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已60多年的印度圣雄甘地，在上一個世紀提出毀滅人類的“七宗罪”，其中一宗就是“沒有道德的商業”。
然而近年來發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沃爾瑪假冒的“綠色豬肉”等食品安全惡性事件表明，企業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需要足以引起重視的地步，社會亟待商業倫理的重建。
浮躁癥讓商業倫理凋零
對于商業倫理的缺失的現狀，曾任IBM(中國)全球企業咨詢部運營戰略首席顧問的白立新在一篇文章中感嘆說，企業家在天堂門口的時候，上帝不問你的企業有多大，他會問你做大過程中有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上帝不問你的企業有多強，他會問你做強之后是否善待客戶員工和伙伴；上帝不問你的企業有多久，他會問你長久時間里，消耗了多少石油、天然氣、煤炭、淡水、新鮮空氣等不可再生的資源！
企業盈利與否本不關乎道德，但企業以何種方式盈利或虧損，則不得不考慮是否有違道德?！妒返俜?middot;喬布斯傳》中介紹蘋果 營銷 哲學一段里，作者描述喬布斯強調的一個前提是，“你永遠不要懷著賺錢的目的去創辦一家公司，你的目標應該是做出讓自己深信不疑的產品，并創辦一家生命力很強的公司。”
但在中國的商業社會，商業倫理被破壞的情況屢屢發生。
由《世界 經理人 》雜志針對1500余名企業經理人所作的一項調查中，近八成的受訪者認為，企業的失敗應該歸咎于商業道德喪失。除此之外，認為“急功近利，沒有長遠發展目標”和“價值觀缺失”造成企業失敗的受訪者也分別達到74.1%和62%。
“近些年來，在資本、利潤的驅動壓力下，中國企業越來越浮躁，越來越重視規模、利潤，卻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因此導致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鐘宏武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掌管百億快遞王國的順豐董事長王衛在談到為何不想 上市 時就曾表示，他做企業，是想讓企業長期地發展，讓一批人得到有尊嚴的生活。上市的話，環境將不一樣了，要為股民負責、要保證股票不斷上漲，利潤將成為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這樣企業將變得很浮躁，和當今社會一樣的浮躁。
“在利益訴求和堅守道德的衡量中，企業應著眼長遠，平衡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這需要管理者的全面考量。”廈門大學企業社會責任與 企業文化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偉陽認為。
商業倫理是企業“護照”
實際上不僅是中國，企業倫理已成為全球企業共同面臨的問題。就在本周，日本醫用設備及數碼相機制造商奧林巴斯公司承認，公司3名高管通過向咨詢機構支付天價費用等方式來掩蓋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投資證券所造成的虧損。而10年前，安達信倒閉、世通公司財務丑聞等一系列惡劣事件也震撼了美國與全球業界。
“眾多企業頻繁爆發出各種問題，制度管理只是淺層次的管理，更深層次的是人性的管理。”稻盛和夫 (微博) (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曹岫云 (微博) 在一次 論壇 上指出，當越來越多的企業陷入各種“問題門”的時候，單純靠制度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因為這是商業倫理缺失的問題，也是企業家人性喪失的問題，只有喚醒人性，激發人本善的良性一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也認同這一觀點，他在一個相關論壇上就曾表示，作為一個企業家，不僅要有正常人的道德標準，還要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道德約束。而且在市場日益規范的情況下，越往后走，道德的尺度對企業家就越重要。
而在互聯網時代，商業倫理更是企業進入全球的護照。在日本著名戰略大師大前研一看來，由于員工、合作伙伴、客戶、競爭對手等，都在注視著企業家，如果其個人行為有錯誤，或者公司做法有錯誤的話，就會馬上在互聯網上被議論和放大。
因此他認為，商業倫理必須在每日 工作中每一分鐘、每一秒進行貫穿下去。商業倫理精神是基于公司文化的，就像公司的DNA一樣。公司必須不斷地創新才能前行，但是有一些東西是需要保留的。成熟的公司需要改善的是戰略組織，不能改變的是價值觀念。
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很多公司也在有意識地不斷強化這種商業倫理的DNA。數據表明，Fortune雜志排名前1000家的企業，其中約75%都有明確的倫理準則用來規范員工的行為，而且很多企業設有企業倫理管理的機構或主管，他們會制定企業的倫理準則；對員工進行倫理方面的學習 ；處理員工在工作中有關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和疑慮，比如說性騷擾問題。
為了鼓勵企業自主地提高道德建設水平，西方一些政府的管制措施具有針對性和差異性。例如，政府對經營道德上出現問題的企業在執行罰金上有不同措施：原本應處以罰金4000美元的事件，如果被罰企業已經建立了內部道德管理制度，則罰金為標準的0.05倍；如果企業沒有建立相應的倫理管理制度，則罰金為標準的4倍。
企業倫理的外部制度建設同樣可以從倫理標準的引導、倫理監督、倫理獎懲等多個角度進行。在加拿大等國，政府不僅有完善的法規在某種程度上強制企業遵守一定的倫理規范，還設有專門負責監督的倫理官員。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蘇勇認為，以先秦儒家“見利思義”的義利觀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傳統商業經營思想，或許對我們今天構建現代商業倫理體系和矯正企業經營倫理和企業家的義利觀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企業道德思想取決于決策者的道德素養，所以正如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里所言，企業家要有“道德的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