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商業活動從規模與數量上講，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為什么中國出不了企業家？中國古代的市場經濟為什么不能夠大發展？一部《水滸傳》可以說作了最好的解釋，因為集市貿易要上升為市場經濟，關鍵在于組織的強大與制度對利益的保證，而建立強大的組織與制度，背后是組織凝聚人心的文化，以及制度對個人利益的尊重。正是在這一點上，《水滸傳》形象地刻畫了中國組織文化與制度的基本，那就是“兄弟情義”與“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的江湖文化。
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能夠聚在一起，官逼民反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個“義”字。從七位好漢劫了“生辰綱”上梁山開始的晁蓋時代，講究的是“聚義”，強調的是“兄弟之義”，在這里，義其實是一種“準血緣關系”的合作方式，這種合作方式有時甚至超過血緣關系,《三國演義》中的劉關張“三結義”就是一個很好的典范。所謂“聚義”，講的就是大家以兄弟相稱，組織中的“大哥”便是領導，然后以“兄弟的大哥也是我大哥”的邏輯，來依次實現組織管理的權力分配。
宋江上山是水泊梁山的第二階段，他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把“兄弟結義”上升到對接“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忠”，其實就已經讓梁山文化招安了，后來真正離開水泊進入官軍之列，不過是這種文化的具體實現而已。因為“聚義“是一種民間草根性的組織形態，是一種“不分好壞，只分情義”的組織合作方式，但“忠義”則就不同了，“忠”往往是與“君”聯系在一起的，“義”的前面加上了“忠”，就表明了民間草根的兄弟之義，要上升到官方“替天行道”的“社會之義”。
也正是從“聚義”改為“忠義”開始，梁山陣營其實已經分化成兩個體系，一個是以李逵、武松、魯智深、阮氏兄弟等為代表的草根體系，這個體系的目標是“兄弟快活”，另一個是以盧俊義、楊志、呼延灼、關勝為代表的舊官員體系，這個體系的目標是“為國盡忠，清史留名”。應當說，強調“快樂吃喝的兄弟聚義”對草根階層足夠，但要想招納一些在社會上有足夠名譽與地位的“體制內好漢”，沒有“替天行道”的“忠”是不行的，所以宋江招安并不是他一個人的追求，而是一百零八將中“離開體制內”的那些失意者，要重回主流社會的追求，而沒有這種追求，梁山短時期之內要招納那么多人是不可能的。
宋江應當說是這兩個陣營中間的核心人物，也是這兩種“義”的平衡者。“仗義疏財及時雨”的名號，清晰地表明了中國社會組織凝聚的文化傳統，那就是要想形成大型組織，最重要的是“人心”，而人心中，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財富分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反過來，那些受到過幫助的人，不僅未來要“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而且要傳播這些仗義疏財的義舉，從而形成一個鼓勵幫助弱者，打擊欺壓弱者的江湖文化，這就是為什么一個小縣城的押司宋江，居然能夠在江湖擁有如此巨大的“品牌號召力”的原因。一部《水滸》，講清了中國創建與發展組織的文化基因，那就是“情義文化”。
現在我們來看水泊梁山的制度體系。梁山也是有制度的，有專門的人與專門的“軍法”，還有帶有賭注性的“軍令狀”，但這一切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制度服從于“義”與“忠”。作為政府官員的宋江放跑晁蓋等人，反而贏得一片喝彩，便是江湖文化中“制度與情義”孰輕孰重的最好說明，這種草根文化深深地滲透于每個角落，甚至宋江犯罪發配，都沒有人愿意執行，弄得宋江只有自己執行自己的發配。
按產權經濟學的研究，制度是減少經濟活動中交易費用的一種手段，現代企業制度就是適應更高級、更復雜的經濟活動的產物。那么中國商業活動中為什么建立不起來現代企業制度？這是因為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減少交易費用的手段，那就是準血緣的兄弟結義體系。大家都是兄弟，憑心交易，論功行賞，這樣的江湖文化的好處是簡單與高效，但最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熟人文化”與“生人文化”。也就是說，水滸式的江湖文化其實是一個封閉的圈子，楊志在攻擊晁蓋等人殺富濟貧的時候就質疑：“你們劫的十萬貫是如何分的？不就是在幾個兄弟之間分嗎？分給天下窮人了嗎？”
這就是江湖文化的特色，對生人講制度，但對兄弟對圈子中的熟人就要講情義了。“兄弟之間”談錢，那不見外了嗎？這是一方面，利益沖突是客觀存在的，萬一真出現矛盾的時候如何辦？解決的方法是“能人政治”，人們需要一個懂得江湖潛規則的“及時雨”來解決江湖紛爭，而老大解決問題的方式也非常簡單，那就是“義字當頭”，只不過這種“義”是局限于兄弟范圍的，為了兄弟可以犧牲其他人的利益，以情感與道德替代規則，獨裁便產生了。從情義開始，到獨裁結束，一部《水滸》也講清了中國組織與制度深化的邏輯主線。
在很多民營企業中，我常看到供奉著的關公像，在一片現代化的設備包圍中，紅燭黃香的關公供奉臺很是不協調，但這就是中國不少民營企業家凝聚人心與管理組織的內心寫照。在相當多的企業家心中，最好的組織方式仍然是“義”，最好的制度設計仍然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組織與制度設計在企業創業期與成長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以至于“中國式管理”的呼聲此起彼落。
但現代企業制度畢竟是建立在另外一種邏輯之上，那就是尊重人格獨立與個人利益，并以此為基礎來設計組織與制度。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企業最大的挑戰并不是業績，而企業家本身，如果企業家不能夠超越水滸式的江湖義氣，去學習與擁抱現代商業文明，那未來的結局會是什么？市場經濟從來就不僅僅是一種賺錢的交易體系，更是一種關于個人價值與組織合作的文化體系，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才剛剛開始，而衡量這一建設的時間周期是五十年，一百年，而不是短短的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