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縱橫恣肆，直抒胸臆。《貨殖列傳》，閱盡人間百態；《刺客列傳》，沉郁凄美，蕩氣回腸。《史記》不虛美，不掩惡，盡顯真精神。

司馬光厚德載物，憂國憂民。《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鐘長鳴、讀史明智，“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赤子之心淋漓盡致。

如果說《史記》展現了道家的自由與灑脫，那么《通鑒》則體現了儒家的使命和責任。鑒于《資治通鑒》用294卷的篇幅，記載了戰國之趙宋建立前1362年的歷史（若加上倒敘則超過1400年），涵蓋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內容。其內容之深厚、史實之繁復，則是《史記》所不能比的。我們的讀史，選擇了《資治通鑒》。

《四庫提要》評價《資治通鑒》用了八個字：“網羅宏富，體大思精。”史書的價值有二，一是作為史料，一是作為史著。作為歷史材料，《資治通鑒》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源、史料價值。作為史學著作，《資治通鑒》具有不可替代的閱讀、鑒賞價值。

宋元之際著名學者胡三省（1230-1302）曾為通鑒作注，他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資治通鑒”。清代史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褒揚《資治通鑒》：“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曾國藩在《致羅少村書》中回答這位年輕人該讀些什么書時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能竊物之理，執圣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

1954年，毛澤東在與歷史學家吳晗談話時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敘事有章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讀這部書，可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參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P34）兩年后，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宣部部長習仲勛的親自過問與安排下，顧頡剛、齊思和、聶崇岐、容肇祖等十二名著名學者點校的《資治通鑒》標點本正式出版，成為新中國第一批整理校點的史學名著。（《史記》點校本 1960年出版）

為什么歷代政要學人都異口同聲肯定和重視《資治通鑒》呢？這要從該書主編司馬光（1019—1086）的編寫宗旨講起。司馬光給宋神宗趙頊的信中說：自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以來，史書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無法遍讀，何況人主，日理萬機，何暇周覽！他計劃編纂的這部書“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顯然，司馬光的初衷是為日理萬機的領導人量身打造一部便于閱覽的簡明扼要的編年體通史。其內容關乎國家興衰、民生休戚，其目的是借鑒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得失。宋神宗慨然為該書作序，并稱其“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書名曰《資治通鑒》。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國舊史多屬于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杰作。”梁啟超在《新史學》甚至說迄今無有超越者：“司馬溫公（按，司馬光封溫國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資治通鑒》300多萬字的篇幅，大體接續了《春秋左傳》（《左傳》的實際記載，截止于魯悼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54年），記載了從公元前403年（倒敘至前453年）到公元959年長達1362年的興亡史。由于《資治通鑒》的巨大影響，在中國的史學書庫中，產生了一個《通鑒》學的“大家族”。包括按照事件而改編的《通鑒紀事本末》，接續司馬光而編纂的《續資治通鑒》以及相應的“紀事本末”，以及朱熹帶頭編纂的《資治通鑒綱目》及其續編版本。這樣，前后相續，就形成了一個用編年體方式記錄中國古代歷史的完整系列。

《資治通鑒》的指導思想在于“資治”二字。司馬光希望通過歷史興衰的記述，總結歷代帝王治國安邦的經驗教訓，以便為包括皇帝在內的讀者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服務。其中最突出的有兩點，第一，特別強調領導者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質和品質對于國家興衰的重大影響！第二，反復強調治國之道關鍵在于用人的道理，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選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先從第一個方面說。我們常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點固然沒錯，司馬光更強調“人君”尤其要對家國興亡負主要歷史責任。人君如何擔負起治國安邦的重任呢？司馬光認為關鍵是要“修心”。所謂“修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領導者（人君）“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

司馬光的《稽古錄》把人君分成五種情況：一種為創業之君，智勇冠群；第二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而能夠自我修為；第三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還有一種是中興之君，才能過人且善自強；最后一種是亂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簡單地說，司馬光認為歷史上的君王，可以劃分為創業者、守成者、亂亡者；介于守成與亂亡之間的還有兩種人，中衰者（陵夷之君）和中興者。《資治通鑒》描寫了眾多帝王五種不同的眾生相。

那么，治國之要又是什么呢？司馬光說：“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如果說，仁明武是領導人的內在品質，那么，官人、信賞、必罰則是領導者的治理手段。這些治理手段的一個共同交集點就是“用人”。司馬光特別強調用人得失對國家和社會治理上的重要性，認為用好人是人君治國的唯一辦法。他說：“何謂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卷一百二）可見人才的向背決定國家的興衰！

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馬光把選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說：“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賢所難也。”圣賢選拔人才也很困難。比如，如果根據毀譽名聲來選拔人才，就會出現競相博取聲名而善惡混淆的狀況；如果根據考核檔案上的政績來選拔干部，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說到底，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在于領導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領導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優劣，不以親疏貴賤或個人喜怒好惡改變自己的判斷，就一定能選拔到合適的人才。“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產，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卷七十三）可見，司馬光的人才選拔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領導人也是很有啟發的。

例如，《資治通鑒》記載了劉邦總結他打敗項羽的原因，不是因為比項羽更強大，而是因為手下有一大批人才。項羽一個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導致了失敗。為什么強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資治通鑒》的記載突出了這兩個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嚴重錯誤。秦二世偏信趙高，“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貞觀政要·君道第一》）此外，他還強調用人要賞罰分明：“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又說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則勿任，任則勿疑。”

值得注意的是胡三省就《資治通鑒》對“經”“史”關系的一段評論：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于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的這段話，不僅僅是辯白經史之輕重，而且在闡明“道”（道理、原則）與“術”（操作技巧）之間的關系。曾國藩說，《資治通鑒》不僅能夠“窮物之理”，而且還能“執圣之權”。這也是一種很老到的有實際政治經驗人的心得之談。諸如改革中的剛性與柔性，人生職場上的進與退，政治軍事斗爭中的奇與正，權力平衡中的輕與重，駕馭部屬中的寬與嚴，政治生涯中的方與圓，都不是“紙上談兵”可以領悟的。在史以載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與謀略，也是《資治通鑒》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比如，劉秀之兄劉縯意欲效法高祖劉邦“豁然大度，不事家人產業”，卻成為東施效顰，遭人暗算。就是因為不同權變的緣故。

總之，《資治通鑒》是國學苑里的一朵奇葩，蘊含著先人們豐富的治國理政得失和社會人生經驗。秦漢、隋唐這兩段大一統的輝煌，戰國、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這三段分裂混亂的歷史曲折，司馬光悉數記述，井井有條，以致我們今天要閱讀戰國至五代這一段中國歷史，至今找不到可以取代《資治通鑒》的書。梁啟超當年的這個感慨，令人在今天依然有同感。大學者王夫之有一部《讀通鑒論》，分上中下三冊，該書卷末說：觀歷代興衰，識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提升自己（自淑）、與人分享（誨人），因為與圣賢對話，與經典對話，體悟了其中的智慧與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悅（知道而樂），這就是我們品讀《資治通鑒》的目的！

（作者簡介：張國剛，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