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小時有神童之譽，但他認為讀書登第并非頭等大事，只有成為圣人才是做人的頭等大事。25歲那年他赴京應試未中，卻只淡淡地告訴友人“人皆以不及第為恥，吾獨以不及第而動心為恥”。說明他已經超脫了世俗的功名觀念，形成了自己獨到的價值體系。
28歲中進士后，王陽明步入仕途，并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33歲時擔任兵部主事（大約相當于今日國防部的一個司長）。兩年后新皇帝武宗即位，重用宦官劉謹，把戴銑等21人送進大牢。王陽明上疏聲援戴銑，卻慘被廷仗四十，打得皮開肉綻，再被貶到貴州龍場當驛丞（招待站站長），手下僅有管理員1人，馬23匹。1508年春三月，歷經九死一生的王陽明到達龍場。當時的龍場“萬山叢棘，蛇獸出沒，瘴癘相侵，苗彝雜居”，連個住處也沒有，只好在龍崗山腰的東洞“就石穴居之”，并題寫“陽明小洞天”于洞口，這便是“陽明洞”的由來。
在經常絕糧斷炊的困窘中，陽明恬淡自適，潛心研究 易經 ，得悟格物致知之理，并提出“知行合一”說和朱熹的“知先行后”說相抗衡，而且在明末傳到日本，形成了德川時期十分流行的“陽明學”，對后來的明治維新有很大影響。我們在陽明洞口看到光緒年間四個來訪日本人的題字，表達了他們對王陽明的敬仰。
但中國人對“知行合一”反而不那么重視，而且有不少誤解。例如孫中山，為了革命的需要，還專門寫了一本小書《知難行易》來加以批駁。由于中文一字多用，要辨清所謂“知先行后”、“行而后知”、“知易行難”、“知難行易”等論題，必須要先從“知”、“行”和上下文的關系來判定文意，才能進一步討論，否則許多爭議都是牛頭不對馬嘴。例如孫中山《知難行易》中的“知”指的是“知識系統(tǒng)”，和一般人“知易行難”所指的“聽到了”的知明顯不同。
所謂“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著名領導力訓練專家譚小芳老師認為，“知”與“行”的關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他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jié)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于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高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高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2、以知為行，知決定行。
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他的意思是說，封建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封建道德規(guī)范要求的行為是“良知”的完成。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主要針對朱學而發(fā)，與朱熹的思想對立。程朱理學包括陸九淵都主張“知先行后”，將知行分為兩截，認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實踐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為了救朱學之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說深化了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的關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時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說中的知識論成分。王守仁的觀點雖然有利于道德修養(yǎng)，但忽略了客觀知識的學習，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學弟子任性廢學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歸于王學的弊端。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這是明朝大儒王陽明臨終前說的一句話。望文生義，我就不多解釋。但文字之外的寓意是什么？我說到，并做到了，問心無愧——這才是核心。王陽明畢生倡導“知行合一”，說的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F在的理解就是人要有鴻鵠之志，但必須腳踏實地的實踐。反觀企業(yè)領導的生存現狀，理論不能結合實踐是一硬傷。
知與行，經常像河的兩岸，各行其是?？沼兄R或只懂行動，都沒法創(chuàng)造價值，不論個人或組織都服膺這樣的道理。知行合一！著名領導力訓練專家譚小芳老師了解到，很多學員也看一些勵志書或者講大道理的文章后，但最令人苦惱的就是這句——“講的很有道理，但做起來很難”，之后再好的道理也沒用，道理也就白講了。前段時間，看了巴爾塔沙·葛拉西安的《智慧書》——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不光要知其“理”，還要知其“用”。為與不為皆存乎一心！知道一定要做到么？“不一定”。
關于知行合一，我們先談談“知”——蘇東坡寫過一篇《喻日》：有一個生來失明的人不認識太陽，就向明眼人請教，有人告訴他說：“太陽的形狀象銅盤。”說著敲擊銅盤使瞎子聽到聲音。有一天，瞎子聽到鐘聲響，認為那就是太陽了。又有人告訴瞎子說：“太陽的光亮象蠟燭。”瞎子摸了蠟燭知道了形狀。有一天，瞎子摸到了管樂器籥，又認以為是太陽了。太陽與鐘、籥差得遠呢，而瞎子卻不知道這三者的區(qū)別。這是由于瞎子從未見過太陽而只是聽人說說的緣故。“太陽”這個如此簡單的具體事物認識起來就這么難，那么抽象的道理認識起來就更是不容易了，這說明人的認“知”是多么不容易呀。
下面我要說“知行合一”的另一半“行”的重要性：知來自于行，知的目的在于行。一個北方人想學游泳，就向善于游泳的一個南方人請教，但是無論這個南方人如何用正確的方法教他，北方人甚至把游泳的訣竅背的滾瓜爛熟，只要北方人不下水，他是沒法學會游泳的。“知痛必有自痛方知痛，知寒必有自寒方知寒，知行不可分”。還是說孝敬父母的問題，如果你平時沒有時間陪陪父母，說明你現在是不知道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只有在父母去世后你也許會有所感悟，甚至只有到了你到了老年，你才真正明白這個道理，才真正有“知”，可惜那時已經晚了。
在中國的文化中，往往是越簡單的東西越難做到。而如果想要達到這種境界就必須要做到知行合一。對于 企業(yè)管理 也是同樣，知行合一應當成為中國知識型企業(yè)的新商業(yè)倫理。在著名領導力訓練專家譚小芳老師看來，“知行合一”的價值，“甚至已經超越了單個企業(yè)的管理，變成一個新的商業(yè)倫理，它創(chuàng)造了整個互聯(lián)網經濟，對未來的年輕人而言將更為有效。
美國人善于創(chuàng)造概念與理論，是知的典型，所以美國向外輸出知識。日本人善于做事，非常實干，是行的典型，所以日本更多地是向外輸出有形產品。我們國人講究的是知行合一，可是做的不好：在知的方面，我們知道很多，因為我們一直在引進知識（經濟學家胡鞍鋼2003年指出我國現階段處于引進知識的階段），學習引進的知識，跟著別人轉。
學來的東西，遇到國情、企情便水土不服，或藉口水土不服，轉而繼續(xù)引進新的知識，繼續(xù)學習，如此形成了一個不良的循環(huán)。其結果是，讓更多的人停在知的層面而行動不力。換言之，我們知道很多，卻又創(chuàng)造不了很多可以向外輸出的東西。日本企業(yè)很驕傲地說：“知不等于會”。確實，他們可能知道得并不很多，但是他們做得確實好。連美國的管理大師們也驚嘆于此。
回顧我學習 過的領導層學員達數萬人，他們在接受我學習 之前也大都經過多次的 管理學習 。我在學習 過程中，讓他們結合曾經學過的某個具體的管理知識（工具或方法）與自己的管理實踐談談心得體會，大部分學員的回答是“還沒實踐過”。管理是講究成本的，一味求多，學到那么多知識卻不用。這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對公司而言，是浪費，對領導者本人而言也是浪費，浪費時間，精力與體力。
知者多喜于學而憚于行，行者常碌于為而訥于知，唯具使命者方能知行合一。作為學習 師，在知的基礎上，我要求自己做到抓一切機會去實踐、體驗、感悟自己所要傳授的知識與技能。當我在公司做 營銷 總監(jiān) 、策劃總監(jiān)的時候，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績，也是將知道的一些知識適當運用的結果。所以我想，一個真正的領導者，務須做到知行合一，降低學習的成本，提升自己的修養(yǎng)，同時給下屬做一個知行合一的表率。
每次，我提及周邊哪個人又毅然地辭職創(chuàng)業(yè)，或者遠走他鄉(xiāng)追尋理想，都會被別人澆冷水：他是成功了，可是又有多少人也這么做了卻沒有成功的呢？我的邏輯是：有想法，去實踐，至少有實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最最重要的。而很多人的邏輯則是：沒有必勝的把握就冒失行動，會比原地不動輸得更慘。這兩種邏輯都沒錯。問題在于什么對你是最重要的，是穩(wěn)定，還是生命的激情？我有個前同事先是辭了職開了貿易公司掙了不少錢。
最近聽說他賣掉了掙來的兩幢房子去實現自己的心理工作室的理想，結果賠得血本無歸，如今又回到了當年辭職時的原點——甚至還不如當年，辭職時畢竟他還有點積蓄。但我堅信經過這次打擊，他會更成熟，而他有創(chuàng)意的生命力則會引導他最終走向輝煌。即使到最后，他依然沒折騰出什么來，至少他可以問心無愧地寫個墓志銘：想做的事，我都做了。這比渾渾噩噩過了一輩子安穩(wěn)日子更值得尊敬。此外，在企業(yè)調研與咨詢的過程中，著名領導力訓練專家譚小芳老師了解到，業(yè)界內經常能聽到XXX職業(yè)經理是理論家，但華而不實、中看不中用等等。更有眾多資方老板為之痛心疾首，自此拒絕引用 職業(yè) 經理人 。
原因很明白，個別企業(yè)領導說的多，做的少，或者說的和做的不一樣，更有甚者光說不練。其實，這樣例子不在少數。這里有我國目前企業(yè)領導生存環(huán)境不成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更多的是我們經理人自身的問題。在著名領導力訓練專家譚小芳老師看來，要從如下幾個方面在解決：
一是要有使命感。
僅僅是為了一份工作，一份薪資。是否專業(yè)對口，是否業(yè)務熟悉，是否對 企業(yè)文化 認同，是否對老板風格接受……都無從談起。更多的是抱著“騎著驢找驢”的態(tài)度，工作如何能做好？范仲淹“先天下是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使命，應該成為我們作為企業(yè)領導的楷模。二是要有責任感。不敢（不能）承擔資方老板或組織授予的權利去行使職責，遇事搪塞推委，“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尤其是在重大運營決策上，意見模糊，舉棋不定，貽誤戰(zhàn)機不說，導致團隊人心渙散。更有甚者，視企業(yè)內憂外患于不顧，只知道粉飾太平，糊弄資方老板。當問題暴露，豈只是走人的問題，供職的企業(yè)瀕臨倒閉也不是什么新聞。有道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既然選擇了經理人這條從業(yè)之路就要義無返顧于我們對責任的恪首。
三是要有堅定的意志。但凡一名職業(yè)經理人，一定要有必勝的信念，不達目的勢不罷休。堅定而旺盛的意志，是成功的一半。這個世界一切皆有可能，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不努力注定要失敗。方法永遠比困難多，前提是我們一定要有超常的意志來審視困難。很多企業(yè)領導失敗在自己的意志，缺乏持久的耐力，淺嘗輒止，在壓力面前選擇退縮，其實這是資方最大損失的。
總之，在中國的文化中，往往是越簡單的東西越難做到。而如果想要達到這種境界就必須要做到知行合一。對于企業(yè)管理也是同樣，知行合一應當成為中國知識型企業(yè)的新商業(yè)倫理。知行合一很難，但作為企業(yè)領導的我們，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堅持做到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