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雜志采訪了“老博士論壇”及《大變革時代的中國經濟》一書(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重要作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金碚。在金碚看來，企業的競爭力必須在競爭過程中形成，未來我們要走向更加公平的“新常態”。

中國改革開放37年，經濟的年均增長率接近10%，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但也產生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問題。到2014年，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環境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長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并行的狀態下，進入“新常態”軌道。我們的經濟發展目標權衡、社會心態都在經歷著重大的轉折。如此情境下，企業和企業管理者如何看待改革中的實際推動力?怎樣挖掘產業變革轉型新思路，尋找市場的新增長動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金碚看來，未來中國經濟要走向更加公平的“新常態”，不能再主要依靠宏觀刺激促進經濟增長，而是要把經濟體轉化成創新驅動，要釋放微觀經濟的活力，用改革來促進創新，從而增強企業競爭力和經濟增長的潛力。 用更公平的競爭釋放企業的活力

金碚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前30多年的基本動力是“誰改革誰有利，先改革先得利”。這使得中國經濟在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的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弊端和不合邏輯之處。代價是經濟運行不協調、不平衡，且極易形成一個個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不僅造成了各個領域中的既得利益，而且還給進一步的改革設置障礙。

接下來的發展，金碚認為，首先應該摒除的就是各種妨礙公平競爭的“優惠政策”，讓經濟發展和改革回到經濟學本來的邏輯。要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體制，在這種體制中各類市場主體進行公平競爭，由此來實現更大的改革紅利。比如，不再設立“特區”而是發展“自貿區”，這里沒有優惠政策，而且施行的政策必須是可復制、可推廣的。“在這個市場經濟體系中大家能夠公平競爭，而且排除運行中的各種體制性障礙，讓國際貿易更加便利化，經濟體就可以最大限度發揮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由此，企業的心思也不再主要放在‘爭取優惠政策’上，而是放在技術創新和提升競爭力上。事實上，經濟發展的活力和競爭力來自于釋放微觀經濟主體創新的活力。這要求中國將特殊政策思維轉換成公平競爭思維。另外，一直以來中國‘價廉物美’的思維和‘技術模仿’方式雖然在一定限度內占領了市場，但這種低成本替代策略往往讓附加值下降，不利于原創性創新。”金碚說。 避免過度的“金融依賴”

金碚認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農業、工業等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貨幣金融體系長足發展。進而，整個經濟體日益金融化，金融資本急劇擴展并走向虛擬化，導致一些國家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形成金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頭重腳輕”的不穩定結構。

金融實際上源自實體經濟，也應服務于實體經濟。但金融也存在內在的自我膨脹傾向，使本來發端于實體經濟的金融業，最后可能脫離實體經濟。過度金融化的經濟是扭曲的經濟。金碚指出，中國經濟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金融依賴”趨勢，即經濟運行越來越依賴于貨幣金融活動和政府的貨幣金融政策。例如，通過銀行和股市抽取資金向企業輸送以支持其擴張、不斷增大流動性供應以維持高增長、企業普遍地依靠非主營投資(金融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獲得盈利、社會資源越來越多地流向非實體經濟領域、資產金融化和資產價格泡沫化現場突出。于是，社會投機氣氛濃郁，“一夜暴富”的資本神話就可以創造令人羨慕的“財富英雄”，實體產業卻越來越失去腳踏實地的耐心。

人類的經濟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取得和創造物質及精神財富以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所以，具有真實意義的經濟活動歸根結底是實體經濟。過度的“金融依賴”導致金融活動的獲利性遠遠高于實體經濟活動，而實體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經營卻感覺越來越困難。這導致產生不適當的“去實業化”和“去制造業”現象，進而完全扭曲了實體經濟同金融活動的關系，即金融活動本應是為實體經濟服務和支持實體產業發展的，卻顛倒為實體產業反而成為金融活動的投資(投機)“標的物”。最終削弱實體產業以至于整個經濟體的長期競爭力和增長的基礎。中國在金融體制改革尚不充分和金融深化程度也很不高的條件下，就發生了明顯的“金融依賴”現象，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在美國也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之前經濟危機的發生就是因為金融創新過度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所以，需要政策利于更公平競爭的環境打造，使得在金融領域掙錢不會比實體經濟的多，這方面臺灣地區有很多好的經驗可以學習。同時讓金融系統結構為實體投資更加便利，而不是成為實體經濟的“抽水機”。另外，在金碚看來，這里面更深層次的是文化。過去發展的30多年，“逐利”成了關鍵詞，如果社會心態和文化還是被引導到賺快錢上，實體經濟發展就缺乏扎扎實實進行技術創新的社會文化環境。 技術創新是競爭力的根本

產業組織的核心問題是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競爭力，競爭力必須在競爭過程中形成，這是一條基本的客觀經濟規律。

但不依賴特殊政策、低成本替代和過度金融的中國企業，到底怎樣才能增強競爭力，并參與到全球的經濟競爭中去呢?

金碚認為，技術創新是一條艱巨但是最有效和最基礎的路徑，而我們現在看到企業個體創新不足主要是因為：

第一，主觀或者客觀上，沒有把創新放在首要的位置，思維和行動還是在爭取各種優惠政策和審批，大量精力不能在技術創新上。

第二，中國的技術來源再次遇到了瓶頸。過去30多年，我們大量引進國外技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就。但是，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技術模仿和直接引進的空間越來越小。在這樣的新形勢下，進一步發展的技術從哪里來?就成為突出的問題。中國在科研成果轉化、軍民工業之間的關系，以及教育體制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不足，使得工業發展的技術源泉問題十分突出。目前的“產能過剩”現象實質上是產業技術基礎不堅實的表現。例如，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但仍然需要大量進口鋼材。就是因為我們的鋼鐵企業生產不了所需要的高性能鋼材。

第三，技術的進步不都是顛覆式的，有很多是累積性的、需要時間。在中國，累積性的技術資源都在國有企業，但這些企業的創新動力不足。民營企業的歷史較短，技術積累的實力基礎總體上較薄弱。發達國家的企業是在雄厚技術基礎上進行創新，而我們是在技術積累較薄弱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其差距是可以想象的。

不過，一般來說，只要有公平有效的市場競爭秩序，企業總是傾向于選擇最能有助于提高競爭力的技術進步路線。所以，主要依靠公平競爭的方式來實現技術選擇和推動技術創新，才能使技術創新更有效地發揮提高企業競爭力的作用。

“在我國，要形成科學合理的高技術項目選擇機制，必須樹立這樣的觀念：以競爭求技術則技術興，以包辦求技術則技術衰。”金碚說，“因為工業社會的中軸原理是效率。而在絕大多數正常情況下，很難再有比競爭更有效的促進效率提高的方式。”

所以，高技術研究項目的選擇應是競爭性的，而不能單靠對“重要”的理解和政府領導人的“重視”程度來進行科研項目的決策。要改變“強調重要—引起重視—政府決策—國家投資”的思維模式和以科技資源配置方式正確處理“政府選擇”“專家選擇”與“市場選擇”的關系：政府選擇適用于少數特別重大的項目，專家選擇適用于技術前瞻性非常強的項目，市場選擇適用于大多數具有產業化條件的項目。

一般來說，市場選擇最能體現經濟效率，專家選擇可以反映科學方向，政府選擇更多地體現非經濟目標：在高技術產業的資源配置上，非商業資金主要用于產業前端技術的研究，政府資金的投入和政府參與項目選擇絕不應破壞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而由企業投入的商業資金應成為推高技術產業化的主體資金。

無論是傳統技術還是高新技術，以競爭求發展是根本的道路，企業商業資金的運用總是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有效的競爭性。因此，國家高技術發展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構造高技術運用和高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公平競爭秩序。金碚說，“我們并不否認，一些特殊產業特殊項目，尤其是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高技術產業，需要國家的直接參與，但也必須建立高效運行的體制和機制，引入競爭過程。”

金碚認為，當中國認定了要走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實際上就是對整個經濟制度的內在邏輯進行了徹底的變革，而且是對經濟制度的“信仰”變革。

市場經濟相信即使人人遵循“經濟人”行為原則(即一切從個體利益最大化目標出發)，整個社會也能夠實現總體利益最大化目標。市場經濟的“信仰”基礎是：相信最大限度地保護追求個體財富的自主性和自由選擇，就能最大限度地釋放和調動蘊藏在社會最基層中的創造財富的巨大積極性(“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利益最大化行為)，就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社會生產力，并且相信無數的“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行為，能夠導致整個經濟向著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方向發展。當然，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政府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向是讓市場更有效地運行，讓市場更順暢地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而不是破壞市場競爭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