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盡管新型肺炎疫情陰云還在，但人們仍然彼此傳遞溫暖，相互砥礪前行。疫情無情，可生活還要繼續，維持生活的發展需要繼續，思考從來都是發展的發動機，孟曉蘇是一位不停思考的學者，他擔任過萬里的秘書，又在央企任過一把手，還是原國家房改課題組組長，他對經濟和房地產的實踐與思考，歷來都是認真的，他對當前疫情之下的一番思考與建議，讓我們想起皮扎尼克的詩句：難的是：走在街上，指向天空或大地。

　　在特殊歷史時刻，有靜氣，然后有謀慮，我們才能積極適應和創造變化，以無愧于這個巨變與求上的時代。孟曉蘇從十個不同的角度，作了抗疫思慮，希望對房地產和經濟的發展，能產生助益。

　　孟曉蘇

　　全國人大原委員長萬里秘書

　　中房集團原董事長

　　現擔任中房集團理事長

　　匯力基金董事長

　　中國國際跨國公司促進會副會長

　　中美貿易摩擦已經進行了一整年，給美國經濟帶來困難，讓中國經濟增速下行。今年年初兩國雖然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誰都知道中美貿易摩擦沒有完，接著還會有科技、信息與金融方面的摩擦，甚至因某個因素引發摩擦。在國內最需要內需拉動經濟的時候，有些地方不顧中央“三穩”要求對樓市有偏向打壓，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有些專家已在為增速繼續下行尋求“理由”，這對經濟與社會發展前景都不利。在香港與臺灣陸續發生的意外情況讓人們看到，不僅信息系統嚴重失靈，而且對我們的軟實力也不利。

　　進入今年以來，武漢暴發新冠病毒肺炎并向各地蔓延，更讓國民經濟雪上加霜。它的傳染速度引起許多國家與地區的恐慌，紛紛對我國采取“封關”與“斷航”措施，讓我國對外貿易與人員交往遭遇困難。專業人士預測，新冠肺炎影響時間可能要延續到5月份，如此大的負面因素，肯定會施壓于本已下行的國民經濟增速。去年曾被人嘲笑的“保四爭五”泄氣說法，需要予以正視，并保持原計劃的經濟增長目標不受到大沖擊。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對“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作出重要指示，明確要求：“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時，統籌抓好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他還要求：“把握主導，壯大網上正能量。要加強輿情跟蹤研判，主動發聲、正面引導，強化融合傳播和交流互動，讓正能量始終充盈網絡空間”。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要堅守“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理念，走出阻礙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負能量霧霾，積極營造有利于國內國際發展環境的正能量氣場。

　　筆者多年來始終未停止政策研究與建議，重大建議多被領導層采納。今日再把對十個問題的思考與網友分享，都是滿滿的正能量。希望讓大家看到難題有解，鼓舞戰勝困難，戰勝疫情與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信念。

　　篇目如下：

　　1．著力啟動內需，樓市穩住經濟；

　　2．適度寬松貨幣，走出下降周期；

　　3．松綁居民房貸，貨幣傳導發力；

　　4．避免輿論誤導，穩定發展預期；

　　5．揚棄香港模式，擴大城市建區；

　　6．支持宅地流轉，維護農民權益；

　　7．巧推房地產稅，簡化征管設計；

　　8．本幣主動升值，減輕轉型壓力；

　　9．加快國企改革，化解倒退質疑；

　　10．與其增加赤字，不如放活經濟；

　　后記：揚正能量氣場，拆負能量藩籬。

　　01

　　著力啟動內需 樓市穩住經濟

　　筆者親歷20多年前的城鎮房改工作，是當年房改課題組組長。深刻了解啟動房地產業對搞活國民經濟的意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經濟已開始向重化工時期轉型，但那時我們對這種變化缺乏認識，甚至動用“舉國體制”打壓房地產。直到鋼鐵、建材、紗錠等出現“全面產能過剩”才開始醒悟，在我與其他專家的建議下，把住房建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1998年開始的城鎮住房制度改革，適應中國消費結構轉型的需要，有效地啟動了內需。從此中國進入重化工時代，經濟實現了起飛式發展。1998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七位，那時專家們認為，到2025年我國會成為世界第三，到2050年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房改釋放出神奇的內需力量，使我國經濟總量平均每兩年超越一個國家，到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1996年前治理房地產泡沫的朱镕基副總理，成為房改后支持房地產業發展的朱镕基總理。他說：“房地產業拉動了一百多個產業的發展”！

　　可惜他所完成的認識轉變過程，并沒有被后來者所認知。從2010年開始“舉國體制”再次抑制房地產業發展，2011年推出“限制購房”的政策。經濟反饋相當快捷，2012年經濟總量增幅即從2011年的9.5%直接跌落到7.9%，從此結束了8%以上的增幅一路下跌。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發現，同在經濟起飛期時，經濟總量保持在8%以上增幅的時間，韓國是43年，中國臺灣地區是48年，而中國大陸則只保持了33年。經濟“早衰”有人為因素，如用政策限制居民購房、過度打壓房地產業。在這以后，曾在2013年和2016年兩次短期解除“限購”，使國民經濟走出第二輪“產能過剩”，短期行為造成“短期刺激”而不是“長效機制”的調控規律。近兩年房地產業發展乏力，汽車產業低迷，只靠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拉動力不足，而且增加了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加上中美經貿摩擦的繼續演化，造成經濟下滑壓力大的態勢。

　　現在美國等國際勢力在外部施壓，中國經濟發展增壓。在這種經濟發展內外受壓的情況下，還跟內需產業過不去繼續打壓房地產消費，就值得檢視，“因城施策”政策能讓房地產業避免“舉國體制”的打壓，但各地政府與金融主管部門的思維定勢普遍存在，對國家新的政策要求不適應。

　　最近暴發的“新冠肺炎”，幾乎使“居家隔離”、“居家抗疫”成為防疫的唯一措施，更讓人們看到居家條件對人類生存的意義。回想17年前“SARS”疫情蔓延時，許多居民去城市郊區購買別墅或其他低密度住房，“防疫避險”心理促進了房屋銷售。預計只要取消當下的“限購、限貸”等遏制樓市的措施，不刻意否定房地產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靠樓市活躍化解經濟下滑壓力仍是可能的。喜見最近不少地方政府積極貫徹中央“因城施策”的要求，在恢復房地產業平穩健康發展上付出努力。筆者根據歷史經驗斷言：房地產業能不能恢復發展，樓市能不能重新活躍，將是我國國民經濟能不能走出下行趨勢的晴雨表。

　　02

　　適度寬松貨幣 走出下降周期

　　我國經濟增長放緩是與貨幣緊縮相關聯的。已連續三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速降至8.1%-8.2%，已經陷入“流動性陷阱”。我國正常的貨幣發行量應是多少呢？鄭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編者注）說，上世紀90年代他曾兩次請教貨幣學派鼻祖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認為，在一個國家處于“經濟快速成長的時期，M2增長速度保持在經濟增長速度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我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數據顯示，在1993年-2002年朱镕基副總理和總理主管經濟的10年中，M2增幅年均22.4%；在2003年-2012年溫家寶總理主管經濟的10年中，M2增幅年均18%，都是經濟增速的兩倍左右。為什么要是兩倍而不是“等同GDP增速”？為什么要比GDP增幅多出這么多呢？筆者對此做過深入研究。

　　人們把廣義貨幣M2增幅只理解為“等同GDP增幅”，這是偏狹與不正確的。其實在經濟增長因素中，除了“GDP增長”以外還有“存量資產增值”。GDP增長屬于增量增長，資產增值則是存量增長，增量增長與存量增長都對貨幣供應提出需求。而且我國正處于“雙重轉軌”時期，即處于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農業化社會轉向工業化社會的過程中，還發生著原先沒有進入市場的資產被送入市場，成為“另一種增量”的情況，它的流通交易與增值也對貨幣發行提出要求。其中主要包括：1．礦產資源入市交易與增值；2．土地低價征用高價拍賣；3．房產的增值與入市交易；4．國企改制與股票上市擴大了資本市場；5．外匯管制造成外匯占款增加；6．農民進城與農地流轉增大貨幣需求，等等。所以每年都要求我國M2增幅比“GDP增幅+通脹指數”高出不少。此外還受到“貪官藏錢”與一些老年居民收藏現鈔習慣的影響，使得一部分貨幣暫時或永久性退出M0，就不會形成M2的情況。根據這些特殊國情，需要再增加一個“補償系數”。

　　正是由于新增廣義貨幣大量流向存量資產增值，而不是流向居民消費，出現貨幣供應量雖大、卻沒有加大通脹的情況。樓市增值與其它資產增值就像巨大的海綿，把新增廣義貨幣都給吸納了。根據國外權威機構統計，中國已成為居民家庭財富第二大國，居民主要資產是房產與房產增值。國家為此每年通過發鈔獲取了可觀的“鑄幣稅”，形成的是良性循環。為此我把我國M2增幅計算公式確定為“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存量資產增值率+新增資產入市增量+補償系數”。用它解釋歷史上的M2增幅可避免情緒化指責，用于指導今后則會增強決策的理性化與科學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根據以上要求看當下，M2連續三年壓在8%左右明顯太低了，不僅使得經濟活動“缺血”舉步維艱，而且國家每年大約少收了2萬億元“鑄幣稅”，不能不說是損失巨大。人們都認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就要根據實際情況合理制定M2增長率。我認為我國M2合理增幅應是13%-14%。近年國家經濟發展動力減退，政府與企業都缺錢，已是“鞋緊腳知道”，繼續穿小鞋沒法走路了。在經濟走低趨向明顯的情況下，要謹防實際上的“緊縮貨幣與緊縮金融”對經濟發展造成損害。特別是在“防疫抗疫”工作中，需要政府進一步減稅降費、各業主單位盡力分擔中小企業房租水電費，避免由于經濟活動沉寂而傷及微觀主體。此時趕快走出誤區增發貨幣、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很為必要的。

　　03

　　松綁居民房貸 貨幣傳導發力

　　在房改中我國實行住房抵押貸款，用銀行貸款幫助老百姓(68.600, -2.17, -3.07%)買房，成為銀行最好的資產。銀行行長們都知道，貸給居民買房最安全，不僅抵押物是新的，還有30%-50%首付款做保障。但是主管部門現在卻用“限貸”政策把銀行力量堵塞，限制銀行不能貸款給居民購房，要求銀行把貸款貸給賣不出去產品的制造業和沒有抵押物的小微企業，把這當成一種“政治正確”。他們不知道這里潛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不知道對于那些企業來說，比貸款更重要的是把產品賣出去嗎？

　　2016年一季度在國家“去庫存”正確政策鼓舞下，商業銀行幾乎所有新增貸款都流向了購房者。表面看似沒有直接貸給制造業和小微企業，但是在居民和銀行把購房款交給了開發商后，資金就開始了流動與傳導過程：開發商把錢付給了營造商，營造商付給部品制造商，再流向原材料生產商和能源生產商。貨幣流通不僅把每一個生產環節都搞活了，而且每個環節都有對勞動者的支付，勞動者拿到薪酬后去養家糊口，又拉動了消費。這種資金流顯示出來的，就是貨幣傳導機制的作用。

　　跟這個流向類似的有個美國小故事：一個人去住酒店，先交了100美元押金然后去挑選房間。酒店老板趁著這功夫，飛快跑到餐館付了100美元吃飯欠款；餐館老板跑到肉鋪付了100美元買肉欠款；肉鋪老板跑到屠宰場付了100美元進貨欠款；屠戶叫來女仆還給她100美元欠款；女仆跑到酒店還了上次開房的欠款。這100美元轉了一圈，把一連串的欠賬都還了。那客人沒有選到滿意的房間，把100美元要回來去找別的住處了，對他來說這里什么也沒有發生，但這一大圈支付都是真實支付。這就是貨幣傳導機制的作用。

　　為此我畫了從上往下的流水圖，銀行行長們看了都說好。有人建議我把這圖倒過來畫，倒過來畫是棵樹狀圖。有人讓去給樹梢噴水，說要救小微企業，而人們都知道“澆樹要澆根”。樹的根系吸收了水份與養分，就順著樹干與樹枝傳導到樹梢，把樹葉給救活了。銀行貸給居民購房不僅對銀行安全，而且跟救活小微企業是連在一起的，只噴樹梢不管用。給銀行降低準備金率釋放出更多流動性，就看資金是不是能用對地方。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現在中小企業受“防疫停工”影響嚴重，特別是餐飲業、旅游業、零售業、交通運輸業等部門。對他們來說，加大銀行貸款已經沒有什么作用，更需要的是擴大最終消費，讓市場重新活躍，幫助他們把產品與服務賣出去。習近平總書記最近特別強調“推動重大項目開工建設”和“著力穩定居民消費。擴大消費是對沖疫情影響的重要著力點之一”。希望主管部門能夠聽懂，為了擴大投資與消費，發揮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需要盡快改變對居民“限房貸”的政策。

　　04

　　避免輿論誤導 穩定發展預期

　　近年有媒體制造出一個“房地產綁架論”，說“房地產業綁架了中國經濟”，要從“綁架”中解脫出來，這是對主導產業的否定。主導產業理論是說總要有一個幫你管家的。所以要說“綁架”，不如說是“老婆綁架了老公”。自從國民經濟娶來房地產業當老婆，已經讓經濟興旺了20多年。但是這男人花心，總想休妻另娶，想拋棄“旺夫婆娘”娶高科技小蜜，結果每次趕走老婆都弄得家里經濟下滑。每次把老婆請回來不久經濟就復蘇。高科技可以成為未來的主導產業，現在靠它拉動經濟還未到時機。培育高科技產業不僅需要大量投入，還要準備面對來自美國的阻擊，做好與美國打“科技戰”的準備。前不久我國擬從荷蘭進口做芯片的精細光刻機，卻因對方懼怕美國而毀約拒售，網絡上鼓吹“在芯片上打敗美國”等豪言壯語，頓時就噤聲了。

　　中國有句調侃人的話：“老婆總是別人的好”，這正是現在我國一些人的心態。他們看不起中國已經成型的主導產業，總去打壓現成可以拉動經濟的產業，總是說別國的產業結構多么好，總是不辯證地想砸了自己現成的飯碗去搶別人的飯碗。其實揪著自己的頭發也離不開地面，主導產業不是人的主觀意志可以設定的。美國建國已經243年，從2012年起房地產業再次復蘇，拉動美國經濟強勢增長。讓人們看到房地產業仍然是美國經濟的最重要產業。我國從房改算起僅僅21年，城鄉居民就不再需要住房了？“黃金時代”就變成“白銀時代”或“黃銅時代”了？這些明顯是淺見。

　　多年樓市限購不僅造成市場蕭條，而且惡化了研究環境，讓專家思維陷入“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有專家說“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經飽和”，還有專家預言房地產企業要大批退市，“垮掉三分之二”。其實他們忘記了，他們是在“限購”的情況下來談論市場，市場已被施加了外部壓力，信息反饋都已被扭曲，不能正常地反映實際情況。在全國主要城市都“限購”的條件下談論“老百姓不買房”，就好比是在封路的公路上數車流、在關門的商場里數客流一樣，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在為“防疫抗疫”采取隔離措施時，不就出現了“空城現象”嗎？總不能把“非常態”當成“新常態”。只有待疫情好轉，把路障和商場門打開，那時才能看到真實的路況與市場情況，與被當下扭曲的假象是不一樣的。

　　05

　　揚棄香港模式 擴大城市建區

　　幾個月前香港發生的社會動蕩與暴力活動，把香港社會積存多年的矛盾突然暴露在人們面前。香港回歸22年后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明顯擴大。特別是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更是讓人揪心，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公屋”平均只有15平方米，條件很差。這也是當年“SARS”流入香港后傳播迅猛的重要原因。而現在不少香港年輕人所能盼望的，就是搬出與父母共同租住的15平方米，搬入自己租住的15平方米。梁錦松（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前司長，編者注）說：“我早就說過，香港的年輕人是絕望的”。早在2013年6月筆者就公開提醒香港特區政府，要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被香港媒體發表為《中國“房地產教父”孟曉蘇：港府治樓市要專注建居屋》。但是這些提醒沒有收到任何效果。積存的民生問題終于集中暴發出來。

　　香港特別行政區面積1106 平方公里，人口718萬人，而城市建成區僅265 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24%。尚有76%面積沒有開發，閑置的可用土地足夠再造一個香港。香港人均城市建成區面積僅37 平方米。住宅供地只占7%。對比香港新界與深圳，在深圳一側已高樓林立，而香港新界一側卻大量土地閑置，被作為“郊野公園”。這種由政府嚴控供地的做法，說是為“環境保護”和“為候鳥遷徙保留棲息地”，人們普遍認為是為維護港島與九龍的高房價。

　　有人問我，為什么我們內地城市的土地制度那么像香港？1986年我國設立“國家土地管理局”時我正在國務院工作，了解這段歷史。那時曾派專家組去考察國外境外土地制度，但因國家外匯緊張，考察組只走到香港，沒有資金去到其它國家和地區考察。后來就按照香港土地制度，制定出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此后多年沒再做修改。假如當年能給考察組多一些經費，讓他們有能力去考察美國、歐洲與澳大利亞，就會做出與今天不一樣的制度設計。片面學習“香港模式”造成我國城市建成區普遍狹小，北上廣深加天津五個大城市的城市建成區，加起來沒有一個東京都市圈的城市建成區大。這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建設理念上的區別。

　　按照我國城市規劃要求，城市建設用地規模為人均100平方米，平均每平方公里1萬人。比如北京人口近2200萬人，城市建成區就需要2200平方公里，實際上只有1400平方公里；上海人口2400多萬人，城市建成區需要2400多平方公里，實際上只有1300多平方公里。人均城市建設用地平均為70平方米和66平方米，遠低于規劃要求。作為歷史上多年的農業國，我國還保留著“特大城市中也要保留耕地”的落伍認識，在上海城市規劃區內保留“耕地”，在缺水城市北京拿“南水北調”的水種莊稼。最近又有城市學香港用大片土地作為“候鳥遷徙棲息地”的做法，在濕地保護問題上走極端，強行拆除合法合規建設的人類居住區，鬧得民怨沸騰。看看香港現在發生的事情，我們難道不該在類似的城市建設問題上反思嗎？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過分控制了城市建設用地規模，正常的城市功能怎么能不受擠壓呢？筆者認為，我國城市應走出單一“香港模式”，按照城市規劃用地指標，合理增加土地供給，科學擴大城市規模。特別是要增加城市住宅建設用地，防止因供地過少造成地價過高，人為推升房價上漲。

　　06

　　支持宅地流轉 維護農民權益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城市發展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積聚、農業用地按相應規模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的過程”。近些年在政策鼓勵下農民大量進城，本來農村宅基地應該減少才對，實際上卻在增加，這是宅基地流轉政策滯后造成的。其實讓農村宅基地使用權轉讓，可以解決農民進城安家落戶的資金來源，也是一種幫助農民脫貧的手段，通過宅基地復墾還可以增加耕地，又讓沒有進城的“鄉里農民”可以更多分享土地資源。我2007年提出的“讓農民全家帶著地票進城”，已從2008年開始在重慶試點，并取得成功。它不僅讓農民有錢進城買房安家，而且通過宅基地復墾增加了耕地，還讓沒離開村里的農民獲益，是一舉多得的好辦法。

　　現在經常看到發文空談“三農問題”，與在農村改革之前看到的文件類似。而中國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當年萬里同志所領導的安徽農村改革，就是緊緊抓住“三農問題”的核心即“土地問題”，把耕作用的土地承包給農戶，很快解決了農業產出、農民富裕、農村發展的“三農”問題，農村改革還推動了全國的改革開放。40多年后的今天，在農村耕作用地改革任務完成后，建設用地包括宅基地改革任務又擺在面前。近些年來農民進城推動著城鎮化，農民群眾急需解決新的“土地問題”，即農村建設用地流轉問題。農民本來不是“無產者”，實行建設用地流轉特別是宅基地流轉，才可能把他們的最大資產變現。過去長期限制農民轉讓宅基地使用權，農民進城后只能慢慢掙錢購房，居住條件拮據，“農村的大房子空著養老鼠，自己在城市里住得像老鼠”。有不少農民不顧“違法”向城里人轉讓宅基地使用權，形成了大量的“小產權房”現象，就是一種對不合理法律規定的自發反抗。

　　二十多年前萬里同志曾經問我“什么是小產權房”？“為什么不能讓農民轉讓呢”？我說不是違法嘛。萬里同志說：“小產權房違法？你把法律修改了他不就不違法了嘛！農村承包制開始是不是違法？后來我們修改了法律，他就不違法了”。我說“聽明白了”，萬里同志指著我說：“你去講”！根據萬里同志指示，我持續講了很多年，但一直沒有說是萬里同志讓我講的。2015年萬里同志去世，我從2017年才開始說是萬里同志讓我講的。搞城市建設的人很多都知道了，我希望讓管農村政策的人也知道。現在與其空談“三農問題”，不如切實解決好農村土地流轉、特別是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問題。

　　中央早就有了“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的政策導向，前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圈、使用權分置改革”。而現在卻仍然拖著不推進，造成一些地方政府違法作為，甚至強拆老百姓房子。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對防止強拆侵犯農民和城市居民利益有幫助，但是仍規定農村宅基地流轉只能用于“工業與商業用途”。宅基地本來就是建住宅的，流轉后反而不能作為住宅建設用地，這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是不愿意讓農村建設用地賣出錢來，頑固維護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既得利益。農民群眾的最大期待是讓宅基地流轉政策“第二只靴子”落地。

　　當然隨著農村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會對現在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財政形成壓力。這就需要配套推進稅制改革。

　　07

　　巧推房地產稅 簡化征退設計

　　遲遲不開征房地產稅，繼續延用依賴“土地財政”的政策，已經使兩部分人受害。第一部分受害人群是農民，在我國不征房地產稅的情況下，是“廉價征地高價賣”，從中獲取“土地差價”用于城市建設；第二部分受害人群是最后買房的人群，幾乎所有城市費用都要從地價轉化成的房價里出，誰最后買房誰倒霉，其中主要是年輕人。這兩個被強迫承擔費用的弱勢群體，本來應是政策扶助的對象，現在卻把城市建設費用都攤到他們頭上，這個制度設計難道不應該改變嗎？

　　至今未能開征房地產稅的障礙是稅制設計。主管部門曾經做出一個很復雜的設計，要求建立海量數據(23.780, -2.62, -9.92%)庫并增加海量公務員，以核定解決“第一套房不交稅”的問題。其實房地產稅是個很容易征收的稅種，有多個國家與地區的經驗可資借鑒。

　　參照國際經驗，我對房地產稅做了簡便易行的設計。它的要點有三：第一，所有城鎮住房都要征稅，即“盡房皆稅”，這讓這個稅種很好征，讓人人都是納稅人；第二，每位居民可以憑身份證“退稅”一套房。單身可以退一套，婚姻狀態可以退兩套，家里有老人的還可以多退一兩套，這樣可以鼓勵贍養老人。這樣做也就把拆遷安置房、房改房等政策性房屋都退稅了。以上兩條合起來叫做“見房就征、見證就退”，簡便易行非常容易操作。第三，從“小產權房”起征房地產稅，稅率可以適當高些。繳稅后其房產權就合法了，而且可以保留“小產權房”的永久地權的性質，不必將其變為“七十年”。這樣我國的土地制度就可以與國際完全接軌了。

　　征房地產稅后需要明確“土地使用權屆滿自動續期”的不再繳費，因為已經從房產持有階段按年度征稅了；需要取消“土地增值稅”，因為土地增值可以從房產增值中收稅，這個稅種已沒有存在意義；更需要取消“限購”等抑制內需政策以活躍房地產市場，那時房產持有多的納稅就多、退稅就少，稅收杠桿能自動調節人們持有住房的愿望。

　　征收房地產稅后，就打破了農村建設用地流轉并可以用于城市住宅建設的最后一道屏障，可以造福于農民和城市中低收入群體，讓地方政府減少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通過與國際接軌的合理稅制獲取穩定的稅收。這些都有利于讓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制度設計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稅收制度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優劣的重要體現，在不開征房地產稅，要靠“土地財政”從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手中拿錢，去補貼城市建設和城市中高收入群體的情況下，怎么好說我們理解了社會制度無比優越呢？還是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需要不斷完善”；按照國務院要求：“健全地方稅體系，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

　　08

　　本幣主動升值 減輕轉型壓力

　　美國最近宣稱把中國移出“匯率操縱國”，中國方面表示不領情，因為本來也不是什么“匯率操縱國”。從中美兩國最近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可以看到，對方在匯率問題上的態度是謹防人民幣匯率貶值。可以預期美國可能對我國發動的“匯率戰”，是要求人民幣匯率繼續升值。我們似乎在步步為營地退守，并等待著迎擊美國在匯率方面發起的新挑戰。筆者對此感到不好理解，人民幣匯率本來就應當繼續升值，為什么不主動升值，而要等著美國進攻呢？

　　筆者是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公開支持者。早在2002年我就呼吁人民幣升值，那時是要被指責為“屈從于國際反動勢力壓力”的。我作為進口產業的代表，從多方面闡述本幣升值利大于弊。那輪呼吁起到很好作用，國家自2004年起連續提升人民幣匯率，從2004年初的1：8.27一路升高到2010年初的1：6.83，升值幅度達21%。升值有效提升國際購買力、化解通脹風險、鼓勵投資信心、保持住經濟穩步增長。今天回顧既往，更能看清楚當年人民幣升值的決策是正確的。

　　現在我國正在加快從“出口大國”轉變為“進口大國”，出口也從“產品輸出”快速轉向“資本輸出”，在這種趨向下，我已經多次呼吁人民幣應當繼續升值。匯率升值的好處是明顯的：它有利于進口和進口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抑制通脹；有利于穩定投資者信心，防止資金外流；有利于國家正在實行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企業海外投資與發展國際產能合作非常有利；有利于中國企業購買國外技術、專利與品牌；有利于百姓出國旅游、購物、留學、投資、養老；有利于營造更好國際環境，化解貿易爭議；有利于我們國家財富與人民財富的效應顯現，提前實現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會的目標。去年年底前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為我國去年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提供了重要計算依據。

　　盡管本幣升值有不利于產品出口等弊端，但是要權衡利弊。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雖然現在美國暫時不把中國劃為“匯率操縱國”，中美經貿談判中我方在匯率問題上壓力減小，但這正是去年年底我國主動本幣升值的結果，不能因此忽視了匯率升值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長期好處。考慮到受“新冠病毒肺炎”影響，我國部分地區出口會面對更多困難，卻對我國擴大進口沒有什么影響。我們應當繼續主動本幣升值，以適應經濟結構轉型發展的需要。

　　09

　　加快國企改革 化解倒退質疑

　　推進國企改革是黨中央既定政策。而企業改革的方向就是“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但近年來“國進民退”問題凸顯。屢屢出現“民營經濟退場”等怪論，在中央領導人出面講話后，對民營企業的歧視仍扭不過來；在這種思維影響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少已成為民企請國企占大股的“逆向操作”，企業改革出現明顯倒退；十年來通過發地方債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各地都成立一批“城投”、“交投”等“平臺公司”，它們都是新國企；推行“PPP”幾年來，又通過增加企業負債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使施工類國企迅速擴大了資產規模；在反腐敗斗爭中，有不少干部從反面“吸取教訓”，行政審批與企業融資都遠避民營企業。

　　現在不僅需要支持非公企業發展，還需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我已經提建議，國資與國企改革應加快進行三個“償還”：第一，要“把房產償還給居民”。房改雖已基本完成，但還剩下“國產房”、“院產房”、“軍產房”等，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第二，要“把養老金償還給職工”。加快落實“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工作進度，首先補足城鎮養老金缺口，隨后要考慮農民的事；第三，要“把借債償還給債權人”，積極推動政府公共資產證券化，減輕政府債務負擔。筆者從2005年起持續提倡引進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從2007年開始呼吁推進政府公共基礎設施的資產證券化，就是要改變過度依賴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發展直接融資，減少剛性兌付，化解金融風險。如果這些我國既定的國企與國資改革都能實施到位，應能讓我國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成功實現“消腫減磅”，提高微觀經濟主體發展活力。它不僅會有讓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好處，而且會在改革開放上贏取各方面的信任，化解人們的質疑。

　　除了企業改革以外，在經濟體制改革上的可能進展，是進一步明確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約束政府調控的力度與范圍，避免再用“舉國體制”打壓經濟。首先可以改變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南巡談話中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后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中，發生過是用“市場經濟”還是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的討論，最后“暫時”統一在后者，是為平衡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贊成意見。現在28年過去，政策導向與提法都需要與時俱進。到了恢復鄧小平同志原意，啟用“市場經濟”提法的時候了。它也可以化解國際上對我國經濟體制的疑慮，適應我國要求各國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的要求。

　　10

　　與其增加赤字 不如放活經濟

　　最近聽到有專家說，因為現在疫情嚴重，所以“不需要刺激經濟，只需要挽救企業”，這是明顯的淺見。為此我不得不再補充一篇“后記”，以說明為什么我國需要發展經濟，和如何重啟經濟發展的問題。

　　看來這位專家不懂得經濟發展與抗擊疫情的關系，他以為只要政府繼續減稅和補貼企業就可以了。政府真有花不完的錢嗎？經濟垮下來政府拿什么救企業？前文已分析過，在經濟增速連年下行、貨幣發行持續減量的情況下，政府調動資金的能力已非常有限。君不見，已有官方智庫人士緊急呼吁“今年增加一萬億赤字用于應對疫情”嗎？在抗擊疫情時不考慮經濟發展，忘記了“發展是硬道理”，誤以為“舉國體制”就是全國只能干“抗擊疫情”這一件事，不必顧及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可謂之為“顧頭不顧腚”的想法。它可能釀成經濟加速下滑的“次生災害”，放大疫情對國家和人民的危害。

　　既然已經說到了“增加一萬億赤字”問題，那就不妨再多說幾句。“增加赤字”比“增發國債”來得快，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通過就能執行。但是2019年我國財政赤字已高達4.8萬億元，赤字率增至4.89%，比年初定的2.8%高出不少。赤字沖上新高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下滑和實行減稅政策。此外打壓房地產業造成企業購地負增長，讓政府收入雪上加霜，2019年政府性基金支大于收，差額為-6，849億元。若算上這一塊減收，財政赤字率達到5.59%。此時不去考慮如何搞活經濟發展，還在壓制樓市和內需，而想再用擴大財政赤字的辦法挖肉補瘡，無異于飲鴆止渴。為什么放著搞活經濟的大路不走，非要走擴大赤字的獨木橋呢？

　　財政赤字總要彌補回來的。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辦法不外有三：一是動用歷年財政結余，二是增加稅收。這兩條對我國來說現在都沒大用，增加稅收與現在的減稅要求是背道而馳。第三種辦法就是印鈔票和發國債，為什么我把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說呢？因為增發國債也多是靠日后發鈔來償還。前文已說明，我對增加廣義貨幣供應量持積極態度，認為實行寬松貨幣政策已勢在必行，增加貨幣供應比增加赤字見效更快，還不用考慮還錢。但我早已言明，絕不能孤立地只做這一件事。若不通過房產升值與其它資產升值去吸納發鈔，新增貨幣就會涌入消費領域引發通貨膨脹。如果財政政策不得不擴大赤字以“寅吃卯糧”，就更要努力盤活經濟或稱“刺激經濟發展”。這就像治療重癥患者一樣，在下藥后須要小心護理以維持生命體征，盡量減少負藥效。新冠肺炎即使無藥可醫也必須大量輸氧，最終是要靠調動患者的自身潛能，恢復其生命活力而實現康復。

　　綜上所述，本文已為后疫情時期的經濟發展指出了一條便于通達的道路。只要思想不鉆牛角尖，不刻意跟自己過不去，保持經濟平穩發展本來不是件難辦的事。其中多數只是需要把過去嚴加管控的事情放寬管控，或者干脆放開就可以了。不是要“管活經濟”，而是要“放活經濟”。比如在擴大內需與活躍樓市上，不是需要政府再“做什么”，而只是需要政府“不再做什么”，經濟就有望自行恢復。當然要管住某些部門“閑不住的手”也得下力氣，必須“敢作為”才能避免其繼續“亂作為”。特別是對因懼怕主管部門“調控約談”而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地方政府，要鼓勵他們增強膽量，讓思想沖破牢籠，大膽實行“因城施策”。這都需要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堅定走市場經濟道路的決心。

　　后記

　　揚正能量氣場 拆負能量藩籬

　　本文試圖告訴人們，現在橫亙在我國經濟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其實難題都有解。它呼喚以正能量驅散彌漫在人們心中的憂國霧霾。當您感到這篇文章的說法與某些媒體說法不一致的時候，您可選擇繼續篤信那些說法，抑或反思那些說法是否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是否符合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強調的改革開放要求。近年來，不少媒體與社會輿論長期質疑我國實行多年的正確政策，包括本文提到的房地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保持適合我國發展需要的貨幣供應量、用混合所有制加快推動國企改革等政策。久而久之，這些負能量宣傳已充斥輿論場，甚至是“以劣驅良”。筆者作為國家若干重大經濟政策的提出人，現在再次提出的這些充滿正能量而又簡便易行的治國理政大計，反而可能被當作“異見”。此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為當前輿論融入更多暖色調，營造風雨無阻向前進的濃厚氛圍”，真是十分必要和及時。

　　現在“負能量宣傳”對于中央精神的曲解比比皆是。舉個例子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總書記這句話用通俗易懂語言講明了道理，既強調住房居住功能，又沒有否定其商品功能，要嚴控的是“炒房”。但卻被人們演繹成為完全不同的四種說法：1．“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買’的”，為此限制居民購房；2．“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賣’的”，為此限制開發企業賣房；3、“房子是用來租的，不能是用來‘售’的”，直接否定“租售并舉”要求；4．“房子只能單位買，個人只能租住公房”，則更是要倒退到房改之前去。本文是在提醒大家，需要走出誤區，回歸本意，按照中央“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要求，堅持市場化方向，而不是不加思考地一刀切實行“限購”和“限貸”。

　　再看已普遍實行的“車輛限購”與“限行”政策，更是充滿負能量的消極辦法。它不僅妨礙正常的經濟與社會生活，而且已造成汽車產業連續兩年多下滑。究其原因，就是本文所指出的不去及時擴大城市空間的緣故。但是有人寧可長期施行“限行、限購”的懶政庸政，也不去實行積極政策擴大城市建成區。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明確要求：“暫停尾號限行”、”防止聚集性交叉感染”，更提出“鼓勵汽車限購地區適當增加汽車號牌配額，帶動汽車及相關產品消費”的要求。這些要求能夠得到各地的積極響應嗎？那些熱衷于“限政”的人，你們會支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明確要求，還是繼續抵制正確意見，以便讓“限號”與“限行”等消極政策再以“城市空間擁擠”為理由而繼續施行呢？

　　在抗擊新冠疫情過后，我國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恢復對外經濟往來的任務艱巨繁重。現在需要的是重拾實事求是精神，以科學態度找準國民經濟的增長點。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實行積極活躍的經濟政策，盡快改變抑制內需的多項限制政策，釋放出國民經濟發展的內生性動力與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我相信，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只要延續“偉大覺醒”，繼續改革開放，我們不僅一定能戰勝新冠疫情，而且一定能扭轉經濟下滑趨勢，延續我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實現國民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