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未來30年我國的發展愿景是推動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創新型開發，解決李約瑟之謎、錢學森之問，形成相對全要素生產率加速增長的新時代。

　　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解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形成法治天下的新時代。

　　推動商品、服務、資源、要素等流動型開放，完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形成經濟、人才、城市、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新時代。

　　正 文

　　2024年，將是大分化的一年。2024年，受到政治周期年（全球有70多個國家舉行大選）的影響，美國經濟會下滑；共和黨估計會要求2024年美國財政預算案實行緊縮，因此財政緊縮會對2024年美國經濟造成向下的壓力。2023年美國經濟增長2.5%，那么，我們預計2024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可能是1.7%左右。2024年的中國經濟會怎樣？這取決于中國宏觀政策能否加力，是否出臺更多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措施，經濟和非經濟政策能否有效實施統籌協調和一致性評估，使經濟發展重回合理區間。這需要精準施策，統籌施策。

　　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基于規則的全球化就陷入困境，這意味著過去40年全球經濟貿易增長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如今，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博弈出現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西方講的新全球化，本質上是“去中國化”，中國經濟面臨一定挑戰。

　　一、中國經濟面臨三大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新冠疫情的影響。疫情造成全球人員往來和供應鏈中斷，對全球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全球貿易投資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調研發現，歐洲、日本、韓國等地區和國家的國際旅游都恢復了正常，但來華的人卻有限；同時，疫情時西方國家形成的各種限制來華的規定被沿襲下來，形成了一定的信息鴻溝，加深了隔膜。

　　第二個挑戰是地緣政治的沖擊，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其中包括三層含義：一是中美戰略競爭尚處于初始階段。美國從1894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到1945年，美國在稱霸前學習了50年，二戰后又鞏固了長達70多年的霸權。現在美國擔心霸權轉移，未來中國如何增強應對復雜國際環境的綜合能力，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大問題。二是當前中美技術能力競爭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博弈階段。美國等西方國家擔心，這次工業革命中國會占先，甚至不惜采取戰爭行為阻遏中國數字技術發展。未來中國需要從優勢出發，不和美國最強的領域正面對撞，而是在中國最強的領域與之比拼，進而縮小差距，贏得數字技術革命機遇。三是中美博弈發生在東西方大國之間。美國軟硬兼施，試圖迫使更多國家以犧牲中國利益為代價，加入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那么，如何構建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孤立少數推動脫鉤的極端分子，團結大多數，是中國必須要做好的一項重要工作。

　　第三個挑戰是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國較量。歐盟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協議的實施，將對我國鋼鐵、鋁、水泥、化肥和電力等高碳企業、出口企業帶來重大挑戰。美國同樣采取新產業政策和貿易保護措施，將全球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變為美國創造新就業機會、新投資和產業發展機會的重大機遇。

　　因此，面對上述三種中長期存在的挑戰，中國的外貿、外資、外經、外包、外智等對外開放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重大轉型和變化。過去45年的改革開放是在經濟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中美經貿合作的國際環境中前行的，而未來將可能面對全球經貿活動被地緣政治化、數字技術革命的競爭類“戰爭”行為，中美競爭很可能在兩個平行體系的新國際環境下繼續前行。

　　短期來說，2022年和2023年的外貿主要是受到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新冠疫情的后遺癥；二是外需萎縮，內需不足；三是地緣政治的沖擊。正是因為這三個因素的影響，2023年的全球貿易增長顯著低于2022年，預計也將低于2024年。世界貿易組織（WTO）預測，2024年的全球貿易增長率為3.3%。中國的形勢與全球的外貿形勢是一樣的。

　　地緣政治正在陷入一場“拔河賽”，一端是極端分子，希望搞“脫鉤”“去風險”；另一端則是倡導合作，最終走向共贏。中國始終是支持合作共贏的一方。然而，針對與安全相關的供應鏈，美國強行推動脫鉤；針對與安全不相關的供應鏈，美國強行推動產業、訂單外遷，要和中國在第三方市場競爭。

　　歐洲強調要“去風險”，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實現產業多元化，我們要弄清楚歐洲究竟是要“去中國化”還是多元化。調研發現，只有極少數歐洲企業選擇與中國脫鉤，斬斷與中國過去長期形成的經貿合作聯系；更多的歐洲企業選擇正常的多元化策略，堅持跟中國企業保持傳統經濟貿易和商業聯系。因此，這在外交、安全、政治、經貿等方面，給中歐合作而不是脫鉤留下了空間。

　　日韓企業與歐美企業不同，對日韓企業而言，美國長臂管轄的合規紅線非常不清晰，而且在不斷改變和調整。歐美企業敢踏紅線的邊緣，把經濟損失降到最低。但日本企業不敢像歐美企業那樣做，韓國企業則會積極游說，最大限度地爭取豁免。這就為我們做工作留下了空間。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內閣辦公室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不友好感從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韓國年輕人對中國的興趣和好感度也有所下降。因此，我們要搞好各方面的工作，對外講明中國合作共贏的立場，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這對增進戰略經貿關系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考慮政治正確，在地緣政治的壓力下，歐美、日韓企業想像往常那樣與中國合規做生意是非常難的，他們選邊站的壓力非常大。比如說蘋果公司的產業鏈不想離開中國去印度，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承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去那么做。

　　二、中美貿易摩擦持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28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都會低于長期均衡水平。在這種情況下，2024年的中國外貿，一是要有中長期過苦日子練內功的準備；二是把握一些國家經濟形勢好轉帶來的機遇逆勢而上；三是積極應對“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可能面對的貿易摩擦；四是千方百計穩住美國市場、歐洲市場、日本市場和韓國市場；五是外交、安全、宣傳、經濟貿易等各部門要聯手促進外貿形勢好轉。

　　當前，《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標志著世界上人口規模和經貿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正式落地，其中有三個經濟合作圈，即中國和東盟、中日韓，以及中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三個經濟合作圈對中國下一步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東盟已經成為我們供應鏈的延伸擴展地區，中日韓將決定東亞生產方式轉型的方向，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我國初級產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地。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推出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除去緬甸、老撾、柬埔寨，東亞其他主要經濟體都被納入其中。RCEP和IPEF的區別就在于， RCEP是自由貿易協定，過渡期結束后，零關稅的比例將達到90%，中國和日本零關稅的比例將達到86%，而且服務貿易6年以后都將實現負面清單。但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不搞自由貿易，形成了美國規則主導的四根支柱，分別是在數字貿易、勞工和環境等領域制定所謂公平、高標準和有約束力的規則；提高芯片、大容量電池、醫療產品、關鍵礦物等重要產業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性；推動高標準基礎設施建設、脫碳和綠色技術發展，以及稅收和反腐敗。

　　美國為了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不斷改變規則。原來美國在全球推動自由貿易，但現在美國認為，自由貿易讓中國占便宜，美國吃虧，所以現在不搞自由貿易，而是搞IPEF，制定美國規則、美國標準，要讓中國周邊的國家跟著美國走。同時，美國對對外直接投資的限制，已經從半導體、微電子、AI、量子信息技術，擴展延伸到新能源發電、生物醫藥、醫療器械制造、新材料，而且進入到了基礎設施，包括數字基礎設施和公共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

　　當前，國際政策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有關國際產業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10年，全球產業政策只有34項，而202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594項。全球產業政策出臺最多的國家，分別是德國、日本、巴西、美國、加拿大等，中國排在第十一位。從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誰在用保護政策、產業政策和國家干預等手段？

　　美國的產業政策、保護政策和國家干預大幅度上升，它使得其制造業投資不斷上升，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投資也明顯增加。美國從2008年開始推行再工業化戰略，采取了產業政策、保護政策和國家干預，包括通過地緣政治封鎖和打壓競爭對手，致使很多企業，包括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美國提供了10年的補貼。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工業空心化，通過保護主義、產業政策、國家干預和地緣政治手段多管齊下，過去的3~5年，中美之間在技術能力、產業能力和經營能力的競爭過程中，美國已出現了制造業回歸的跡象，制造業投資、固定設備投資都在上升。在對中美獨角獸企業、AI企業的比較中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美國在發展上明顯占優。

　　三、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愿景

　　在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美國打壓“新三樣”的形勢下，中國應該堅持什么樣的競爭政策、產業政策和國家支持，才能夠支持我國實現從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轉變？我們認為，產業政策是否有效，取決于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環境和基礎，取決于對安全、綠色、科技、能源、社會等領域的糾偏還是扭曲，取決于戰略性競爭目標；如果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做得不好，政策效應泛化，就可能會加劇市場行為的扭曲。因此，在全球安全泛化、產業政策泛化、保護主義泛化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更要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完善法治。應對之策歸根到底還是一句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現在我們的問題是，一旦“新三樣”發展得好，各地方就會通過補貼一哄而起，引進發展“新三樣”。有條件的上，沒條件的也上，信貸資金大量涌入“新三樣”，最后可能會導致“新三樣”產能過剩，價格競爭。企業需要有經濟剩余，需要有利潤來支撐創新。但過度競爭導致價格大幅下降以后，會導致真正的創新型企業很難得到足夠的回報去支撐后續創新。總體而言，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完善法治建設，盡快把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基礎工作夯實。

　　我國出臺的各項穩外資政策都非常好，但是仍然面臨幾個問題：第一，政策措施需要制定可操作性的細則。第二，我國需要研究制定反脫鉤、反遏制、反制裁的策略。比如有跨國公司反映他們的困境，在本國投資建廠缺地；在美國投資建廠缺工；在中國投資建廠受到長臂管轄的制約，怎么辦？如果想要吸引外資，需要采取更有效更有針對性的措施，來對沖美國的保護主義產業政策。如美國的芯片法案有120億美元的補貼，歐盟、日本也有相應補貼，中國能否在前沿科技領域也給外資企業補貼？第三，實行更開放的外資政策。從貿易統計的概念來講，無論是哪國企業在本地商業存在一年以上，該企業的貿易、增加值、就業就都是本地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國在引進外資方面還有許多需要做的工作。要搞明白外資擔心什么，如擔心打仗、選邊站、政策不確定。

　　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因此，應全面推動反脫鉤戰略，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深化市場化改革為抓手，大力推動高增值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和雙向投資向前發展，實施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三個方面均衡開放戰略，與世界經濟掛鉤不脫鉤；全面推動反遏制戰略，把少數極端分子與廣大希望深化合作的企業和民眾區分開來，推動全方位國際合作；推動反熱戰冷戰沖突戰略，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

　　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適度發力，各項政策形成合力，把人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核心問題是政策制定出來之后，怎么執行、怎么落到實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三新一高”的重大戰略部署，即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和高質量發展。國際上則流行新全球化、新華盛頓共識、新資本主義、新產業政策等新概念，其本質是地緣政治化。所以，要從全球視野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進入了新階段，出現新特征，要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把“三新一高”貫徹落實到具體行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1980年美國提出的《拜杜法案》把科技成果轉化率提高了十多倍，為美國從工業經濟時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也制定了《科學技術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我們也在不斷修訂使它越來越完善，但是要把法律落地執行還是有一定的困難，核心還是要解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落地的問題。

　　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大家還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高質量發展內涵、新發展階段的特征、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的看點落實到位，這對于未來30年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包括五大內涵，第一個內涵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大國的現代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對世界來說，大國的現代化究竟是機遇還是威脅？如果贏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強凌弱，那就是威脅；如果能夠做到有飯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愿意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那就是機遇。中國作為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大國，一言一行都會影響世界。所以，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考慮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相互影響的問題。除此之外，中國式現代化包括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也包括走和平發展道路，只有做好這些，才能實現不同于西方的中國式現代化。

　　筆者看來，未來我國30年的發展愿景是推動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等創新型開發，解決李約瑟之謎、錢學森之問，形成相對全要素生產率加速增長的新時代。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解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形成法治天下的新時代。推動商品、服務、資源、要素等流動型開放，完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形成經濟、人才、城市、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新時代。中國未來要打造世界大腦，吸引全球華人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發達國家的杰出人才，通過全方位國際合作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向前發展，打造世界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學、現代金融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高標準市場體系和法治體系。這些都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解決好的問題。

　　（本文刊登于《企業改革與發展》雜志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