，我一直有點不解：臺資在大陸的企業，為什么不像臺灣的中華文化那樣善良醇厚？
對臺灣企業在本島的生態、文化，我也沒有多少了解。但可以推測，臺灣人在本地開辦企業，自會把中華文化，當然包括其主干——儒家倫理——運用于企業經營管理之中。關于儒家倫理，人們通常認為，它側重于親情，把家庭、家族關系當成處理各種社會關系的模板。有企業文化專家也說，臺灣企業注重于在企業員工中間塑造一種“類家族”的氣氛，比如營造親情、家庭氣氛，培育員工和睦、勤奮的精神等。
這樣的企業文化確實可以收到很多正面效果。尤其是，如果在一個同質性社區，或者在一個熟人社會中，這樣的企業文化、氣氛是非常美好的。不過，這樣的企業文化具有其內在局限性。一旦離開這樣的社區，進入陌生人社會環境中，這種企業文化極容易扭曲：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結成一家親的。因為隔閡，大陸人民的精神狀態與臺灣有很大差別，臺灣干部與大陸員工之間就存在較大隔閡。這可能是大陸臺資企業在雇主人氣榜上總是居于下游的根本原因。
同時，目前進入大陸的臺灣企業，多集中于電子行業，早期多以“代工”方式起家，一切都為控制成本讓路的經營策略。這種企業形態會導致類家族式管理理念發生一種令人震驚的變異：管理者營造親情，僅僅是為了壓榨員工的血汗。管理者還是家長，但溫情脈脈的慈父，現在已經變成了拼命追求家庭成員剩余的嚴父。而在管理者眼里，并不覺得這樣的變化有什么不自然之處。他認為，既然大家是一家人，那就應當。有難同當他這樣壓榨每一個人，并非只為他的利益，而是為了整個家庭的利益——他唯一遺忘了一點：在這樣的家族中，永遠都無法達到有福同享的時候。
不過，我馬上要補充說，上面我關于臺灣本地企業、臺資在大陸企業的企業文化、管理者心態的說法，大多基于猜測。也許，臺資在大陸企業招徠那么多批評，完全是因為其他原因。
我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臺資在大陸企業長期得到諸多負面評價的原因不論是什么，臺資企業所能采取的唯一態度是自我反省，這也是儒家為人處事的基本原則。而進行種種反思，臺資企業其實有非常優越的基礎、參照系，那就是臺灣善良醇厚的文化，這種文化背后的儒家仁愛精神。
對臺資企業家來說，到大陸投資，當然不能說不是為了賺錢而來。但是，儒家文化向來不認為錢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其實，所有的文化都不這么認為。開辦企業的結果必然是構造出一個社會：投資人、管理者與員工，乃至于與上游的供應商、下游的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消費者，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那么，按照儒家倫理，讓這個共同體內的每個人的人格得到尊重，生活得到保障，生命得到發抒，互愛互助，恐怕就是每個人，尤其是投資人、經營者的首要道德義務。臺灣投資者、管理者當不難理解這一點。假如他們能夠把這些貫徹到企業中，那么，臺灣投資人、管理者不僅能夠更為心安地收獲利潤，也能為傳統文化在大陸的復興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