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位學界朋友跟我提起，Daron Acemonglu （有人翻譯為毛咕嚕）教授將會獲得經濟學諾獎，而我對此一直持懷疑態度，因為我現場聽過他的演講并與之爭論過。曾經有一個關乎時代和世界秩序的重大理論問題擺在了他面前，他卻未能好好珍惜；他不是用實事求是、刨根問底的態度去面對和回答，而是選擇了取巧和逃避。

2015年世界銀行的春季年會上， Acemonglu 毛咕嚕教授受邀做了兩場演講，一場午餐會，一場是下午的研討會。他說美歐日各國的政府債務率（中央政府債務除以GDP）越來越高，是因為西方選舉民主制度出現了問題。這種選舉制度欺負兩類沒有投票權的利益相關者：一是外國人，二是后代。巨額債務的積累，就是讓當下擁有投票權的人獲得超出其應得的福利，而讓外國人和后代承擔其代價。

這個觀點初聽起來既聰明又有趣，但是細想一下就知道其實是說不通的。我在問答環節站出來挑戰他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樂意聽你批判美國的政治制度，但是作為一個學術同行，卻不得不指出你的錯誤歸因和操縱數據。他在PPT中僅僅向聽眾展示了1970年代以來債務率曲線，但是卻沒有展示二戰之后至1970年的數據。根據我的印象，在1945年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這個曲線是持續下行的，難道西方選舉制度在1970年代之前與之后存在什么本質性的區別嗎？我提出，1970年代發生的重大變革不是在選舉制度上而是在貨幣制度上：1971年黃金非貨幣化，從此西方大國用本幣計價所借的國債，連本帶息都不需要支付真金白銀了，只需要不斷滾動，并由央行擴張資產負債表來持續接盤買入國債就行了；大國的本幣國債，從此成為他們向國際和國內的儲蓄者征收的一種便捷而又緩釋的稅。我的這番質疑和反駁搞得他有點下不來臺，只好反諷我說，那你是不是還主張重返金本位？

我不是金本位的擁躉，因為金本位有其天然的缺陷：黃金開采量的增長往往與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不同步，從而導致不必要的通脹和通縮。但是我的確主張全球貨幣體系回歸一種硬錨，其背后的定價籃子中，除了包含金銀等貴金屬，還應包含能源、賤金屬、糧食、化工產品乃至代表性的耐久消費品，從而更好地映射實體經濟活動和真實產出。我之所以敢對他的觀點當場提出反駁，是因為當時我恰好在同一位忘年之交Warren Coats博士合作寫一篇主張改革當前貨幣體系的學術論文，因而對全球債務率的數據相對熟悉。那篇論文的題目就叫作“why we need a reserve asset with a hard anchor？”Warren在IMF干了一輩子，其中有二十年是特別提款權部門的負責人。蘇聯倒臺后，他指導了二十多個前蘇東陣營的國家構造其現代央行和貨幣體系。

我與Warren之間的忘年之交和學術合作，本身就很奇特：一個中共學者和一個美國建制派共和黨的資深貨幣專家，我們各愛其國，各為其主，但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不妨礙我們持有共同的學術觀點：當前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對于美國、中國和世界都是弊大于利，中美應該攜手建設一個硬錨的國際貨幣體系。我們合作的這篇論文，原本打算發表于IMF Review，作為IMF前高管的Warren對此極有信心，但2016年我們的投稿卻被其編輯給拒稿了，理由是缺少數學模型和實證。Warren既尷尬又感慨，感嘆美國的學術界不知何時變成了如此風氣：用數學游戲取代學術思想，對形式和包裝的癡迷壓倒了對實質內容的重視。我將論文改投中國教育部主辦的英文學術刊物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所幸中國的編輯和匿名評議專家們沒有美國人那種“買櫝還珠”的風氣，論文因而得以發表在該刊的2017年第四期上。

Warren與我認為：1971年之后的國際貨幣體系可以概括出兩大基本特征，一是以少數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主權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二是各國貨幣的價值沒有硬錨，不可兌付，匯率相互浮動。如下表所示，這兩大基本特征，在世界市場體系的中心與外圍之間，塑造出四種現象。

拿美國的主權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這意味著美國自身的貨幣政策必然外溢到全球，經濟周期與美國不一致的經濟體大受其害。這就好比在一個兩百人的大房間里有一個中央空調，唯一的遙控器掌握在一個大胖子手中，而此人僅僅根據自己的體感舒適度來大幅調整空調溫度。當他感到寒冷的時候，他就開熱風；當他覺得過熱時，他就開冷風。然而，世界上兩百來個國家，大部分國家的經濟結構、發展水平都與美國差異甚大，各國的經濟運行周期很可能與美國存在明顯錯位。有些人本來就已經感到熱了，恰好趕上美國大開熱風，結果他們被弄得大汗淋漓；然后等到美國大開冷風的時候，他們又挨了凍，弄成了感冒。每次美元加息，總有部分外圍國家會出現嚴重的股匯雙跌和金融危機，根源就在于此。美國前財長說過的一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金融學界所說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原罪（original sin）”，講的都是這個道理。IMF和世界銀行的存在，無法解決這些國家的危機，他們每次都把問題怪罪到危機國家的政策不檢點，要求發展中國家整改其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這就好比一個小區常有住戶失竊，保安們總是責怪業主的防盜窗防盜門安裝得不夠好，卻絲毫不提他們背后的物業公司串通黑幫監守自盜的系統性風險。

為了應對這種系統性風險，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巨額外匯儲備來應對周期性沖擊，從而帶來巨大的隱形福利損失。有不少學者探討過外匯占款的對沖成本最終由誰來承擔，我在拙著《貨幣、權力與人》一書中曾有闡述。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持有外匯儲備的綜合代價極其昂貴，因為外儲所產生的利息率，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上融資的成本。中國近幾年的每年都有大幾千億美元貿易順差，但是外匯儲備并沒有增加，這些多掙的美元究竟去哪里了？許多人以為是富人把錢“潤”走了，其實最主要的問題還在于中國投資收益的巨額逆差：外資在華的投資收益和資本增值，遠大于中國三萬億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有些自由主義學者曾提出“為什么中國人勤勞卻不富有”的問題，在我看來，至少可以部分地從這種系統性因素中找到答案。

美國在這種體制下獲得了超額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可以不斷地滾動其國債，可以任由其金融部門在國內國外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以獲利。但是長期來看，所有的特權都有其代價，貨幣霸權也不例外。當外圍國家不得不積累巨額美國國債作為其外匯儲備的時候，必然意味著美國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愈演愈烈，意味著美國經濟結構中金融壓倒實業，意味著緩慢但穩定的去工業化趨勢，最終導致美國白人藍領階級失落的三十年和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與嚴重分裂。Warren之所以認為這種貨幣特權如同毒品一樣，短期內給美國人帶來非正常的享受而長期則掏空其肌體，原因便在于此。

從我們的論文發表之后不久，特朗普開始發動貿易戰和逆全球化浪潮，拜登政府從特朗普那里唯一繼承的政策就是對華關稅和逆全球化政策。華爾街在美國內政中的權勢遭受重大挫折，中國也意識到原先那種“外資—外貿—外儲—外匯占款”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而且空間日益逼仄，因而開始強調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強調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強調以自主品牌自主創新來解決核心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的問題，強調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而二十大報告中“人民幣國際化”的表述也第一次寫入報告。

我們主張什么樣的國際貨幣和經濟體系變革？在2017年發表的那篇論文中，我們探討了當前貨幣金融體系的弊端，但對怎么辦的問題并沒有展開。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應該回到經濟思想史，尤其是1940年代前期凱恩斯與懷特兩大方案之間的辯論。盡管凱恩斯是當時最杰出的經濟學家，而作為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的懷特的學術水平完全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但是由于凱恩斯背后的英帝國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烈消耗之后，已然沒有同美國討價還價的實力，因此最終以懷特計劃為主體構造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由于懷特計劃的內在缺陷，即所謂“特里芬難題”的存在，這個體系只維持了二十多年就面臨擠兌崩盤的危機，因而在1971年由尼克松總統關閉了黃金窗口。這本質上就是美方對全世界實施了一次單邊違約，作為美帝國政治和安全附庸的歐洲和日本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本去與之博弈，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去及時理解這究竟意味著什么，于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就演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其實就是回到凱恩斯的大思路，設立國際性儲備貨幣（班柯）及其發行機構世界央行，并讓它為全球服務而不是為個別國家服務。當然，根據如今大大變化了的國際政治經濟現實和技術條件，我們可以對凱恩斯方案予以適當而必要的改進。

首先，在國際貨幣上，無論這個國際貨幣叫做特別提款權或者班柯，還是叫做金磚幣或者上合幣，它的購買力都應該錨住一攬子商品的加權平均價，商品籃子里可以包括金銀等貴金屬，銅鐵鋁等賤金屬，大米小麥豬牛雞奶等農產品，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乃至手機電腦家電汽車等耐久消費品的價格也可經過折算處理之后納入其中，這樣就可以相當準確地顯示實體經濟的技術進步和消費活動。（但是這個商品籃子里不應納入CPI或者資產價格，因為很大一部分CPI和資產中是不可貿易的品種，其價格在各國之間差距巨大，也無法在期貨市場上交易和兌付）。這個國際貨幣可以用數字技術來賦能，更加精準地調控和統計實體經濟活動，也可以幫助各國更加有效地降低稅收成本，打擊洗錢、偷逃稅和避稅天堂等行為?；A貨幣發行量必然伴隨著全球的技術進步和經濟活動而長期擴張，其擴張方式就是由新設的世界央行買入各國的國債，并把國債利息收入定期返還給各國財政部。世界央行每年買入你更多的國債或者政策性金融債，不收你的利息，這就鑄幣稅的共享機制，相當于有的單位公共食堂每年給單位職工分紅發福利一個道理，取之于民還之于民。這個規模有多大呢？參照過去三年全球新冠疫情期間的案例，美歐日英四大央行一共買入了十萬億美元的國債，如果改為由世界銀行購買全球各國的國債，那么世界各國政府手中憑空增加了一大筆可以用來投資基建或改善民生的資本。

其次，在金融體系上，不僅要推動全球的金融業監管和杠桿率管控，更要以中國的國開行和農發行等政策性銀行為模板，推動各國的開發性金融，為實體基建和產業發展提供長期信貸，而不是鼓勵華爾街的巧取豪奪和制造泡沫。各國的政策性銀行需要不斷補充資本金，而其增量資本金來源就是上述鑄幣稅共享機制。ESG（環境、社會責任、治理）標準，應取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推崇的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利潤最大化邏輯，成為跨境投融資活動的基本準則。

最后，在貿易治理上，我主張以平衡貿易取代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理念聽起來美妙，但是在實踐中對國際國內政治產生巨大的壓力，因而容易成為政治沖突和貿易紛爭的導火索。而平衡貿易，意味著順差國和逆差國都要承擔調整責任，這正是凱恩斯當年所提方案中的重要元素。當年的美國作為最大順差國，出于私心而拒絕了平衡貿易的原則，結果為自己后來的一系列困境埋下地雷，中國不能再重蹈其覆轍。所謂失衡，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衡量一國是否嚴重失衡時，不能用順差或者逆差值除以GDP，而要以貿易值或者可貿易品產值作為分母，因為許多國家的GDP中含有太多非貿易品的泡沫。由于世界央行的鑄幣稅分享機制的存在，新版的WTO將獲得對所有違規成員國實施有效懲罰的權力，因為最簡單的操作，就是扣掉貿易嚴重失衡國家的鑄幣稅分成或者利息返還。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總書記說，“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今天，站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門檻上，要落實與時俱進的全球經濟治理和真正的多邊主義，要建設一個可接受、可持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思想者們擔負著特別的責任。只有通過我們的知識和智慧，為世界貢獻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國際貨幣、金融和貿易方案，才能避免核武器時代大國政治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