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和全國的大小老板們，今天所要的信心，大概就是這三條了：環境公平、依法治理、良民不擾。
文 / 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1、
11月中，《經濟觀察報》記者去義烏進行民企生存現狀調查，發現那里的冬天是這些年來最冷的。關停歇業的中小企業比比皆是。一位政府官員的看法很有意思，他對記者說，“能夠關停的企業，說明還是有實力的。”
因為——“一些停不掉的企業是實在沒有辦法，只能依靠融資繼續做下去，也不知道能維持到哪一年。”
這當然是冷到了冰點的判斷。
接下來，記者的一個觀察非常微妙，他寫道：“在采訪中，我們能夠清楚地發現，對于這批民營企業家來說，他們主要是兩方面的訴求——穩信心和提高社會地位。”
你看，即便是此刻，企業家們要的也不是貸款、市場或解困資金，而是要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信心。
在義烏老板們的樸素意識中，做生意就是“愿賭服輸”，美國人的訂單沒有了，還可以開發歐洲或中東市場，但關鍵是，我要有“繼續做下去的信心”。
一個國家的經濟活不活躍，說到底就是兩件事情，企業家敢不敢投資，老百姓肯不肯消費。有了，皆大歡喜，沒有，冰封雪飄。
而兩者，都關乎信心。
那么，企業家們所要的“信心”到底是什么？
2、
在四十年的改革史上，增長曲線的起伏圖，就是信心的起伏圖。
簡單算一下，有過那么幾次信心的大低谷期，分別是1982年、1990年、1998年、2008年，它們的發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有的是周期性的，有的是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有的是改革重大受挫。而走出低谷的特征則是同樣的，即政府釋放了重大的政策紅利，并發生一起拐點性事件。
1982年的那次信心復蘇，是1984年鄧小平進行了第一次南巡，肯定特區經驗，并在那一年召開第十二屆三中全會，啟動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1990年那次，是1992年更為著名的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并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國策，進而在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推出了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1998年那次，是新任總理朱镕基咬牙宣布“抬著棺材搞改革”，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擊退了索羅斯對港股的狙擊，然后進行重大的產業政策調整，開放房地產市場、外貿管制和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從而構成了消費、投資和出口的新三駕馬車；
2008年那次，是啟動四萬億計劃和刺激資本市場復蘇，讓恐懼變成了生產力，從而強行拉動了經濟的觸底反彈。
2018年的此次經濟危機，雖然在表征上無法進行簡單的歷史比擬，然而，就危險程度而言，與上述四次相比，其實并沒有“更為嚴重”的表現。隨著經濟規模的壯大和民間資本的雄厚，甚至在忍耐度和騰挪的空間上，似乎還較為增加了。
但是，同樣的考驗是，我們期待政府釋放怎樣的改革紅利以提振民間信心，此外，在什么時候，以怎樣的方式發生一起拐點性事件。
關于第二個懸念，是沒有答案的，因為它關乎歷史的戲劇性。但關于第一個懸念，是值得認真討論的。
3、
改革開放四十年，前三十年的激蕩，就根本而言，是因為改革有清晰的朝野共識——它建立在“擺脫貧窮、追求富強”的認知基礎上，也有相當明確的“假想敵”——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
在那一階段，所謂的“信心”，均來自經濟政策的松綁和對外延式增長的無比自信，所以，就有了“給點陽光就燦爛”的民間說法。
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物質匱乏已經讓位于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科學和諧的發展觀。作為“假想敵”的計劃經濟已然瓦解。而外延式增長的空間已經被壓縮，轉型升級和應對陌生的市場競爭成為新的生存課題。
在這樣的改革新周期中，2700萬民營企業家的公共訴求就變得更加復雜了，也提出了更高的“信心要求”，并超出了單純的經濟政策范疇。
我記得2010年，吳敬璉教授80壽辰，我創作完成《吳敬璉傳》，在書稿下印廠的前一刻，我請吳老師在圖書的扉頁上題一句話。他在自己那間簡陋而豐饒的書房里拿過一張紙，寫下了九個字：“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他特意提示說，是法治，而不是法制。
在老先生的意識中，中國改革最大的成就，便是把一個計劃經濟的體制改造成了市場經濟體制，而接下來的任務是讓市場經濟法治化。有法治的市場經濟是好的市場經濟，反之，就是壞的市場經濟。
在我的理解中，法治化的內涵大抵有三個。
其一，創造一個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沒有旋轉門，沒有玻璃墻，對內對外公平開放，不要給任何人或所有制企業以“特殊的待遇”；
其二，讓看得見的行政之手，越少見越好。平心做生意，有事找法院。政策不是不可以調整，但要有依法程序，需保持司法的獨立性和威嚴性；
其三，對民營企業家不要低看一眼，也不必高看一眼，他們中的任何一員，只要在生產合格的產品、在合法納稅、善待員工、不破壞環境，就不應該受到政府的打擾。他們的意見，可聽可不聽，但要有正當的發聲渠道，保持思想市場的自由和開放性。
簡單地歸納一下，就是：環境公平、依法治理、良民不擾。
義烏和全國的大小老板們，今天所要的信心，大概便是這三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