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財務管理目標的本質：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

傳統上公司財務管理目標經歷了股東利益最大化、企業價值最大化和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的歷史變遷（袁振興，2004），但本質上，公司財務管理目標是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兩者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差別，是什么導致這種差別，以及在新技術下這一目標會有怎樣的實現方式，是本文研究的主題。

自然人企業與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和價值基礎有本質的不同。自然人企業向公司制企業轉變，決定了其財務管理目標必然隨之改變。

（一）公司屬性之一：產權基礎

自然人企業（包括獨資和合伙）是以無限責任為基礎的，而公司制企業則是以有限責任為基礎的，這種無限責任與有限責任的差別是決定企業是否具有產權基礎的前提。在無限責任的前提下，企業作為自然人的財產與自然人企業的財產是合二為一的，自然人的財產權利決定了自然人企業的財產權利。自然人企業本身并不作為財產主體得以存在，當然也就不具有相應的財產權利。自然人企業對外行使權利承擔義務遵循的是民法典的規制，也就是按照民法的要求，由作為企業所有者的自然人行使權利、承擔義務。與自然人企業的無限責任不同，公司制企業是一種有限責任的企業。企業制度之所以要由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一方面在于無限責任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也由于公司制企業能夠彌補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無限責任會導致自然人所有者用于個人和家庭消費的財產與用于企業生產經營的財產邊界無法界定，一旦企業破產而承擔無限責任，有可能使個人的生命延續和家庭存在難以為繼。所以，從自然人所有者而言，有一種將用于自身消費的財產與用于企業投資的財產進行分離的需要；從社會的角度，為了促進社會穩定和諧以及鼓勵干事創業，也需要自然人所有者把用于自身消費的財產與用于企業投資的財產進行分離。正是這種分離，產生了重構企業產權主體的必要，公司法人得以產生，公司法人財產權得以存在。這樣，公司可以以自然人投入的有限財產的占有、使用、處置和分配權，對外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公司在法律上具備了人格特征從而成為了法人，法人與自然人相對應。正因為公司是以有限責任為前提的，而有限責任又是以法人財產為基礎的，所以，公司制企業的屬性之一就是產權基礎。有了這一產權基礎，自然人所有者不再承擔無限責任，而是以投入公司制企業的財產承擔有限責任；公司制企業對外行權也只能以自然人所有者投入的財產承擔有限責任。由于自然人所有者只承擔有限責任，當企業面臨破產時，其用于個人和家庭消費的財產得以保證，自然人所有者個人的生命得以延續，家庭得以存續，社會得以安定和諧。

二是自然人企業很難以自身的身份對外籌資，從而使得企業難以不斷地成長壯大。由于自然人企業是一種無限責任的企業，自然人所有者個人的全部財產與企業的財產邊界沒有界定，個人和家庭的收支與企業的收支也混雜在一起，企業的財產邊界無法界定清晰。這不僅表現為企業設立時初始財產邊界的界定不清（這正是無限責任的特征），也表現為企業持續經營過程的財產邊界仍然不清。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如果以自身的財產對外進行籌資，基本不存在可能性。企業對外籌資的前提是進行籌資定價，也可能要以企業自身現有的財產對外提供擔保。當企業的財產邊界不清時，既無法用界定清晰的財產數量與質量進行定價和提供擔保，也無法在持續經營的過程中明確地劃定資金提供者的全部權益。在各國經濟實踐中，私營中小企業難以做大，生命周期也比較短（黎娜等，2016），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Abdesselam，2004；曹裕，2011）。這種融資難根本在于許多中小企業雖然注冊為公司制企業，但由于公司治理的種種缺陷，法人財產權邊界難以明確劃定。法人財產常常受到相關所有者的侵蝕，雖然公司形式上存在法人財產權的邊界，但實質上卻被打破。因此，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要求將無限責任的自然人企業轉變為有限責任的公司制企業，形成明確的公司法人財產邊界。不僅初始財產邊界必須明確，而且公司持續經營過程中的財產邊界也必須明確。這樣，公司制企業就可以以法人財產為基礎確定籌資的價格，也可以以持續經營變化了的法人財產為基礎確定資金提供者的全部權益。公司制企業有了產權基礎這一屬性，就可以對外進行籌資，對外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可見，公司法人的產權基礎是對公司制企業進行定價的前提。沒有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就不可能對證券進行定價，沒有定價就不可能形成證券的買賣，從而就沒有證券市場的流動性。正是資本市場的證券買賣形成的流動性，實現了資本市場的資源宏觀配置功能。從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公司制企業是實現資源的宏觀配置的前提，而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屬性又是公司制企業得以產生和存在的前提，所以，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屬性決定了資源的宏觀配置及其效率。

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屬性意味著法人財產權是獨立的、專屬的、固有的，任何利益主體都不可侵犯的。不僅所有者的財產邊界與公司的財產邊界必須劃清（也即所有者的消費與投資的邊界明確劃定），其他利益主體的財產邊界與公司的財產邊界也必須劃清。最終公司必須能夠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從而公司自身的權益得以明確，所有者和其他利益主體在公司的權益也得以明確。而且正是擁有了法人財產權，公司可以對外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可以以自身的名義對外籌資和投資并開展經營活動。    

（二）公司屬性之二：價值基礎

公司制企業是以兩權分離為基本特征的。之所以將所有權與經營權進行分離，是因為經營者是專業化、專家化的經營主體，通過其從事經營活動能不斷地為公司創造更多的價值。如果說公司的產權基礎是公司得以設立和運用的前提，那么，兩權分離后，通過經營者的專業化和專家化經營，公司這一平臺就開始創造和實現價值?？梢姡镜漠a權基礎是前提性的，價值基礎是結果性的，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屬性和價值基礎屬性是缺一不可的。

所謂公司制企業的價值基礎屬性，是以法人財產權為基礎，以公司為平臺，通過授權經營者經營，創造和實現價值。它包括了所有者通過投資向公司投入價值、經營者和員工以及其他利益關聯人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創造和實現價值，所有者、經營者、員工及其他利益關聯人分享創造的價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早期的自然人企業通過自然人所有者經營自身的財產，為自身創造和實現利潤。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自然人所有者利用自身的財產開展經營活動，自身創造和實現價值，并不存在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的問題。二是自然人所有者投入企業的財產與其個人財產是重合的，這是無限責任存在的基礎。自然人所有者投入企業經營的財產既可以是現金的也可以是實物的，而生產的產品既可以被賣掉從而實現價值，也可以作為使用價值而被自身消費，這正是用于消費和用于投資的財產邊界并未劃定所決定的。自然人所有者對自然人企業的投入以及從自然人企業的獲取并非都是價值形態，實物形態也是其中之一。

而在公司制企業中，情況大為不同：自然人所有者投入企業的是價值，即便是實物形態的投入也必須轉化為價值；公司利用這一無差別化的價值形態的出資，生產符合市場需要的任何產品，生產這些產品的生產手段和生產對象的實物形態是極不相同的，但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創造和實現價值；自然人出資者也分享公司創造和實現的價值，而不是獲得公司所生產的產品滿足自身的消費需要（這顯然是使用價值而非價值形態的）；自然人出資者也可以將持有的公司股權賣掉，這里賣掉的不是公司的資產，而是出售公司的股權價值。所有這一切都是價值屬性的。

早期的公司制企業通過自然人所有者出資，委托經營者經營，經營者（大股東、其他股東或者職業經營者）憑借自身專業化、專家化的經營能力，既為所有者帶來利潤也為自身帶來收入。如果所有者的利潤目標和經營者的收入目標都不能實現，兩權分離就不可能存在，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委托經營關系也不會發生?？梢钥闯?，自然人企業與公司制企業兩者創造和實現價值的主體根本不同，前者是自然人所有者本人，而后者則是以公司為平臺的專業化、專家化的經營者。之所以通過兩權分離形成公司制企業，事實上在于公司制企業通過經營者的受托經營，比之于自然人企業能夠創造和實現更大的價值。沒有這一前提，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屬性就失去了目的，從而沒有存在的意義。正是有了這一前提，自然人所有者才愿意向公司進行投資，讓渡部分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于公司法人；經營者才愿意接受所有者的委托，進入公司作為法定代表人，并對所有者讓渡的部分財產實際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公司作為法人成為了自然人所有者投資和經營者經營的平臺，通過這一平臺創造和實現價值，為兩者帶來期望的目標收益。

公司制企業的價值基礎屬性涉及到為誰創造和實現價值，以及怎樣創造和實現價值。自然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合一，當然價值創造和實現的目的就是為自然人所有者本身，并且也必然通過自然人所有者自身來經營以創造和實現價值；公司制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自然人所有者委托經營者經營，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形成了委托受托經濟責任關系。在這種關系下，經營者必須首先實現所有者的資本保值增值，是因為所有者對公司進行了投資，是所有者聘用了經營者，財務的目標就表現為“所有者利益最大化”（股東利益最大化）。同時，經營者之所以接受委托，也必須要為自身帶來收入。為了達成這兩個主體的收益目標，經營者必然借助公司平臺，運用所有者的投資開展經營活動，創造和實現價值。這一價值的創造和實現是以公司這一平臺為基礎的，所以從形式上看，價值創造和實現是由公司進行的，而實質卻是由所有者的投資與經營者的能力及其發揮的作用結合而形成的。由于有了公司這一平臺，所有者提供的投資和經營者的經營能力才有了發揮作用的載體，這就決定了公司的另一個屬性就是價值基礎。這里，通過公司平臺達成了所有者投資與經營者能力的有效結合，創造和實現公司的價值，而分享該價值的則是自然人所有者和經營者。

隨著公司制企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公司制企業價值創造和實現的主體以及實現方式也在改變。如果說早期的公司制企業強調的是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受托責任關系，從而要求經營者為所有者和自身帶來收益，那么，進一步發展的公司制企業實踐表明，一個企業的價值創造和實現并非只是由經營者履行受托責任就能帶來的，經營者也必須要聘用員工并與之形成受托責任，通過員工履行受托責任才能最終實現公司價值（徐玉德，2006）。實際上，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必須要四個主體提供的四種要素才能達成：政府提供環境要素（公共產品和公共秩序）、所有者提供物質要素、經營者提供決策要素、員工提供執行要素。這四個主體所提供的四種要素在公司平臺上進行協調整合，才能為公司創造和實現價值。這進一步證明了公司制企業價值基礎屬性的特征，但這一價值基礎屬性不僅僅局限于所有者和經營者兩個主體及其提供的要素，而是四個主體及所提供的四種要素。由于這四個主體所提供的四種要素都集中在公司這一平臺上，只有同時發揮作用才能創造和實現價值，所以財務的目標就進一步變化為“公司價值最大化”。正由于四個主體借助公司平臺創造和實現了價值，四個主體就必須要分享這一價值，但分享的主體就不再只是所有者和經營者，而是包括了政府和員工。

實際上，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不僅取決于公司平臺上的四個主體所提供的四種要素，而且也取決于公司的外部環境與公司內部要素的有機結合。沒有供應商所提供的各種生產要素，公司就會失去生產經營的手段和對象，從而無法生產產品、創造價值；沒有客戶對公司產品的需求，公司產品的價值就無法實現；沒有競爭對手的競爭，公司就不會進行持續不斷的創新，既在競爭中獲得持續不斷的優勢，又不斷地為客戶提供更多更好的優質產品；沒有債權人提供的資金，公司就不能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資金需要和持續不斷地擴大生產規模。如此等等，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都不是自身的孤立行為所致，而是內部要素與外部環境有機結合的結果。公司外部環境中的各利益主體就是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一方面，公司只有借助這些利益相關者才能創造和實現價值，另一方面，公司只有為這些利益相關者帶來價值，他們才愿意與公司共同創造和實現價值，這樣財務管理的目標就進一步放大為“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在理論界關于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李心合，2003）是指公司內部的股東、經營者和員工等的利益最大化，前面所述公司價值最大化已經包含了這一層含義，理由很簡單，這些公司內部的利益相關者的價值最大化必然是以公司價值最大化為基礎的，公司價值最大化才可能使這些利益相關者整體利益價值最大化。廣義的利益相關者（賈生華，2002）就不僅僅是指公司內部的利益相關者，而是包括公司的所有外部利益關系人。例如，一個公司如果不關注需求者的整體價值，就不可能獲得需求者的青睞，從而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不難看出，公司的價值基礎屬性并不僅僅只是拘泥于公司本身，也不僅僅受限于公司內部各主體所提供的各種要素，而是一切有利于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的內外部主體及其所提供的要素，公司價值創造的主體和要素進一步外溢，相應地，公司與利益相關者共同創造和實現的價值，就必須為利益相關者所共同分享。

隨著市場需求個性化、多變化、多樣化的出現，傳統大規模、標準化的工業化生產與這種特征并不相適應，有必要對供給側進行調整。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一方面，越來越出現分工細化的趨勢，這種趨勢意味著每個被分工主體所生產的產品都只是消費者最終需求產品的一部分，只有將這些部件產品有效地組合成完整的可用產品，才能被消費者所接受并愿意支付相應的價款，從而相應公司的價值才能被創造和實現；另一方面，由于分工被細化，每個被分工的主體只生產消費者所需要產品的一個部分，就使得這一分工主體可以根據消費者個性化、多變化、多樣化的需求，應需、應時組織生產。建立在消費需求個性化、多變化、多樣化背景下的供給側結構特征是企業分工越來越細化，任何企業都不可能僅以一己之力為滿足最終消費需求提供完整產品，只有這些企業形成完整的協作關系才能滿足消費者的最終需要，只有多個企業的協同才能同時滿足單一消費者個性化、多樣化、多變化的需求。任何一個公司制企業的價值都需要其他企業的協作才能創造和實現，其他企業之所以能夠進行協作，是以分享共同創造和實現的價值為前提的。

綜上所述，雖然公司基于產權基礎屬性的要求，必須要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公司的產權邊界和利益邊界不可以被逾越，但是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不能只依賴公司內部的主體及其所提供的要素，也必然依賴相關外部主體及其提供的要素。這意味著公司的價值基礎屬性不是僅僅局限于產權基礎屬性的范圍，就產權基礎屬性而言，任何其他利益相關者都不可能越雷池一步，不可侵蝕公司產權和利益；就價值基礎屬性而言，公司必須與價值創造和實現有關的任何外部主體進行有效協作，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具有組織外溢性。

公司制企業的價值基礎屬性意味著企業設立的目的就是要創造和實現價值，而創造和實現價值就必須要通過與此有關的所有主體及其所提供要素的協同整合才能達成，這就是價值共生；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屬性意味著企業價值共生后，就必須要對共生價值進行共享，這里共享的本質就是分享，不同的產權主體都有各自獨立的利益，只有將共生的價值讓這些產權主體得以合理分享，它們才能提供企業價值創造和實現所需的要素。價值只有共生才能最大化，價值只有共享才能共生。

傳統上，公司制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由股東（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到企業價值最大化，再到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突出的是不同利益主體的價值如何實現最大化（李心合，2003）。實際上，價值最大化只有在價值創造和實現的各主體及其要提供的要素協同整合時才能達成，而其本質就是價值共生；要達成價值共生的目標又必須以所有相關利益主體價值共享為前提。正因為這樣，財務管理的基本理念就應該轉化為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而不是某一主體的價值最大化。正如前面所述，這一理念是建立在公司制企業的產權基礎和價值基礎兩個屬性之上的，回顧公司制企業價值創造和實現的歷史，不難看出這一理念的演變過程。

（一）基于自然人企業視角的財務管理目標

在公司制企業之前，自然人企業確實是自然人所有者自行出資、自我經營，設立企業和經營的目的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既是企業設立的出發點也是其歸屬。自然人企業以自身的全部財產對企業承擔無限責任，企業本身并不構成為一個資源集合的平臺，而自然人所有者承擔無限責任必然也要實現自身利益的無限最大化。盡管自然人企業也雇傭員工，但本質上雇傭的員工與雇主之間不是一種平等關系，談不上雇工與雇主之間的價值共生、價值共享的可能。價值共生、價值共享是以各要素提供主體的平等地位為前提的，因此在自然人企業不會產生價值共生、價值共享的財務理念。

（二）基于股東和經營者視角的財務管理目標

兩權分離是公司制企業產生的條件之一。公司制企業的股東作為所有者向公司出資，實行有限責任，從而形成了股東私人財產權與公司法人財產權的分離。公司制企業形成了法人財產權，就必然需要相應的主體作為法人財產權的代表行使相應的權利，并經營公司的法人財產，由此就會產生公司股東的所有權與公司經營權的分離。經營權可以由最大的股東、其他股東或者職業化的經營主體行使，但他們都只是作為專業化、專家化經營者的角色行使經營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股東或者其他股東擔當經營者，也不會否定兩權分離是公司制企業產生條件的結論。大股東或者其他股東擔當經營者，他們既要獲得資本收益也要獲得經營薪酬，這正是兩權分離的體現。無論是大股東、其他股東還是專職的經營者行使經營權，都意味著他們行使的是經營的權利，他們必須具有專業化、專家化的經營能力才能被股東聘用。公司的全部股東作為所有者擁有公司的所有權，公司的經營者擁有公司的經營權，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形成委托受托經濟責任關系。公司制企業形成于市場經濟背景，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形成委托受托經濟責任關系，是通過市場討價還價而達成的，并以契約的方式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這是一種典型的市場平等。在這種市場平等實現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經營者處于更為有利的位置，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市場中孕育了專業的獵頭公司，以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在市場中的平等博弈。在公司法人形成后，公司的自然人所有者向公司出資而形成資本要素，而經營者向公司提供專業化、專家化的經營能力要素，兩個要素的有機結合共生了公司價值，兩個主體又依據自身所提供的要素分享共生價值。為了使分享的價值最大化，兩者在提供各自要素的基礎上通過協同運作使共生價值最大化。至于兩者如何來分享這一最大化的價值取決于兩個方面的要素：一是兩者分享這一價值就意味著他們必須處于平等的市場地位，如果地位不平等，地位高的一方就可能會掠奪地位低的一方的價值；二是兩者分享并不是平分，從理論上說哪一個要素對價值創造和實現的貢獻越大，就應該分配越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兩個主體所提供的要素在市場中的稀缺程度決定了共生價值分配份額的大小。不難看出，早期的公司制企業是由自然人所有者和經營者各自向公司提供了價值創造和實現不可或缺的因素，從而實現共生價值；在此基礎上，兩個主體根據所提供要素的稀缺程度分享共生價值，從而實現共享價值。

（三）基于政府、股東、經營者和員工視角的財務管理目標

實際上，早期的公司制企業脫胎于自然人企業，那時的公司雇工進行生產經營活動，雇工與雇主之間的地位關系具有很強的自然人企業的特征，雇工與雇主的地位相差懸殊。隨著市場的不斷成熟以及公司制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單個的公司制企業完整地呈現了自身價值創造和實現所需要的主體及其所提供的要素，在公司平臺上，內部創造和實現價值必須要四個主體提供的四種要素的有機結合才能達成，由此也產生了公司價值形成的基本邏輯。一是政府提供的環境要素使得公司具備了生產經營必需的外部條件，正是由于有了這一條件，公司才可以設立、才可以持續不斷的生產經營，它是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的起點。二是在政府提供必備的環境要素的條件下，所有者的投資為公司的生產經營提供了物質條件，只有具備了所有者的投資所轉化而成的生產經營活動的手段和對象，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才能展開，它是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的物質基礎。三是在所有者提供生產經營所必需的資本基礎上，經營者通過提供決策要素、確定所有者投入公司的資本到底用來生產經營什么，以及怎么生產和經營，這樣就決定了所有者投入的資本所購買的生產經營手段和對象的性質，只有通過經營者的決策，政府提供的環境要素才能被有效利用，所有者提供的資本才能用于實際的生產經營活動。四是在經營者進行決策的基礎上，員工通過提供執行要素確保經營者決策的有效實現，從而最終創造和實現公司的價值，只有通過員工的執行，經營者的決策才能落地，公司才能創造和實現價值。從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的這一邏輯可以看出，公司的四個主體提供的四種要素共同創造和實現了價值，它們是缺一不可的。每一個前一要素為后一要素提供了前提，而后一要素又成為了前一要素的結果，并且四個要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形成公司的價值。這正是公司的價值共生的內在機理。

既然公司作為一個價值創造和實現的平臺，通過四個主體所提供的四種要素共生了公司的價值，那么四個主體就必然要參與這一共生價值的分享。分享的前提是這四個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這恰恰說明這四個要素在價值共生上具有同等地位，也就決定了價值分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僅如此，在公司作為一個價值創造和實現的平臺得以設立以后，公司為了運行就必然要聚合價值創造和實現的所有必要的要素。

政府為公司提供了環境要素，必然參與公司價值的分享。政府提供的環境要素是以外部的、客觀的形式而存在的，任何公司都會獲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秩序的環境要素。正是這一特征具有公共屬性，政府在參與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的過程中視同為具有同等的作用，從而政府從公司分享價值采取了公共稅費的形式。涉及政府征稅的理論有責任說、利益說和權力說等。責任說表明公司納稅是一種責任，具有強制性；利益說則指公司納稅是因為政府提供了環境要素，為了提供這些環境要素，政府也必須要獲得收入從而分享公司的價值；權力說則認為公民或者企業為了行使自身對政府的權利而予以納稅，如公民為了選舉權、公司為了獲得政策支持等。不難看出，這里政府分享公司創造和實現的價值明顯屬于利益說的范疇，政府提供的環境要素與其他要素共同形成了公司價值，政府是公司價值的創造和實現者之一，自然要分享公司的價值。

公司的所有者為公司提供了物質要素，必然參與公司價值的分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司的所有者為其提供資本也是通過市場方式進行的，這一點在資本市場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所有者在眾多公司中選擇了符合自身期望收益率和風險程度的公司進行投資，這就是一個市場選擇的過程，所有的所有者都處于平等的市場地位，每一個所有者既可以投資公司，也可以從公司撤資，所有者只是公司平臺要素的提供者之一，并沒有什么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傳統上公司制企業單純強調所有者利益最大化，這只是站在所有者委托經營者經營的角度而言的，所有者關注的是公司所創造的全部價值中自身所分享的利潤部分，當然是越大越好。站在所有者的角度，政府、經營者和員工分享公司所創造和實現的價值都不是收入分配問題，而是成本費用的支出問題，政府的稅收稱之為稅收費用、經營者和員工的收入稱之為人工成本。所以，公司創造和實現價值的分享似乎并不存在，唯有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才成為了公司的目標。顯而易見的是，在公司創造和實現的價值一定的條件下，股東利益最大化就意味著其他要素提供主體的利益最小化，這是一個分配問題。任何一個參與分配的主體都會要求公司創造和實現的價值分配必須要公平合理，而不是某一主體分配的份額最大化，利益分配的本質是均衡而不是最大或者最小。正因為這樣，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的目的就不再只是以股東為出發點而形成的單一主體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公司所有主體協同行動所形成的價值的最大化。

公司的經營者為公司提供了決策要素，必然參與公司價值的分享。在經理人市場，經營者通過市場競爭和選擇，受聘于公司進行經營管理活動。每一個經營者都根據自身的能力和期望報酬水平選擇符合自身偏好的公司平臺，并通過這一平臺將自身提供的決策要素與其他主體所提供的要素有效融合，創造和實現價值。每一個經營者在經理人市場上都處于平等的地位，都可以進行自由的選擇；每一個經營者通過與公司討價還價確定自身與公司的權利義務關系，經營者既可以受聘于公司，也可以辭公司而去，他與其他要素提供者一樣具有平等的市場地位。正因為經營者提供了價值創造和實現的不可或缺的要素，經營者必然要分享這一價值。

公司的員工為公司提供了執行要素，也必然參與公司的價值分享。在勞動力市場，員工通過市場競爭和選擇，受雇于公司特定崗位進行相應的業務活動。每一個員工都根據自身的能力和期望的工資水平，選擇符合自身偏好的公司和某一具體崗位，并通過這一崗位的履職提供自身執行要素，與其他主體所提供的要素有效融合，創造和實現價值。每一個員工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可以進行自由的選擇；通過與公司討價還價確定自身的崗位及其相應的權利義務關系，員工既可以受雇于公司，也可以辭公司而去，俗稱“老板可以炒員工的魷魚，員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魷魚”，員工是勞動力市場的自由流動者。員工向公司提供執行要素，與其他要素的融合共生價值，因此與其他要素提供主體一樣具有平等的地位，分享共生價值。

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具有內在必然性，是指價值共生的最大化。公司價值最大化目標也意味著只有在四個主體共生價值最大化的基礎上，四個主體分享的總價值才可能最大化。至于這四個主體在公司創造和實現的最大化價值中各自分享的份額是多少，一般是由其所提供要素在市場中的稀缺程度決定。在公司制企業的早期，工業化特別是制造業的興起，使得資本的需求更旺，從而所有者分享的價值更多；而在市場供過于求、市場多變化多樣化使得經營者的決策更為重要時，經營者分享的價值就不斷增多；在信息化，特別是新技術時代，員工的技術創新能力更為重要，員工分享的價值也就不斷增加。

上述分析表明，一方面公司的價值基礎屬性要求公司的四個主體提供的四種要素有效協同才能為公司創造和實現更大的價值；另一方面公司的產權基礎屬性決定了四個主體自身獨立利益要求分享公司創造和實現的價值。

（四）基于公司利益相關者視角的財務管理目標

在公司的發展過程中，公司自身的發展與外部環境變得越來越密不可分，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財務的目標就逐漸從公司價值最大化演變為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早期的市場，公司與公司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是一種競爭對手關系。整體上說公司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包括供應商、客戶、同行競爭者、債權人，公司與供應商作為競爭對手希望其提供的各種資源價廉物美，而供應商則正好相反；公司與客戶作為競爭對手希望客戶能夠給予自身產品更高的價格，而客戶則希望價廉物美；公司與同行競爭者在競爭中似乎是此消彼長、你死我活的關系；公司與債權人作為競爭對手希望債權人提供的資金成本最低又能及時滿足需要，而債權人則希望利率高，并按照自身的要求供給資金?？梢娺@是一種完全的零和博弈，何以會價值共生？隨著市場競爭的成熟，這種競爭對手的零和競爭模式開始向競爭合作轉變。轉變的結果就是要實現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公司與供應商競爭合作的結果使其所獲得的各種資源既能價廉物美又能確保供應商持續長期利益的實現；公司與客戶競爭合作的結果是公司要為客戶創造價值，客戶不僅僅能獲得產品的使用價值，而且能夠以最低的價格和最好的服務獲得商品的使用價值；公司與競爭對手競爭合作的結果是雙方持續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競爭優勢；公司與債權人競爭合作的結果是既保證公司隨時、持續的資金需要，又使得債權人的本息能夠及時、足額償還。公司與外部的利益相關者從競爭對手到競爭伙伴的關系的演變，實質上決定了財務目標從公司價值最大化向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轉變。這意味著價值最大化的主體不再只是公司，而是包括公司及其利益相關者，價值共生和共享的主體顯然越過了基于產權基礎的公司自身的邊界，公司只有與這些利益相關者進行競爭合作，才能實現整體價值最大化，在此基礎上，公司與其利益相關者來分享共生的最大化價值；這里的價值最大化不再只是基于公司內部，而是外溢至公司外部利益相關者。這意味著，價值共生的主體是不受公司產權邊界所約束的。

（五）基于價值鏈視角的財務管理目標

伴隨著社會和產業分工的進一步細化，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企業協作關系的不斷加強，特別是在“大智移云物區”等新技術出現后，使得已有的分工和協作能夠通過新技術得以超常實現。一方面更加促進了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使得協作可以超越物理空間的阻隔和時間差異的障礙。公司創造和實現價值就不再拘泥于自身平臺上的四個主體所提供的四個要素的有效聚合，而是超越公司本身與其他具有產權基礎的相關的任何公司，在更大的時空中進行有效的整合，以生產滿足最終消費者所需要的產品。價值共生也就不再拘泥于公司本身，而是發生在所有關聯公司之間。整體上說，這種跨組織（或者公司）價值共生具有兩種形態：

第一種是虛擬網絡平臺所聚合的價值共生體系。“大智移云物區”等新技術形成了線上的虛擬世界，虛擬世界的基本特征是通過信息體系將整個世界連成一體。在經濟領域則是把分工著的公司體系有效地連接起來，從而形成虛擬平臺組織，在這一平臺組織上，公司與公司、公司與消費者能夠緊密地連接起來，既使得線下的分工著的公司進行有效的生產經營協作而形成共生價值，也可以運用線上平臺的整合效能將公司所生產的產品與消費者的需求連接起來形成共生價值。所有參與價值共生的主體也對共生的價值進行分享，從而形成共享價值。早期出現的線上共享平臺之一是房屋租賃，通過共享平臺將有閑置房屋的出租者與需要房屋的租賃者進行有效的連接，出租者的房屋沒有被閑置而形成價值，租賃者則可以少付租金而減少支出也形成價值，租賃平臺通過整合線下的資源參與了價值創造，這就是共生價值；對于共生的價值通過出租者和租賃者的平等討價還價進行分享，出租者獲得了租金收入（扣除成本），租賃者減少了租金支出，租賃平臺通過撮合以及平等的討價還價也分享了必得的收入。

第二種是分工著的實體公司的有效整合而形成的價值共生體系。為了提高社會生產力，分工的深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分工意味著每一個公司都不可能單獨生產滿足最終需求的產品從而創造和實現價值，為此，與最終產品相關聯的公司必須進行協同合作，創造和實現價值，從而形成共生價值；分工也意味著每一個公司離開了與最終產品相關聯公司的協同合作，其自身的半成品并不能帶來價值。而要實現這種協同合作，就必然要求將共生的價值在關聯公司之間進行分享。從這個意義出發，價值共生、價值共享是分工著的公司體系所固有的屬性。

一言以蔽之，無論從公司自身而言還是從公司與外部相關聯的主體而言，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是其基本屬性。公司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創造和實現價值，而創造和實現的價值就是要為四個要素主體提供分享；公司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之所以進行競爭或協同合作也是為了創造和實現價值，而創造和實現的價值也必須在競爭或協同合作的公司之間進行分享。

“大智移云物區”等新技術的出現使得公司與外界進行有效鏈接，實現組織跨界并構成虛擬世界中的跨界組織，也使得公司實體組織的內部科層制結構轉化為信息化下的平行組織結構，從而形成平行組織。跨界組織是相對個體組織或者單體組織而言的，平行組織是相對科層組織而言的，跨界組織的形成使得公司價值創造的外溢性得到進一步擴大，平行組織使得公司內部價值分享的方式得以變化。

（一）虛擬世界與跨界組織

新技術使得實體世界能夠得以完整呈現，并形成了虛擬世界，虛擬世界是以各種信息載體對實體世界的一種反映，它以信息的方式存在?；ヂ摼W、物聯網、虛擬仿真等各種新技術的產生使得虛擬的信息世界能夠完全連成一體，它可以超越實體世界物理空間的阻隔和時間差異的障礙。任何主體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獲得整個實體世界的各種信息；任何主體也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將自身獲得的各種實體世界信息傳輸給相關關系人；任何主體也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將實體世界的各種原生信息通過收集，集中于自身的信息平臺上，并傳輸給信息的需求者，信息平臺成為了原生信息產生者和信息需求者之間的中介。這一中介并不只是簡單地收集和傳輸原生信息，而是利用自身平臺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處理、加工，以滿足同一信息用戶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用戶的同一和多樣需要。不同于實體世界受物理空間阻隔和時間差異障礙而被分散，以信息為載體所形成的虛擬世界可以實現高度的集中、整合（龔強等，2021）。這一特征就為組織的跨界或者跨界組織的產生提供了技術基礎。

為了最大化地創造和實現價值（或者價值共生），組織跨界（或者跨越產權基礎的公司邊界）從而形成跨界組織有著歷史的必然性，但只是在新技術條件下，這種必然性才具有可能性。如果說在傳統的公司制企業中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主要是集中在公司自身這一平臺上，那么伴隨新技術的出現，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則進一步擴展為公司及其利益相關主體所形成的跨界組織平臺上，跨界組織平臺上的每一個主體都是以產權基礎而形成的獨立的利益主體；而跨界組織平臺上的每一個主體只有協同合作才能創造和實現價值?？缃缃M織是虛擬組織，通過網絡及其信息的連接，使各自獨立的實體組織能夠進行有效鏈接，以實現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的目標；跨界組織是關系組織，相關聯的實體組織之所以要通過信息及其網絡體系進行有效鏈接，一方面被鏈接的實體組織之間存在功能互補關系，對于價值創造和實現或者共生價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被鏈接的實體組織之間也存在經濟利益關系，通過實體組織的協同合作而共生價值，并使得所有的協同合作者都能分享這一價值。

在虛擬世界背景下，跨界組織以兩種形式存在：

一是以信息平臺為基礎而形成的平臺上實體組織所構成的跨界組織體系，可稱之為平臺跨界組織，這里的信息平臺具有公共屬性，它可以為一切需要在平臺上與其他組織進行鏈接的主體進行信息互換，并提供其他相關的整合性服務。正是信息平臺的這種信息集中和互換，將不同物理空間和不同時區的組織連接起來，這些組織之所以要進行這種鏈接，是它們之間的業務存在內在的互補關系，通過這種關系的發現、建立和作用，從而產生共生價值，并分享這一價值（王莉，2021）。最典型的信息平臺就是電子商務平臺，這種平臺是事先已經建立并具有公共屬性的，正是這一屬性使得進入平臺的組織具有進退自由的特征。進入平臺的組織借助平臺與其他存在互補關系的組織進行信息的集中和互換，形成平臺跨界組織，以實現共生價值和共享價值的目標。平臺跨界組織的最根本特征：首先是先有信息平臺，才有平臺跨界組織體系的形成；其次平臺跨界組織體系的形成是在平臺上搜尋、聯結、約定和運行的結果，而不是事先確定的；再次平臺跨界組織體系不一定是固定的、長期的，具有權變性特征；最后平臺跨界組織以公共平臺為依托，公共平臺的輻射范圍和運行效率會直接影響平臺組織體系的構建及其運行效率。并且，公共平臺作為一種跨組織的鏈接體，必然會從進入平臺的所有組織的行為協同中形成平臺價值，這種價值也具有共生的特征，是平臺本身與進入平臺的所有組織協同合作的結果。不難看出，平臺跨界組織會產生兩種共生價值：一種是平臺上組織所產生的共生價值（平臺上的供應商與需求者的鏈接而形成的共生價值）；另一種是平臺帶來的共生價值（平臺的建立使得供應商物流成本、結算成本、信用成本降低，而需求者的購買價格下降及服務質量的提高）。

二是以功能互補為基礎形成的產業鏈關系中的所有實體組織所構成的跨界組織體系，可稱之為實體跨界組織體系。撇開新技術所形成的虛擬世界或者信息體系，僅僅就實體世界的產業鏈關系來看，組織要創造和實現價值也不能僅僅依靠自身就可以完成，根本的原因在于在實體產業發展過程中，為了提高生產的效率，分工是一種必然趨勢，分工越細，協同越重要，正是這種協同形成了實體跨界組織體系。另一方面，市場需求越來越個性化、多樣化、多變化，也要求作為供給側的產業組織體系進行重構。應該說新技術的形成為這種實體跨界組織體系的協同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基礎。整體上說，以實體產業為基礎形成的實體跨界組織體系的形式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基于需求者的單一產品的供應鏈跨界組織形式。在這種組織形式下，進入供應鏈的每個組織主體只是為最終需求的單一產品提供某一部件，只有這些部件的組裝才能形成最終的完工產品。需求者通過對這一完工產品的購買就實現了供應鏈上所有組織主體協同實現的共生價值。第二種是基于需求者的多種產品的供應網絡跨界組織形式。在這種組織形式下，需求是多樣化的，但是它們之間也存在相關關系，一種產品的需求不能很好的滿足有可能影響到其他產品需求的滿足。只有同時滿足需求者的這些產品需求時，這些產品的共生價值才能實現或者才能最大。之所以成為供應網絡體系，除了包括滿足需求者多種產品需要所形成的多個縱向供應鏈，也包括為每一個產品供應鏈提供研發、設計、物流、稅收服務、金融服務、信息服務、人力資源服務等的橫向供應鏈體系，正是這種相互交織的縱橫供應體系構成了供應鏈網絡體系。通過這一網絡體系滿足需求者對產品的需要，使得其中所有組織主體實現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第三種是基于需求者的全部需求所形成的供應星系（謝志華，2018；2020）的跨界組織形式。在這種跨界組織模式下，需求主體作為個人、家庭或者作為一個完整的組織主體，他們需要提供全方位的所有需求，為了滿足這一全部需求，必然需要供應星系才能實現。供應星系是仿照天體運行的基本方式而形成的概念，天體是由恒星、行星和衛星構造而成，恒星自運轉，而行星圍繞恒星轉，衛星圍繞行星轉。在供應星系中，恒星企業或者組織是能夠發現和設計需求者全方位整體需求的主體，這種需求具有個性化、多樣化、多變化的特征；為了滿足這種全方位的需求，恒星企業或者組織對這種需求進行全方位的規劃和定制，并向上游供應端提出各種最終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滿足各種最終產品和服務的關聯企業或者組織又向其上上游供應端提出中間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由此而往，直至提供初級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或者組織，從而形成供應星系，供應星系中恒星企業或者組織不僅能夠發現和設計需求者全方位整體需求，而且能夠有效吸納滿足與此需求有關的各個層級的企業或者組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養服務，在這個產品和服務的供應星系中，康養服務的公司作為供應星系中的恒星企業，既為老人提供康養的社區，也為他們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提供一攬子的整體規劃。以這一規劃為中心，通過簽約向所有關聯的組織定制老人個人和老人家庭所需要的各種產品和服務，而這些關聯的組織也可以進一步向外圍擴展，向與其有關的其他組織定制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層層向外擴展從而形成供應星系。顯然在最外層的各關聯組織提供了最終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的基礎要素，通過外層不斷向內層收縮，將這些基礎要素進行生產、加工、組配、整合，最終在約定的時間點滿足老人個人和老人家庭的各種產品和服務需要。供應網絡體系中的關聯組織主體是以縱向和橫向的形式為需求者提供產品和服務，而供應星系中的關聯組織主體則是以需求者的全部需要為目標，以恒星組織為圓心，將需求者的需求全方位向外延伸，并通過最外層的供應者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不斷向圓心收縮，通過每一內層對外層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進一步地組配整合，以滿足需求者的最終需要。不難看出，供應星系價值共生的協同難度最大，恒星企業的整體規劃和定制極為重要；供應星系的價值共享也更加復雜，如何保證星系體系中的每一個組織主體都能獲得相應的收益是實現星系體系價值共生的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星系體系中各組織主體的價值分享通過市場公平公正的討價還價方式得以實現。

（二）信息體系與平行組織

在新技術條件下，以實體為基礎的組織形態會進一步表現為以信息為基礎的組織形態，前者為實體組織，后者為信息組織。實體組織都有自身的實體組織架構、實體人財物等資源，還有實體組織行為包括行為過程和行為結果。實體組織本身以及實體組織的各種實體資源和行為必然有存在的具體物理空間和具體時間，正是這些實體的因素決定了組織的實體性；信息組織是一種虛擬組織，這種虛擬性表現在任何一個實體組織中的所有實體要素包括組織本身、各種實體資源及其組織行為，都以信息的形式而存在。這些信息是人們對實體組織所感知的場景的一種描述，它源于實體組織但又不是實體組織本身，這就是其虛擬性特征。從這個視角看，組織首先表現為履行某種特定職能、實現某種特定目標的實體組織；與此相應，它也是一個信息體系，這一信息體系將整個組織體系最底層所發生的內外部信息按照信息收集、分類、歸納、加工、匯總、輸出的流程，提供給組織內部的信息需求主體，使其能夠進行管理。在信息技術不發達時，傳統的組織主要依靠組織層級進行信息的收集和處理。當組織的規模越大，組織結構越復雜時，組織就有必要通過增加層級和跨度進行信息的收集和處理。新技術的出現使得組織內信息的收集和處理不再依靠人工或組織層級來完成，而是以新技術為基礎搭建的信息網絡平臺來實現，信息實現了共享化。結果使得組織在虛擬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扁平化、去中心化，組織內的分部或者崗位都可以借助信息平臺獲得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并以這些信息為基礎開展自身的各項活動。實質上傳統的實體組織之所以存在科層結構，根本在于科層結構中的每一高層所獲得的信息更加全面、更加有用，從而這種信息優勢必然決定其地位的優勢，最終形成中心。一旦憑借組織的共享信息平臺打破這種信息不對稱，組織內的分部和崗位都能獲得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就可以決定自身的行為，組織的中心就不再必要。可見組織的信息化帶來的是組織扁平化所引起的科層結構作用的逐漸弱化，在組織內部平行組織得以產生。平行組織的基本特征是權變式的，一方面組織內的每個分部都是為了響應外部需求而實時建立的，當外部需求變化時又隨時調整；另一方面，組織內的每一個分部都有自身清晰的利益邊界，它既可以滿足外部需求的需要，也可以滿足組織內部分部需求的需要。它既可以從組織內獲取資源也可以從外部獲取。組織成為了資源集聚和配置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組織的內部成員與外部成員之間都可以實現自由組合，從而達成了組織內部的自組織、自驅動、自增值、自調整（自迭代）。正是這些特征使得組織內部的科層結構轉化為平行結構，組織內的每一個分部主體在地位上趨于平等，組織內部各分部主體之間的關系也逐漸趨于市場關系，市場模擬成為組織內部運行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市場機制不僅僅在組織外部發生作用，也被引入企業內部發揮作用。

不難看出，傳統實體組織的價值創造和實現主要是依靠科層結構下的行政機制來發揮作用的。在這種機制下，價值的創造和實現是由組織的行政中心用行政手段，配置組織內部各個分部或崗位的資源，協調組織內部各個分部或者崗位的行為；同時，也用行政手段對公司創造和實現的價值在各分部和崗位之間進行分配。價值創造和實現及其分配具有很強的行政性。在新技術條件下，信息組織或者說虛擬組織的產生，使得組織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組織中分部或崗位具有了獨立的利益和平等的地位，可以通過市場模擬的方式進行價值創造和實現。這樣各分部主體之間要通過相互協作共生價值，并以市場討價還價的方式實現共生價值的分享，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才能真正得以有效實現。

總之，自公司制企業出現后，盡管公司財務管理目標經歷過所有者（股東）利益最大化、公司價值最大化以及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但都沒有觸及到公司財務管理目標的本質。公司之所以形成，就是作為一個資源集聚的平臺，通過這些資源的協同整合，創造和實現價值，也就是價值共生，它決定了公司的價值基礎屬性；公司之所以形成，也是作為一個產權主體而獨立存在，公司必須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公司是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它決定了公司的產權基礎屬性。為公司價值創造和實現的各要素的提供主體必須要分享公司創造和實現的價值；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不僅僅取決于公司平臺上自身所擁有的四個主體所提供的四種要素，而且依賴于外部環境。

如果說公司的產權基礎屬性使得公司的利益不可以越雷池一步，那么公司的價值基礎屬性就使得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活動必須外溢。在新技術條件下，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活動的外溢，出現了跨界（跨產權主體）組織及其體系，通過這一體系實現價值共生，并由這一體系中的各組織主體分享共生價值。新技術不僅使得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實現在外部采取了跨組織的形式，而且在內部采取了平行組織的形式，平行組織依靠的不是行政機制的作用，而是市場機制的作用創造和實現價值，結果使得組織內部的分部或者崗位都以平等的地位提供要素，共生價值，又以獨立的利益主體分享價值。

所以，公司制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一開始就是價值共生和價值共享，其后，這一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變化的是自身共享主體的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