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需要時間來消融。

　　當年，袁世凱做了民選總統，又想當皇帝，結果適得其反，一代名臣反落得一世罵名。

　　可是，處于那樣的時代，有幾個又能抵擋得了做皇帝的欲望呢？即使到了現代——近百年后的今天，從官僚到老板、從私企到國企、從公司到部門……“皇帝”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越來越多之勢。名義上的“皇帝”死了，中國人心中的皇帝夢卻依然強烈，一遇到合適的土壤邊會冒出來。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潛移默化，幾乎支配著我們的所有行為。

　　一、追求：權力勝過發展

　　你要問中國的老板追求的是什么，他可以告訴你很多冠冕堂皇的答案，可如果你把他的話當真，那邊成了傻瓜！他們只是在例行自己的義務，把重復了多少次的面子話再重復一次罷了！說者無意，聽者也不能當真，否則的話，你就難以解釋為什么中國企業普遍缺乏社會責任這一現象了！

　　但無論如何，企業都應該追求組織本身的發展，這似乎應該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但且慢，對中國的老板而言，其實還有比這更重要的，那就是自己的權力！那種權力和權力才有的支配感，對中國人來講是最有吸引力，為了抓牢他，即使犧牲組織的利益也在所不惜。所以，中國才會有那么置企業于不顧你死我活爭奪權力的例子。這種現象也適合于中低層管理者，只不過他們爭奪的是低層次的權力罷了。

　　在中國的歷史中，皇位的爭奪是最殘酷的，為了把這一至高無上的權杖爭到手，什么手段都能用，別說是百姓的死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是可以被利用、被犧牲的。很明顯，這種爭奪的目的是權力，而并非他們自我標榜的朝代的延續和天下的安危。這也許正是中國企業老板們“權力勝過發展”的根源吧？

　　二、決策：集中勝過民主，民主是為了集中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一言九鼎、說一不二可是能力的象征——古代英明神武的皇帝都是這么做的，我們如果做不到，豈不是沒有了權威？決策“一言堂”現象在中國的企業幾乎比比皆是，以至于在最先進的組織模式——股份公司里，董事會也都成了擺設，即使是舉手、投票，那也只是擺擺樣子、走走形式。這時的“民主”是為了讓“集中”具有合法性。“民主”倒成了“集中”的幌子，如此“掛羊頭賣狗肉”，恐怕是西方民主形式的發明者們怎么也理解不了的。

　　三、用人：聽話勝過能力，血緣勝過學院

　　《不要講任何借口》之類的“偽執行”圖書當年之所以能在中國大興其道，正因為它迎合了中國企業老板們的用人心態。在用人方面，中國的老總喜歡兩種類型，一種是“狗”：能力不要管，聽話、乖巧才是最重要的。在中國歷史中可以找到無數諸如此類的例子。另一種是“一家子”，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全上陣，真正做到了以企為家、以家為企，有時候連董事會也變成了家庭會議，至于那些有學歷、有能力的外來人，眼見升遷無望，也只能一走了之。除了自身的修養和觀念，這種用人觀其實和第一條(追求權力而非組織發展)有密切的關系：既然“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么當然要用支持“我”的自己人，而不是用組織需要的有能力的人。
　　可最大的問題是，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皇帝或老板本身倒往往成為信息閉塞的犧牲品。所謂的“聽話”其實是一種感覺，聽話者為了獲取利益，往往會堵塞老板們的視聽，讓他們成為真正的“寡人”，更何況，在很多時候，聽話也有“真聽話”和“假聽話”之分，當年的齊桓公不可一世，最后也正是死在了那幾個“假聽話”的“忠臣”手里。用錯人對組織和老板本人的危害有多大，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四、制度：制度是狗，只對外人才講制度

　　“以人為本”、“制度化”、“誠實守信”…這是中國老板最喜歡講的一些話，卻也一樣當真不得。中國人的骨子里是蔑視制度的，這是導致中國社會的法制進程如此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制度就是用來被違反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遵守制度是無能的一種表現，而違反制度則被當成有能力、有路子、“上面有人”的象征。所以，在企業中違反制度的都是老板、高官或老板親信等那些所謂“有臉面”的人，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恐怕是難以建立起有效的制度體系的。

　　當然，制度并非什么時候都不講——中國人可沒有一視同仁的習慣。制度是“狗”，“狗”只對外人狂吠，卻不會咬自己，所以在中國的社會和企業中，“制度是這樣規定的”往往是拒絕的同義詞，這說明你是外人，要想辦成事你就得意思意思了！“狗”人通過“狗”謀自己的私利，這種事中國人是不會陌生的。

　　五、授權：事必躬親，授責不授權

　　有很多老板抱怨下屬不能承擔責任，大事小事都要請示，卻不知道這一切的根源正在自己本身。無論是中國的社會觀念，還是價值取向，中國人其實認可的都是那些事無巨細、事必躬親、親民勤奮的官員或領導者。在這種觀念和意識的支配下，老板們自我塑造和下屬們的期許意向其實是一致的，這也就不難解釋中國企業的“一支筆”現象為什么如此之普遍了。當然，有些老板有時候也會發出授權的聲音，特別是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老板們感到自己——并且好像只有自己——最辛苦的時候，往往會怒氣沖沖地向下屬提出“你辦事，我放心”之類的授權意向——這種情緒和方式本身就已經說明了這種授權的非理性，如果你把這種授權當真，甩開膀子大干一場，那可能只會讓你迅速地走向失敗。老板們說的授權其實是“授責”，只讓你承擔出問題的責任，你卻要爭權力，莫非想“造反”不成？更何況，授權是需要體系支持的，并非一句話說授就授了，由于缺乏管理系統的支持，中國式授權往往是又一輪“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循環的開始罷了。

　　六、結局：只有明“帝”，難有名企

　　一個將個人權力置于組織命運之上的組織，一個將決策集中于自己一身的組織，一個任人唯親、喜歡用“狗”和“一家子”的組織，一個缺乏制度體系、系統混亂的組織，一個事必躬親、頂多只有一個人在推動的組織，注定了他的命運不可能超過老板的自然壽命。其實，能夠遇到一位英明的老板——就像遇到一位好皇帝——這已經是組織的造化了，由于這種管理缺乏延續性和可復制性，往往隨著老板的消亡而徹底顛覆。中國歷史中出現過不少英明神武的好皇帝，但最終沒有一個能夠延續，更談不上朝代的永恒。有位外國人評論說，中國的歷史是一個不斷更替的過程，看不到任何進步的跡象(大意)，這種批評雖然不好聽，卻是客觀的現實?，F在，中國企業也正在重復這樣的命運。開放幾十年，中國經濟經歷了幾次大的波折、大的變革 ，潮起潮落也誕生過不少時代的寵兒，只可惜能長大、能常青的企業卻少之又少，這其中的緣由，值得我們認真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