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第二中學的陳為根（音）是我的英文老師。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推著一個自行車，臉色不太好。陳老師說：他本來有機會去澳大利亞一個禮拜，教了一輩子英文，從來就沒有去過英語國家，他想去，可是名額爭取不到。我說：沒關系，等你身體稍微好一點，我送你去，想去哪就去哪兒。但是沒想到兩個月以后，陳為根老師沒了！”
“人一輩子，有些事情早點做，可能就沒有這種事情。如果我早一點碰到他，如果我有一點感恩的心去看一下老師，會發生什么情況？所以我想趁著現在還有一點實力，也許能夠把我們選出來的（鄉村）教師... ...”
講這個故事的人叫馬云，福布斯2016全球富豪榜名列第33位，身價205億美元；據媒體報道，在杭州，象陳為根這樣的退休教師平均退休金大約5000元左右；在中國，大約還有7000萬貧困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超過6.3元人民幣。
不能說陳為根老師沒有馬云聰明，也不能說7000萬的窮人都比馬云懶惰，彼此收入“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差距，是因為人類在積累財富過程中的不公真實地存在。
這些年，很多中國人學美國幾乎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從政治、文化到教育，看看中國留美學生的數量就知道。但是，有一點中國人不學，就是慈善公益捐款，即便巴菲特、比爾·蓋茨等都到中國來為慈善布道，效果也不見好。這次，馬云算是卷進來了，潘基文、布朗現場站臺，比爾·蓋茨、扎克伯克隔洋聲援。
在美國，人均一年捐款大約為1000美元，在中國，人均一年捐款大約為1.76元人民幣（據新華網）。據2106年胡潤財富報告，中國億萬富豪人數為568位，超過美國的535位，中國人“不差錢”卻又“捐款”少。
在中國，能者多得幾乎無人質疑，面對社會募捐，不少中產階級認為自己賺錢不易，不該被“道德綁架”；更多富豪聲稱，管著那么多人的“飯碗”就是行善，自己是“捎帶手賺了點錢”而已，地主家余糧也不多，雖然他開著比巴菲特貴數百倍的豪車，他一頓飯的花費超過很多人一年的收入。
中國人毫無疑問地會在市場經濟學中找到點贊的理由，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會鼓吹市場就是最大的善，只要能不受約束地制定對癥下藥的相應方案，天底下就沒有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
你們中國人要那么多錢干什么？一個意大利的援華官員曾經這樣問我。中國人缺少社會福利，攢錢防病防老；中國富人賺點錢卑躬屈膝，不容易。意大利的援華官員反問到：難道中國7000萬赤貧人口賺錢比富人容易，難道他們不看病，不養老？
經濟行為、社會行為、道德行為是維系人類社會運行的三套車，中國以家庭為核心，波紋式擴張、近者親遠者疏的熟人社會，從基因上就缺少對陌生人疾苦感同身受的文化，雖然他們作出“冷漠”決定的時候，自己也心存不安。
從生物學上看，親緣性利他和互惠性利他是所有動物與生俱來的生存策略。中國從來就不缺親緣性利他規則，中國缺少的是互惠性利他的社會運轉規則，所以，即便中國人不差錢，對社會捐款也遲鈍。
康德說：“沒有人注定生活在貧困中，幫助窮人維持基本的生活不再是施善，而是我們的義務。”這是對人類該如何用社會和道德行為來運轉這個世界的作出的實質性表達。
1866年12月，一位31歲的美國人在日記里寫到：“人生必須有目標，而賺錢是最壞的目標。沒有一種偶像崇拜比崇拜財富更壞的了。”就是這個美國人，在隨后的二十年里，一直逐利而居，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1886年10月，他的弟弟去世。兩個月后，他母親去世。1889年，他最得力的助手被煉鋼的高爐炸死了。1901年，他拿出500萬美元為煉鋼工人設立了救濟和養老基金。他陸陸續續在紐約市捐款建立了68座圖書館。
這個人就是美國的鋼鐵大王，最早倡導富翁把錢捐出來的安德魯·卡內基，他留給這個世界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一個有錢人如果到死還是很有錢，那就是一件可恥的事情。”
100年前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一樣，也是一個炫富和過度消費的時代。當時美國的富人，經常組織數百人的聚會，一個人一頓飯相當于美國普通工人一輩子的收入。那時的帝國大廈門前，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就像今天北京的國貿，女人統一裝備著愛馬仕或LV坤包一個班、一個排地走過。明星、富人風光無限，記者作家追捧他們用盡美溢之詞。
誰都知道，一邊是富人醉生夢死，一邊是窮人生不如死的社會，將難以為繼。貧困只是這個社會的瘤子，根源是人類不夠聰明，缺少可靠的政治、社會以及法律安排。盧梭說：“通過法律所獲得的并非一定就是正義的，法律不過是富人將最初剝奪來的財富合法化的外衣”。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貧困與饑餓》中說：“饑餓是人們吃不到食物，而不是沒有足夠的食物。”在那些政治和經濟體制之為滿足腐敗的少數人的國家里，最需要食物的人往往得不到它。在美國，扔掉的食物占購買食物的40％之多。（史蒂芬·列維特、史蒂芬·都伯納《魔鬼經濟學》）
公益不是簡單的慈善行為，而是一個基于平等、公正和社會財富有效分配的社會行動。好的慈善公益行動需要參與者的親身感悟，需要踐行著改變現實的沖動，需要他們用天鵝絨般的柔然，一點一滴地前行，以期對未來帶來改變。
同安德魯·卡內基一樣，馬云曾經也說過胡話，遭人鄙視，但因為陳為根老師的事，因為他自己做教師的經歷，因為去年他在三亞和鄉村教師面對面的交流，他開始對中國鄉村教育出錢、出觀點，出行動。不過一切剛剛開始，從一個企業家到一個慈善家，還有很多路要走，我們需要看好鼠標，謹慎點贊。
世界的改變不是靠幾個人做了很多，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做了一點點。
2016年5月，騰訊聯合創始人之一陳一丹宣布捐資25億港幣，設立“一丹獎”，用于獎勵在全球范圍內對教育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或團隊。“一丹獎”是全球最大規模教育類慈善獎金，也是中國第一支以獨立慈善信托管理的慈善公益基金。
對于“一丹獎”“在全球范圍內對教育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或團隊給予鼓勵”，有不少人說，中國的教育面臨著高考誤區、流動兒童入學、食品安全、校園暴力等諸多問題，陳一丹有這么多錢，為什么不拿出來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而要支持全球教育的發展？
為什么不拿出來解決中國的教育問題？問問題的人曾經也在網上質問“窮人”，你們怎么不知道感恩，怎么不知道“反哺”社會。不知道群人的邏輯是什么？他們缺乏互惠性利他的規則訓練。他們既然叫中國窮人要 “反哺”社會，為什么中國的富人不能 “反哺”全球呢？中國“抖”起來，全球化也功不可沒，2015年，僅華為一家公司的海外收入就超過2291億。當然，這可以看著是中國缺少互惠性利他的社會基礎和道德運轉規則的另一個注腳。
不難看出，今天的教育也好，扶貧也好，大多屬于全球的結構性的問題，中國那么多有權、有錢、聰明的孩子都跑到國外留學去了，中國的教育和扶貧自然需要全球性的視野和觀察。特別是教育，是社會公權力和個人私權利交匯最多、爭議最多、口水最復雜的領域之一，更是需要看得更高更遠。
有學者通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與《QS世界大學排名》兩家機構的2015年排世界大學行榜，對排名在前五名的劍橋大學和排名在五十名之后的北京大學做了比較。
北京大學在學位授予數量、機構經費、師生比例、研究經費和知識轉讓方面比劍橋大學領先，而北大落后的項目是博士學位數與教師比例、教學聲譽、發表論文、研究聲譽、論文引用率、國際員工比例、國際合作、及國際學生比例都低于劍橋大學。
通俗地說，北大和劍橋相比，北大有點兒掉“錢眼”里了，自查自糾肯定撈不起來；北大做學問不行，但做生意很行，在知識轉讓方面遠超劍橋。證據呢？北大在教學聲譽、研究聲譽及論文引用率這些與德性和學術質量有關方面，與劍橋大學差距非常之大。（何越 《北大與劍橋的差距在哪里？》）
十年種樹，百年樹人，教育是人類的馬拉松。中國大學就像一個制造機器的工廠，現在最需要的是通過全球性滋補來恢復人性，來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讓他們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不再“為錢而驕”。
錢是在市場經濟下人類最統一的信仰，金正恩視美國為毒草，但他從來不拒絕美元。錢是一個最獨立、最沒有意識形態的東西，但是，怎么怎么有價值地花錢，卻是一個人應該思考的事情。馬云說：“如果今天我再要去追求錢，那跟豬也沒有什么區別了。今天對我更重要的是把錢用在哪里，把時間用在哪里更重要。”
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人為了生存，都有犧牲理想，遷就現實的權力；同樣，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重燃自己理想的權力。
僅此 ，希望他們的行動，能給中國的富人、企業家和公益人帶去一些思考。希望他們象一百年前美國的卡內基、洛克菲勒一樣，推進的是一個國家的文明，改變的是一個世界進步的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