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樂，一直被認為是廣告界翻譯得最好的品牌名。不但保持了英文的音譯，還比英文更有寓意。可口可樂四個字生動地暗示出了產品給消費者帶來的感受——好喝、清爽、快樂——可口亦可樂。讓消費者胃口十足，“擋不住的感覺”油然而生。

　　也正因如此，可樂逐漸成為飲品類的代名詞和行業標準。據說，Pepsi在進入中國時也被迫翻譯成“百事可樂”，而不是“百事”。

　　可樂是怎么創造出來的，大家可能早有耳聞，但它的命名過程，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1886年，美國亞特蘭大市的藥劑師約翰·潘伯頓無意中創造了可口可樂。他的助手，會計員羅賓遜是一個古典書法家，他認為有兩個大寫字母C會很好看，因此用Coca-Cola作為這個奇異飲料的名稱。

　　上世紀20年代，可口可樂已在上海生產，一開始翻譯成了一個非常奇怪的中文名字，叫“蝌蝌啃蠟”，被接受狀況可想而知。于是可口可樂專門負責海外業務的出口公司，公開登報懸賞350英磅征求譯名。當時身在英國的一位上海教授蔣彝，便以“可口可樂”四個字擊敗其他所有對手，拿走了獎金。

　　現在看來，可口可樂真是撿了個大便宜，350英鎊的成本換來今天在中國數十億的 銷售 額。

　　據悉，蔣彝的后人還要將可口可樂告上法庭，把幾十年來應得的利益討回來。

　　有人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很多洋品牌進入中國都被我們翻譯得恰倒好處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比如汽車中的Benze一開始翻譯成了“笨死”，香港又叫“平治”，直到找到“奔馳”這個貼切的譯名，才開始在中國大地奔馳如飛。

　　BMW翻譯成寶馬堪稱神來之筆，至于被叫成“別摸我”，如同把CBD解釋成中國 北京 大北窯的簡稱(CHINA BEIJING DABEIYAO)肯定讓創始人不高興。

　　翻譯得舒服，就像給品牌撓了一個千年大癢。

　　成功的例子還有很多。

　　Walk man是索尼的發明。最初，索尼將Walk man定義為能夠隨身攜帶的播放機，后來，所有能夠隨身攜帶的播放機都被叫做Walk man.當然，這也是索尼的一個巨大的決策失誤，他沒有將Walk man當作品牌來做，而是當作產品來推廣。

　　Citibank花旗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沒有人能夠追溯當時是誰翻譯了這個名字，但它的來源很有意思。據花旗的一個朋友說，之所以要翻譯成這個名字，只是因為它來自美國，而美國的國旗很花哨。

　　再來看一個反面例子，KPMG畢馬威會計事務所。

　　“畢馬威”這個名字雖然并沒有太壞的聯想，但在發音時，容易讓中國人想起“齊天大圣”，容易讓人誤以為是鄉鎮企業。

　　KPMG在70年代末進入大陸市場，他的負責人要在工商部門注冊，而不懂中文的他們就將公司三個創始人的名字，Peat，Marwick，Mitchell的諧音注冊成了公司。當然，現在“畢馬威”已經是國內著名的財務公司，另改一個中文名字會給企業帶來無形的資產流失，對于“畢馬威”來說，已經沒有必要。

　　但如果在品牌聯想越來越重要的今天，還有人起這樣的名字，對企業將是致命的。

　　為企業和產品命名就像為自己的兒女取名字一樣，父母非常注意孩子的名字有哪些寓意。

　　而對于企業來說，名稱最好能夠準確地向消費者傳達品牌的內涵，使品牌更加精致、有親和力。

　　一個好的名字應該承載一個品牌的內涵，傳達品牌主張和承諾，幫助老板們打下一片疆土！